复仇报怨母题与唐代豪侠精神

唐代文化精神中,豪侠精神与恩仇伦理形成了会通融合,具有唐代自身的系统性、开放性并初具类型,更加细密化。唐代血亲复仇主体身份,更加具有平民化倾向,被当作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正面形象讴歌。唐人开始认真地看待复仇的正反两方面社会意义,较为从理性上思考私自复仇对于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唐人写狐精报仇故事,一般都具有豪迈粗放的喜剧色彩和幽默感。唐人还生发出更为复杂的马报仇故事,突现出对于人马恩遇关系的进一步理解。     

对元曲《借马》的再认识

元代著名曲作家马致远所作套数〔船涉调·耍孩儿〕《借马》，久享盛名，但其主要人物形象马主人，向来被看作是“吝啬者”、“悭吝人”，对此，本文作者认为，马主人是一个“马癖”形象，具有癖物者共有的“善解物性”的本质特征。有癖之人对所癖之物往往有痴迷的热爱和执著的追求，因而他们往往有所发现，有所创造，癖者是文化精英中的一个群体，对文化的发展有推动作用。马致远塑造的马癖，是中国古代文学中首出的崭新形象，具有开山作用，对《聊斋志异）等作品的类似形象的塑造，有深远的影响，从而开拓了文学题材创作新的领域，应重新审视     

唐人小说中胡人形象的多向生成

唐人小说中的胡人形象充满了奇幻色彩,与唐人小说的传奇色彩不谋而合,文章主要从横向的社会促成和纵向的文化积淀两方面探讨唐人小说中胡人形象的生成原因。     

侠文化视野中的胡人形象

唐五代"胡人识宝"故事中的胡人形象,受唐代任侠风气的影响,充满了侠义精神。胡人是他者,是输出者,而国人则是接受者。胡商的进入,是一种异质文化的输入。唐人将这些舶来品按照自己的意识去加工,使这些形象成为"加入了文化和情感的客观和主观因素的个人和集体的表现",其中"情感因素是胜过客观因素的。"[1]因此,唐人笔下的胡人是作家个体及华夏民族集体无意识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     

汗血马、中西交流与豪侠英雄气概

汗血马流血,是马的体内寄生虫所致,又说是因毛皮上的红色斑痕所致。改良马种,是农耕民族以西北游牧民族为参照进行的持久努力,往往期盼“宝马龙种”的“惯常思路”。汗血宝马的咏叹,是注目外域、试图把主体意识推展到人马相通互助的抒情模式,有一种豪气奔涌的博大情怀在外射。其往往牵连着西北草原文化的风光,表现了唐人一种容受外来文化的开阔视野和胸襟。义马救主的叙事思路,来自中古汉译佛经。     

从睡简《日书·马裸篇》看非子始封秦亭

非子因善养马而被封邑于“秦”并续赢氏祀,开始“秦赢”时代。但早期秦人如何养马,有着怎样的养马实践和认识,史载语焉不详。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日书》之《马襟篇》,生动而形象地揭示了早期秦人的养马观及其经验累积。《马襟篇》所展现的秦人“善息马”实绩,实际是以西汉水——渭河牛头河流域一个特殊的区域为地缘背景,早期秦人的“息马”传统和文化在时代上一定是跨越了非子邑秦之前的赢姓和其之后的秦赢时期,直至秦人翻越陇坂,跃马东向,图举霸业。从《马襟篇》文献可以探究非子封于秦亭的必然因素：早期秦人通过代代努力实践与探索,掌握了养好马的基本规律,为其最终登上历史舞台奠定了社会和物质的基础。     

跨文化视角下的英国“马文化”

马在英国社会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上到王公贵族,下到平民百姓,对马都是情有独钟。马文化在英国可谓最具代表性,从养马、驯马、骑马,到赛马、赌马。马成了英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朋友。而在英语文化中关于马的联想总是和忠诚、勇敢、温和相关的。本文将从英语语言中的马文化、英国马术以及马与英国皇室之间的关系几个方面来说明马文化在英国人的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     

跨文化视域中的英汉"马"隐喻对比研究

英、汉两种语言中都存在着大量的以马作喻体的隐喻，英汉“马”隐喻的偶合体现了中西文化的重合性；两种语言中“马”隐喻的失配现象，反映出中国与英语国家之间在地域文化、价值观念、民俗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而英汉“马”隐喻的交融，则为我们展现出一幅中西文化随着相互借鉴与交流而日益趋同的发展前景。     

诗人·马·驴 --古代诗人创作心理蠡测

古代诗人的创作中有大量咏马写驴的作品,诗人借马以写壮怀,借驴以抒逸情.咏马写驴反映的是中国文人们的两种价值追求和不同的审美心理.诗人借马展示的是一种英雄形象,借驴实现了一种诗人的造型,从而表现了古代知识分子对"侠"和"儒"两种角色意识的追求.     

《诗经》之马文化浅析

<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集,作为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经典之一,它向我们展示了先民博大精深的相马文化,马的形象不仅是周代社会生活内容的载体,还是周代重要美学理论命题和范畴的形象反映.认为,与先秦其他的典籍不同,<诗经>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很少以直接的概念表达方式,而是以艺术形象的方式,展现了我国西周和春秋时期劳动人民丰富多彩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感受.<诗经>中马的形象便是这种描写方式的重要代表.     

汉代“传驿马名籍”简若干问题考述

五至十二岁是汉代马匹的正常服役年龄,在"传驿马名籍"简中的"乘"与"柱马"有特定的含义,不是"骑乘"与"待用的马"."乘"即"騬",是指去势的公马,与牝、牡相对;"柱"同"主","柱马"即"主马",是指驾车的辕马."卒"与"倅"、"萃"通,"倅马"即副马,与"柱(主)马"相对.     

唐人小说中的龙意象及其文化意义

龙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常见的意象 ,但是唐前小说中的龙没有鲜明的形象特征 ,数量也不多。至唐以后 ,龙的形象有了质和量的飞跃 ,呈现出“亦兽亦人”“亦真亦幻”“至情至性”的特征 ,从而反映出传统龙文化、六朝志怪、宗教对唐小说创作的影响 ,以及唐人小说创作观念的变化。     

“祛魅”与“复魅”：论传统武术网络媒介形象崩解

“马保国事件”消解了武术网络媒介形象,表现为荒诞式的话语呈现、断裂化的媒介记忆、消遣式的网民参与,主因是基于视觉媒介的武术欣赏结构变化、媒介奇观效应下的围观扩散、权威话语缺席下的情感消费。在武术与网络的交互关系中,媒介导致武术形象多维消解,集体参与加速武术形象崩解,武术符号形象与现实发展脱节。遏止武术网络形象崩解并重塑积极形象,需利用媒介搭建武术认同基础,推动武术形象正常化发展,多维度强化武术教育。     

非子息马始秦主因的文献与文学考察——以睡简《日书·马禖篇》为中心

非子邑秦是秦人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早秦研究中占有显要地位.非子邑秦的主因是非子善养马而被周孝王封“秦”,并续赢氏祀,开始了“秦赢”时代.但早期秦人有着怎样的养马实践和认识,史载语焉不详.睡简《日书·马禖篇》生动而形象地揭示了早期秦人的养马观念及经验累积,实际是以西汉水——渭河牛头河流域一个特殊的区域为地缘背景,展示了早秦独有的畜牧才干.从《马禖篇》可以探究非子封于秦亭的必然因素,从而以另一个视角发现秦人由弱渐强、最终登上历史舞台并盛演一时的端倪.     

河湟的失陷与收复在唐诗中的反响

河湟失陷,在唐代君臣和朝野上下引起极大震动。百年沦陷期间,唐朝君臣时刻梦想着收复失地。张议潮起义,驱逐了吐蕃人在这一带的势力,表示归顺唐朝,曾令唐人欢欣鼓舞。唐诗是唐代社会生活和唐人思想情感的反映,唐诗中表现了唐人痛失河湟的悲伤、收复河湟失地的呼声和欢庆河湟收复的心情,歌颂了朝廷的决策和河湟恢复斗争中的英雄张议潮等人,也反映出唐王朝与归义军在河湟问题上的不同立场。     

跨文化视角下英语民族和蒙古民族涉“马”习语之语义探究

英语民族和蒙古民族(以下简称英、蒙)语言中含有"马"的习语数量众多并丰富多彩,究其原因在于两个民族对马的热爱和崇拜。英、蒙涉"马"习语的生成及演变,映射出了英、蒙两个民族对马的认识过程并反映了各自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而英、蒙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民俗习惯、社会心理等文化现象亦使得英、蒙涉"马"习语的语义和文化内涵日益丰富深刻。进行英、蒙习语的文化含义研究,对语言文化研究有重要意义。     

论伯乐、九方堙为秦穆公"求马"

伯乐据说"善治马""善驭马",而更多迹象表明,伯乐是早期相马技术经验的总结者.伯乐有晋人秦人或赵人秦人异说.有学者认为,"春秋之末似有两伯乐",一为"赵人","另一伯乐为秦人也".而《吕氏春秋·观表》说到"古之善相马者","秦之伯乐、九方堙,尤尽其妙矣",是值得重视的信息.《淮南子·道应》有伯乐推荐九方堙为秦穆公"求马"的故事,其中说到"相马"的技术与理念.伯乐举荐九方堙为秦穆公求"良马","三月而反报""得马""沙丘","马至,而果千里之马",或说"马至,果天下之马也"的故事,使人联想到汉武帝时代向西北方向寻求优良马种以充实天子之厩并提升汉王朝骑兵军团战马素质的努力.伯乐、九方堙为秦穆公求"天下之马"事,或许可以看作汉武帝时代"天马"追求的历史先声.     

月老传说与唐人婚恋观的小说观照

月下老人在中国民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一形象最初出现在唐人李复言的小说集<续玄怪录>的<定婚店>中.月下老人红丝结缡以定男女姻缘,实际上反映了唐人姻缘前定的观念,是唐人命定观的表现之一,这一观念在唐人小说中多有艺术化的再现.     

中国文化中的“马”

马为十二生肖之一,又为＂六畜＂之一,我国丰富多彩的文化,不少都与＂马＂有关。 八卦起源与＂龙马＂ 解读《周易》生成的版本之一是＂龙马负图＂。《易·系辞上》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黄河龙马负图,洛水神龟负书,伏羲看到后萌生灵感,效法创造,于是闪射出了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八卦＂,龙马与八卦就结下了不解之缘,龙马即地马;故《周易》乾卦以＂龙＂为喻象,坤卦以＂马＂为喻象。干宝释曰：＂行天者莫若龙,行地者莫若马,故乾以龙爻,坤以马象＂;《春秋说题辞》曰：＂地精为马＂。《周礼·夏官·廋人》曰：＂马八尺以上为龙＂,总之,天上的龙对应着地下的马。随之,由龙马负图,又演绎出了＂龙马精神＂——一种奋发向上、奔腾不息、一日千里的中华精神。     

传统儒家人—物役用关系的多元诠释及其现代价值——以“络马首，穿牛鼻”问题为中心

“络马首，穿牛鼻”是《庄子》表达其天人之思的基础问题。在儒家系统中，这一问题被转换为“服牛乘马”问题，其诠释过程呈现出思想发展的内在互动和多元演化。先秦两汉，儒家“圣人说”与“受命说”奠定了人—物关系的权威秩序，赋予人与马、牛役用关系的现实合理性。宋明时期，儒家“天理自合如此说”“用物之道说”建构出人—物役用关系的新论述，背后则是本体论、工夫论和价值论互嵌交织的深层结构。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文明交汇碰撞，儒家开始从社会发展的宏观视域重新审视自然与技术关系，“络马穿牛”问题背后的人—物役用关系亦被纳入其中进行反思与新诠。“络马穿牛”以及“服牛乘马”问题既是观察儒学及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重要视角，也是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智慧的人文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