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和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旨在探讨处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如何影响实体经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决策。为此,文章通过价值链上游度衡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境外投资企业名录识别企业OFDI项目数,并利用负二项回归等计数模型评估两者的因果关系。估计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对实体经济企业OFDI决策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企业价值链上游度越低（或越下游）,OFDI倾向越高。区分OFDI类型的深入研究表明,这种负向关系主要体现在市场寻求型OFDI,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决策在总体上与企业价值链位置无显著关系。进一步考虑国内市场规模的影响后,文章发现,国内市场规模对这两类O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作用与价值链上游度负相关。由此可知,在国内市场规模大的行业,价值链下游企业开展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倾向更强,反之,上游企业OFDI倾向更强。     

外资进入促进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吗？——基于中国微观企业的经验证据

外资进入是否改变了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在刻画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的动态演进基础上,探讨了外资进入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的影响。研究表明：2000—2013年中国企业上游嵌入度不断提升但程度较小,下游嵌入度相对较大却持续下降,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整体为负但攀升态势明显;外资进入推动了企业上游环节的嵌入度,对下游环节嵌入度产生明显锁定效应,整体上外资进入的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效应表现出显著负向作用;一般贸易企业、外资企业、劳动密集型及低技术水平企业同行业外资进入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负向效应明显;进一步的动态效应和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外资进入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表现出显著动态抑制作用,会通过融资约束效应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从而有利于缓解外资进入的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风险。     

全球价值链、出口国内附加值与比较优势：基于跨国样本的研究

本文利用现有的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出口国内附加值和GVC显示性比较优势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率和出口国内附加值、GVC显示性比较优势呈倒U型关系;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与出口国内附加值、GVC显示性比较优势呈U型关系。引入国家组别交互项后,在促进国内附加值出口和提升比较优势方面,全球价值链对参与率较高、处于价值链下游的发达国家的影响要强于同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而对参与率较低、处于价值链上游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要高于同水平的发达国家。本文结论的政策含义表明,GVC参与率较低的发展中经济体应积极融入价值链生产,并且向价值链上游攀升,这将有利于发展中经济体获取较高的出口本国附加值收益和实现贸易竞争力的提升。     

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为了降低经济不确定性和谋求共同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越来越多国家选择加入各类区域贸 易协定(RTA),这势必会对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产生深远影响。本文运用纵向测量法构建区域贸易协定 深度,计算中国参与并仍在生效的贸易协定深度,分析其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结果 显示,协定深度可以提高我国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抑制后向参与度。在异质性分析中,不同RTA 类 型的作用方向相同,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从缔约国类型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协定深度效应与总体结 果相同,在混合型协定中,协定深度作用方向则完全相反。在发展中国家的协定中,提高协定深度只对后 向参与度有促进作用。核心条款中,电子商务和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深度可以提高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 度,减少后向参与度,对提升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影响最大。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污水排放特征分析

使用1998—2007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通过综合简约化模型,研究了三种污水排放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工业废水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倒N型曲线关系;人均生活污水排放量会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而增长;生活污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典型的倒U型曲线特征。就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而言,我国在经济发展的较低水平上就已经越过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转折点。研究结果也反映了生活污染物的排放比工业污染物的排放更加难以监管。     

中国工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对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

本文将全球价值链理论与技术进步理论纳入统一框架,测算中国工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与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探讨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对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工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与节能技术进步呈现正U型曲线关系,只有进入拐点右侧,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才会促进节能技术进步,且嵌入方式、嵌入方向与嵌入类型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复杂嵌入方式、前向嵌入方向与经济嵌入类型促进技术进步偏向于节能;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演变产生的技术溢出、市场竞争、路径依赖与污染转移效应四种作用机制相互抗衡、相互制约,共同决定中国工业技术进步方向。     

价值链理论视角的我国企业集群隐性升级

全球价值链的现状是一个"放大"了的准等级型集群价值链。显性升级是企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U型曲线上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的位置攀升,是技术导向性的升级模式;而企业集群隐性升级本质上是企业集群治理效率的提升,倚重于集群网络资本的生成与整合。与显性升级相比,全球价值链分工和我国产业格局现状决定了现阶段我国企业集群采取隐性升级模式更具可行性。章丘有机玻璃集群和诸城汽车企业集群的升级案例探索了我国地方企业集群隐性升级的实现路径。     

区域一体化加剧了土地财政依赖吗?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以长江经济带及其上、中、下游地区为研究对象,从理论上刻画了区域一体化影响土地财政依赖的内在机理,并在考虑空间滞后效应的基础上,采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考察区域一体化及其分解指标对土地财政依赖的影响。结果发现,区域一体化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具体表现为：①长江经济带整体及其中、下游地区的区域一体化与土地财政均存在显著倒“U”型曲线关系,当三个区域的区域一体化水平分别达到0.889 6、0.964 5和0.967 1,即约2049年、2057年和2031年左右,各区域土地财政依赖将会降低,而上游地区区域一体化每增加1%,土地财政依赖将增加0.603 9%。②从区域一体化各分解指标来看,经济一体化与土地财政依赖的倒“U”型关系最为显著,且长江经济带将在经济一体化达到0.963 2时进入全域范围的土地财政依赖下降阶段。而社会一体化每提高1%,土地财政依赖将增加0.011 7%～0.121 6%。此外,仅在长江经济带整体尺度下,空间一体化与土地财政依赖符合倒“U”型的理论假说,而制度一体化与土地财政依赖的倒“U”型关系则在上、中、下游分区域尺度下呈现。为了合理利用土地财政,推动和谐治理,从“优化区域空间联动环境”“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及“完善监督和预警体系”等方面提出对策与建议。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研究

在碳中和目标下，实现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的双赢至关重要。本文利用2000—2014年中国47个行业的数据探究全球价值链升级对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并进行异质性分析及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的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升级能够显著降低出口隐含碳排放。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高有助于减少出口隐含碳排放。相比后向参与度，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提高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促进作用更弱。上述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服务业和非污染密集型行业，制造业和污染密集型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促进作用更强，但全球价值链升级能够更加明显地抑制其出口隐含碳排放，对冲参与全球价值链促进碳排放的消极影响。此外，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会显著增加出口隐含碳排放，但不会明显抑制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减排作用。技术进步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作用不仅体现在降低碳排放的直接影响，而且能够产生放大全球价值链升级减排作用的调节机制。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促进全球价值链升级、加快实现减排目标提供经验证据。     

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出口贸易碳强度的影响

构建出口贸易碳强度指标,将出口贸易增加值与隐含碳置于同一分析框架,研究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出口贸易碳强度的影响。在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与出口贸易碳强度演变趋势进行测算的基础上,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研究不同参与全球价值链指标对中国整体与细分行业出口贸易碳强度的影响及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整体行业主要以后向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更深而服务业位置指数更高;中国整体出口贸易碳强度以2005年为界先上升后下降;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与服务业出口贸易碳强度水平差异明显。除位置指数外,全球价值链前向与后向参与度、前向生产长度和深度GVC指数对中国整体出口贸易碳强度的影响均为正,且深度GVC指数的提高对出口贸易碳强度的促进作用最显著。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后向参与度和前向生产长度的提高对出口贸易碳强度的促进作用减弱;相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位置指数的提高会进一步降低出口贸易碳强度,资本与知识密集型行业深度GVC的提高对出口贸易碳强度的拉动作用减弱。规模效应的调节作用不明显,结构和技术效应均会降低前向参与度与深度GVC对出口贸易碳强度的正向影响。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降低中国出口贸易碳强度的政策建议。     

数字赋能“有效论”:数字化转型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双向效应

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新动能。然而,数字赋能的“有效性”问题一直在学术界存在争议。基于2010—2020年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样本企业广泛分布于倒“U”型曲线最高点的左侧;管控投入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同时,政府补助能够显著强化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倒“U”型关系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和媒体报道较多的企业中。这说明,“技术驱动”有助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但过度数字化会诱使企业陷入“技术鸿沟”,不利于数字化与绿色创新的协同推进。因此,重污染企业应找准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保护的契合点与着力点,政府可以利用补贴政策进一步激励企业数字赋能绿色创新。     

全球价值链的利益分配研究

随着社会分工深化和价值创造体系的再构,各国企业日益嵌入到全球价值链当中。然而,各国由于要素禀赋的差异,只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不同价值环节进行分工合作。发达国家企业大多数嵌入高附加值的战略价值环节,发展中国家企业大多数嵌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价值环节。居于垄断性质的战略价值环节上的发达国家企业实际上主导和控制着整个全球价值链,进而主导着不同价值环节的利益分配。     

全球价值链嵌入、本土技术发展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文章将全球价值链分为简单全球价值链和复杂全球价值链，在测算2000—2013年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基础上，探讨了融入全球价值链及其与技术发展的互动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提高，会促进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且简单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提高比复杂全球价值链的促进作用更大，该结论在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的提高会从规模、创新和应用三个方面减弱技术发展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这反映出相对于融入全球价值链所面临的技术快速提升的需求，国内技术发展的支撑力不足，同时本土技术发展也会弱化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这是国内对国际技术升级替代作用的表现。     

数字贸易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7-2020年54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贸易发展对一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贸易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存在“先负后正”的U型关系,即在数字贸易发展初期,其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会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超过一定门槛值后,这种抑制作用会慢慢演变成促进作用。研发强度和贸易开放度对数字贸易提升国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贸易对发达国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更大的提升作用。据此,文章提出应加大数字贸易发展、重视研发投入力度、推进高水平贸易开放等对策建议。     

中国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的制约与突破——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竞争视角分析

装备制造企业的自主创新是在特定竞争条件下的市场行为,受企业所在价值链和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影响.中国装备制造业较低的技术水平使其市场竞争能力弱而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位置.作为全球价值链主导者,跨国公司所形成的垂直竞争挤压了本土装备制造企业的利润空问,强化其技术上的跟随性;跨国公司通过其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加剧了本土装备制造企业与价值链同一环节的其他企业间的横向竞争,制约了本土装备制造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和动力.全球化竞争冲击了中国装备制造业整个封闭的产业链,造成来自产业链上游的高级生产要素和下游需求支撑的不足,约束了本土装备制造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实力的提升,进一步限制了其自主创新的空间.在激烈的国际竞争背景下,突破中国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制约的着力点在于通过企业自身力量和外部推力,打破市场竞争能力弱和自主创新能力差之间的恶性循环.     

城镇化水平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理论,选取2006~2016年中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城镇化水平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各城市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邻近地区雾霾污染浓度增加会加剧本地区的雾霾污染程度。（2）总体上全国的城镇化水平与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中国各地级市雾霾污染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呈上升趋势。（3）从地理区位和城镇化推进模式角度来看,东部地区和推行集约型城镇化城市的城镇化水平与雾霾污染呈“倒U型”曲线关系,中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与雾霾污染之间仅呈简单正向相关关系,而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和粗放型城镇化模式不会加剧雾霾污染。     

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吗?——兼论市场竞争的影响

以2008-2013年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市场竞争可能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环保投资与环境规制呈倒“U形”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加,企业环保投资先上升后下降。说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影响存在“度”的限制。（2）目前大部分样本企业面临的环境规制强度较低,尚处于倒“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意味着进一步提升环境规制强度有利于增加企业环保投资。（3）市场竞争与环境规制具有互补性,表现为市场竞争程度越高,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作用越大。市场竞争作为一种外部机制,有助于强化环境规制的执行效果。     

黄石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黄石市历年环境污染指标的统计数据和历年人均GDP统计数据,通过建立人均实际GDP与污染物排放量之间的对数和多项式模型,具体分析了典型环境指标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黄石市人均GDP与工业废水排放量曲线处于倒U型曲线的右半段;人均GDP与工业废气排放量曲线虽然也处于倒U型曲线的右半段,但曲线未来走势还不明朗;人均GDP与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曲线还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半部分,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     

长江经济带旅游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水平——基于2011—2017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旅游发展程度与经济增长水平具有高度关联性,以2011—2017年数据为例,运用DEA-BCC模型和协调发展评价模型考察长江经济带旅游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水平间的协调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旅游综合效率均值介于0. 824～0. 908之间,且呈波浪式下降的变化趋势,综合效率水平较为理想,在空间上表现为长江经济带上游高于下游、下游高于中游地区的分布特征;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水平整体上呈先降后升趋势,经济增长趋于平稳,上游区域表现出强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区域间差异明显,在空间上表现为各年第三阶段高水平区主要分布在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且由面状向点状扩展;长江经济带旅游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水平协调度在时间上呈现"U"型演变趋势,地区之间协调度差异较大,经济增长水平越高的地区两者协调性就越强,反之,则越差。     

雾霾污染与城市规模的非线性关系——基于我国城市数据的分析

利用卫星反演得到全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雾霾污染数据,构造了2007-2016年非平衡面板,通过扩展的STIRPAT模型构建了城市雾霾污染与城市规模的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分别使用双向固定效应和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估计检验。回归结果显示,城市雾霾污染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倒“N”型关系。分地区回归结果表明,两者的关系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东部和中部地区雾霾污染与城市规模仍呈现显著的倒“N”型关系;而西部地区则呈现“U”型关系。扩大副省级城市的范围,进一步分析城市行政级别对雾霾污染与城市规模关系的不同影响,发现两者的倒“N”型关系在普通地级市中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