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赋役户籍和基层职役的“朋名”

"朋名"即共同朋合使用一个名称,是村族社区利益攸关者在赋役户籍登记及基层职役呈报中的共有名号,并非当时实际人户。明清时期,里(图)甲的总户和子户户籍的朋名现象在徽州十分常见,图正、乡约、保长、保正、族正等基层职役亦存在朋名佥报。"编造户籍""佥报职役"本是明清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规范和要求,然而,由于户役因循、里户式微、里役和职役繁苛、人口大量外徙等因素,这种强制规范经历了由国家"实征"趋向民间"朋应"的发展历程,基层社会从而普遍存在朋名立户和朋充应役现象。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国家与社会博弈的结果,也是明清基层治理从制度到契约的集中体现。     

北宋前期役制变迁探析

北宋前期役制继承了唐末、五代役制的发展成果,表现出新的特征,包括主体役种由力役向职役的更迭,征役对象由人丁的年龄向资产的迁移,服役范围也由中央用役向地方用役为主转变。这些特征的出现不仅根基于唐末、五代中央与地方的分权背景,也与唐宋之际财政和赋税制度的变化息息相关。北宋前期役制的变迁有利于减轻百姓负担,实现役制公平,也代表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役制发展的方向。     

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变革与地方基层组织的变迁

里甲是清王朝建立后征收赋役的地方基层机构。清政府以里甲制赋役,有田则有赋,有丁则有役。针对里甲组织编审不实、控制田地混乱而进行的赋役制度的改革,使里甲制度的存在条件不断遭到破坏而衰落,负责编查与管理人口的保甲组织地位日益上升,并取代里甲组织的经济职能,出现了雍乾以后控制地方“惟保甲是赖”的局面。     

简论两税法的内容及其历史地位

两税法是唐代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适应当时土地集中、商品经济发展的赋役制度。两税法的总原则是“量出制入”,其主要特点是以资产定税。这一制度否定了“以丁身为本”的赋役制度,征税标准从人丁转移到土地资产,对唐朝后期的政治以及唐以后历代税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发展中的里程碑。     

制度基础与财政改革——明代一条鞭法改革前湖北地区的赋役货币化演变

明初的"洪武型财政"以实物本色与亲身行役为主要内容,编户与国家之间存在着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湖北地区的赋役结构在明初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中东部地区以田赋与湖课为主要的收入,西部地区的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到了弘治年间,湖北的地方州县开始对运往京库的部分田赋折银。至嘉靖年间,地方州县赋役折银的范围与比例都进一步扩大。在部分州县,役的银差与力差在明中叶已实现全部折银;田赋的征收以"一条边"(1)的形式展开;夏税秋粮折银的比重也相应增加,存留本地的部分已多过起运京师的部分。由此可见,湖北地方州县的赋役货币化演变自弘治年间已开始,这种来源于民间社会自下而上的改革实践,使万历年间朝廷自上而下推行的赋役改革在一个半世纪的准备下得以进行。湖北地区自弘治年间开始的赋役折银与赋役合并,是经济领域的白银货币化对赋役制度的冲击,同时也是万历年间财政改革的前期铺垫。从更深远的社会意义上来说,赋役领域的货币化趋势,推动了明代国家的转型,使国家与编户齐民之间从高度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变为货币关系,编户的人身依附减轻。可以说,万历年间的财政改革,是赋役制度自下而上变革的延续与突破,而不是改革的开始。     

论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变革与里甲制度的衰落

清王朝建立后,以里甲制赋役,“有田则有赋,有丁则有役”,针对里甲组织编审不实、控制田地混乱而进行的赋役制度的改革,使里甲制度的存在条件不断遭到破坏而逐渐走向衰落。     

汉唐土地、赋役制度与农民历史命运变迁--兼谈古代农民问题的研究视角

研究古代农民问题的传统视角是从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冲突层面分析农民破产、流亡的原因,对土地、赋役制度的缺陷注意不够.汉唐时代个体农民的普遍性是国家授田制的实施结果,无论是在授田,还是在占田、均田的名义之下,农民在本质上都是国家的课役农,都依附于国家;而以丁身定额征收田税、赋役的制度则加速了自耕农的破产,使农民由国家课役农转变为地主依附民,是赋役制度的缺陷使农民走上破产、流亡以至于揭竿起义之路的第一动因.两税法部分地舍人而税地,国家对农民人身控制弱化,也放弃了用行政手段调整土地占有状态的努力,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农民与地主的冲突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差科簿中的破除与蠲免——以《唐令狐鼠鼻等差科簿》为中心

唐代租庸调以丁身为本,各类籍帐以登载丁中、防止户口脱漏为主要目的。户籍三年一造,计帐每年一造,在造籍造帐之间,丁中因身死、终制、逃走、新获免役等诸多身份变动无法及时体现在户籍计帐中。差科簿在非造籍年、非造帐时段丁中变动的登载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以确保基层税务工作正常运转。从控制丁中、防止脱漏的角度来讲,差科簿是对户籍、计帐功能的补充与延伸。《唐令狐鼠鼻等差科簿》是县在一段时间内对新增的或需破除或需免役丁中的清点。这些群体虽然蠲免凭证、免役流程不同,但均会在一段时间内统一清点后汇总呈于州县审定。唐前期的赋役制度以丁身为本,而丁口死亡、逃走、社会身份变动需要地方基层政府适时将这些变化反映在籍帐上,故而对丁口的反复造簿也就不可避免。《唐赵恶奴等户内丁口课役文书》《唐赵须章等貌定簿(?)》详细记载户内丁口课役情况,它们与《唐令狐鼠鼻等差科簿》都反映了地方基层政府造簿工作的频繁,体现了以丁身为本的赋役制度的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着唐代赋役制度改革从丁身为本走向以资产为宗。     

“摊丁入地”的由来与发展

“摊丁入地”或曰“地丁合一”,是封建社会赋役制度发展的终结,它集中体现了赋役自身固有的规律。它的特点就在于,将人丁的封建负担——丁役及其折色丁银,摊派入田地之中,使之与赋税一元化。明代嘉靖、隆庆间出现的“通将一省丁银,均派一省徭役”的原则,意味着徭役及其折色的一部分开始从人丁移向土地(税粮);从形式上看,丁银与地银并存,实际上地银中已包含了一部分丁银。因此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一条鞭即部分的摊丁入地。清初的“摊丁入地”则是一条鞭的进步发展,或者说是完全意义上的一条鞭,故当时人称“摊丁入地”是把丁银“归入地粮内一条鞭征收”。然而从一条鞭到地丁合一的转变,以及摊丁入地的展开,却呈现出一系列历史的复杂性。     

朝鲜王朝前期的女真向化人

朝鲜王朝前期,一些住居在咸吉道的女真部落,或是住居在朝鲜近境的女真人物,逐渐放弃了自身女真人的民族特征,被归化成"朝鲜人"或是"准朝鲜人"。他们作为"向化人"定居于朝鲜境内,享受着朝鲜王朝给予的安抚及优待政策,其酋长担任朝鲜官职,属民向朝鲜王朝承担赋役,并且与朝鲜人互通婚姻。因而在朝鲜君臣看来,他们已与本国人无甚差异。也恰是基于此种情形,朝鲜方面依照本国法律或专门针对向化人而制定的法规,建立起了对女真向化人的有效管治。朝鲜人与女真人两大族群毗邻而居数千年,双方交往密切,彼此互有同化,而朝鲜王朝前期的女真向化人恰是其中的一类典型人群。     

专题视点:乡里制度与地方控制

制度史研究,主要根据律令规章、文书档案及史传碑铭等相关材料,考述制度之形成、内涵、某项或某类制度在制度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并探究其根源与意义;历史地理研究,主要关注诸种地理空间要素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空间要素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探究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将制度史研究与历史地理研究相结合,则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眼于制度的实行过程、空间展开及其区域特性,考察某一项制度（如乡里制度）被推行到全国各地区的过程、在实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区域差异,分析制度性规定如何“落实”到具体的地方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体系之中,从而形成“地方性的制度”,以揭示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历代王朝对于广大疆域范围内不同人群、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形态各异的不同区域的控制,包括政治控制与社会控制两个层面。所谓“政治控制”,乃是通过军事征服、暴力强制与威胁、行政管理等权力手段与方式,实现对于特定区域范围内诸种人群的人身控制,资源占有、分配和利用;“社会控制”,则是指在政治控制的基础上,以社会关系体系的建构为中心,通过对社会诸种力量的利用、组合,社会资源的分配,将特定区域的社会关系体系纳入到政治控制体系之中,使之成为政治控制体系的一部分或同构体,实现社会体系与政治体系的耦合。无论政治控制,抑或社会控制,均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性安排,将不同地区的各种人群“固定”在王朝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体系中,使之成为体系的组成部分。所谓“乡里制度”,简言之,就是由“乡”“里”构成的乡村控制制度,是王朝国家立足于统治的需要而建立的、县级政权以下的、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乡村民户与地域、以最大限度地获取人力与物力资源、建立并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控制制度。它是王朝国家为主导建立的、自上而下地控制乡村资源、社会与文化的制度,其目标在于控制乡村民众的人身与物质财富、建立并保持王朝国家在乡村的统治秩序。在这个意义上,乡里制度乃是王朝国家诸种统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是王朝国家控制地方的工具。而在王朝国家的诸种基本统治制度中,乡里制度（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田制和赋役制度）的地方差异性表现得最为突出。基于以上认识,我们组织了两篇文章。《汉代乡里制度的几个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侧重于讨论乡廷、里治中的位置,乡司、游徼、亭长职司分划及其辖区的空间关系,以及乡、里与亭、丘的关系,试图将乡、里进一步落实到具体的地域空间上。《“旧官人、首望及为乡闾所服者”:唐初西州治理的社会基础》则试图讨论,唐朝主要依靠哪些人去治理其新征服的区域（如西州）,特别是依靠哪些人在西州实行唐王朝的乡里制度,以有效地控制西州地方社会。两篇文章考察的问题均相当具体细致,而其试图将制度史研究与历史地理研究相结合、将王朝国家的政治控制与社会控制相结合展开考察,这样的努力方向却是清楚的。     

论北宋职役的财政属性及其影响

宋代,职役已深入到国家财政、行政、治安等方面,成为国家机器运行的客观需要.职役具有国家凭借政治权力,采用强制手段,将部分财政支出、财政欠收的风险以及财政运行和调度的成本,转移给应役民户的财政属性.职役的财政属性在为国家节省大量财政支出的同时,增加了应役户的负担,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从敦煌户籍残卷看唐代籍帐制度

籍帐制度系唐代重要典章之一,它为唐政权收取租庸调提供了重要依据。对此问题,史学界尚欠认真的研究。本文根据敦煌户籍残卷中的有关材料,对唐代的籍帐制度作点粗浅探讨。籍帐,包括籍与帐两个方面。籍指户籍,它记录每一农户的生齿与经济状况,国家政权因之而掌握大批编户;帐指计帐,它在统计农户人丁数目的基础上制出课役预算,封建朝廷据此而收取赋税租调。籍是帐的基础,帐是籍的目的。二者既互为表里又浑然一体,是李唐政权保证其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措施。     

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社会控制

明清时期的江南是王朝统治的一个基本经济区,是帝国的财赋重地,州县行政十分繁难.同时又因科举兴盛,官绅密集,工商地主的力量较为强大,是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极容易产生矛盾而问题丛多的地方.州县是王朝统治的基础,州县行政的有效施展是地方发展的前提.江南民间的赋役重困、吏治的诸多腐败、社会的繁多矛盾、王朝的秩序危机等等问题,都需要从基层的州县行政开始清理.那种紧张的官民关系、官府在赋役等方面给贫苦民众带来的巨大压力以及其间勉强维持的平衡状态,都是州县官府面临的现实问题.江南地域社会中应该存在的“县社会”颇受乡宦巨室的影响,都需要州县官员细心把握地方绅士们的动向,避免其间可能对官方施政造成的威胁和危害,并充分利用其影响力,促进官府对于城乡社会的全面控制,尽力引导地域社会趋向良性发展.     

传统赋役减免制度的亲属伦理旨趣新探——兼论未来中国个人税负法制的亲伦改良

传统中国历代王朝出于对亲属间基本情感和伦理义务的尊重,设计制定了一系列赋役减免制度。这些制度,旨在协助民众履行其对父母妻子的伦理义务,以个人伦理义务的履行为国家秩序之基础。这些制度所蕴含的亲属伦理旨趣,也许可以成为治疗当今中国个人税负法制无视纳税人之家庭伦常责任之弊端的有益借鉴。     

关于明朝的籍贯与户籍问题

王毓铨辨析“籍是籍、贯是贯”,有助于澄清以往的模糊认识,但又有矫枉过正之嫌,从明代文献看,当时“籍”与“贯”的含义已经混融趋同.明代不少人既有原籍(也称祖籍、本籍等,即祖先著籍地),又在其他地方占籍(也称附籍、著籍等,即户籍登记地),参加科举考试、佥派徭役等场合例以后者为准；但在日常生活中,并无确定单一籍贯之必要,史籍和地方志著录人物籍贯时也没有统一标准.明代的户籍,可以区分为基本户籍和次生户籍两大类,前者之间不能兼容并存,但可在其上叠加次生户籍；后者有的属于役籍,有的则与徭役无关,都是在基本户籍的基础上编定的,因此可与基本户籍兼容并存,而且一种次生户籍之中往往包含数种基本户籍.役籍与职业之间,虽然不能说毫无关系,但确实也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     

明代粮长雏形再论

粮长制度是明代田赋制度一项重要而特殊的内容,明代粮长制的雏形与王恺在金华实行的里长征粮制以及明初江南富户征调都没有直接关系。从承役方式、职能和催粮数额等方面来看,明初江南地方里长与其后的粮长具有相通之处,应是明代粮长的雏形。明代的粮长制度正如明代的黄册制度一样,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元代浙西等江南地区的相关赋役制度。     

汉武帝时期的战争与财经政策

汉武帝“亲承文景升平业”①,在统治地位稍事巩固以后,便一反汉初“无为而治”的方针,实行“多欲”政治,“追高文之宿恨,藉四帝之储实,于是定朝鲜,讨西域,平南越,伐匈奴”②。干戈不休,“竭中国以役四夷”③,使西汉王朝出现了严重的财     

秦汉复除制述论

复除,简称“复”,指依据法律规定或国君的临时诏令,免除人民应纳的租税和应服的徭役。它是伴随赋役制度而产生的,对赋役制度起一种补充和调节作用。复除最初称“施舍”或“舍”,《周礼》载:“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郑司农注云:“舍者,谓有复除不收役事也。”南宋徐天麟在《东汉会要》卷29中说:“汉之有复除,犹《周官》之有施舍,皆除其赋役之谓也。”春秋战国时,出现了有关复除的明确记载。如魏国考选武卒,“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     

朝鲜王朝初期货币改革的历史逻辑——以博弈论为中心的研究

朝鲜王朝初期,国家为普及货币交易、重塑市场经济秩序,开始推行从中央到地方的货币改革。通过对朝鲜王朝经济史料的爬梳,运用博弈论分析央地、官民之间在货币改革过程中的历史逻辑,研究发现：中央对地方的调控力度及政府对民意的回应,成为影响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政府层级的设置是中央命令能否有效传递的关键,对改革成败发挥重要的作用;央地关系与官民关系的调适需要吸取传统行政管理的经验教训;在博弈论视域下,前现代化的王朝式货币改革有其独特的历史逻辑,值得深入探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