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激励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基于研发绩效的中介效应

文章利用2008-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基于政府采用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视角,研究税收激励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并考察研发绩效在其间发挥的中介作用.通过研究发现,税收激励会使得企业价值得到提升,而研发绩效在税收激励提升企业价值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由于不同类型的企业受到的税收激励程度不同,其进行创新活动的动机存在差异,因此,进一步对不同产权性质以及是否具有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对研发绩效在税收激励影响企业价值的中介效应是否存在差异进行了研究.经研究表明,在国有企业中,研发绩效在税收激励促进企业价值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但在非国有企业中却不具有中介效应;而企业无论是否属于高新技术企业,其研发绩效在税收激励与企业价值之间都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金税三期”的实施为外生政策冲击,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分析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表现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ESG表现。机制分析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缓解代理冲突问题并提高企业信息环境质量,从而有效推动企业ESG发展。异质性分析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ESG表现的治理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当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较差或外部监督强度较弱时,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的ESG表现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因此,应积极推进智慧税务建设,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构建内外结合的公司治理体系,完善企业ESG的发展路径,从而促进企业ESG发展。     

ESG表现、绿色创新与企业市场价值

“双碳”理念下,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已迫在眉睫。企业ESG表现关乎可持续性发展和环境保护,而绿色创新是实现绿色转型、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探究ESG表现、绿色创新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机制,对鼓励企业践行绿色理念有着重要意义。选取2012—2022年沪深主板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华证ESG评级得分对上市公司的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表现进行衡量,并据此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ESG表现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良好的ESG表现有助于提升企业市场价值;ESG表现通过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来促进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且绿色创新在影响ESG表现提升企业市场价值的过程中还具有门槛效应;良好的ESG表现对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公司治理维度在ESG整体表现对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效应中发挥的作用最大。     

不同类型政策对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的影响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具有准公共性和不成熟性双重特征,得到了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但政策作用机理及效果评价却未引起足够重视.通过引入动态可持续能力的中介作用和政策敏感度的调节作用,构建政策影响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的理论模型,并利用312份来自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的样本数据,借助结构方程模型和调节回归分析探讨不同类型政策发挥作用的机制、路径和效应.研究表明:命令控制型政策对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具有显著负向效应,经济激励型政策与鼓励引导型政策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动态可持续能力在鼓励引导型政策与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而在经济激励型政策与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政策敏感度在经济激励型政策、鼓励引导型政策与动态可持续能力之间产生了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这些结论揭示了不同类型政策对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对企业提升其可持续绩效具有重要决策参考价值.     

资本市场开放、企业ESG表现与企业价值

以2013-2019年深圳A股上市公司为例，考虑企业ESG表现中介效应，建立中介效应模型，论证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价值之间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开放会推动企业市场价值和账面价值的提升，其中企业ESG表现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是资本市场开放影响标的公司价值的重要渠道，这一结论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行业中比较显著。为此要充分认识资本市场开放对我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循序渐进促进我国资本市场有序开放，加大企业ESG信息披露力度，提升披露质量，促进企业综合竞争力提高。     

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产业政策是转型中国家有效激励产业绿色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抓手。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央地产业政策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不管是中央产业政策还是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证实了产业政策的绿色技术创新价值。第二,央地产业政策协同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央地产业政策不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产业政策协同性主要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以及研发激励三重机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正向促进效应,而央地产业政策不协同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原因在于削弱了政府资源供给以及外部融资信号支持。第三,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在央地产业政策协同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说明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强化产业政策驱动的企业绿色创新导向,实现基于“外部政策驱动—内部可持续战略导向”的内外结合效应。最后,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协同与产业政策不协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存在制度环境、产权以及行业异质性。     

ESG表现如何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兼论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

ESG表现是衡量企业非财务业绩的综合指标,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内生动力。以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ESG表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ESG表现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且通过替换变量、滞后一期、缩短年限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媒体关注对ESG表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媒体关注度越高,ESG表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强;ESG表现主要通过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降低企业经营风险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更为显著。以上研究表明了ESG的积极效应和媒体关注的外部治理作用,为相关部门完善和推广ESG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     

双碳目标下企业可持续发展:ESG责任履行与企业价值

ESG责任履行事关企业可持续发展和双碳目标的实现,也是企业价值投资的关键指标。基于此,采用熵值法综合测度ESG责任履行指标,将其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匹配,并通过构造的非线性模型系统地考察了ESG责任履行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ESG责任履行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形关系;机制研究表明,企业面临的内部融资约束会削弱ESG责任履行对企业价值提升的影响;此外,企业履行ESG责任主要是通过降低债务融资成本以提升企业价值,而股权融资成本的作用机制不显著。     

可持续发展之路：ESG实践与企业创新

ESG发展理念逐渐受到中国企业的关注，也为企业管理决策和战略转型带来了新机遇。基于这一研究背景，以2008—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Tobit模型、工具变量和控制竞争性解释等方法实证检验了ESG实践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积极践行ESG发展理念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产出。机制检验表明，较高的ESG实践程度增强了企业社会资本获取能力，改善了管理者短视行为，缓解了融资约束，从而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外部媒体关注和产品市场竞争压力均正向调节了ESG实践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此外，ESG实践不仅提升了企业创新质量，还通过与企业创新的交互作用提升了企业价值。研究结论丰富了ESG实践和企业创新领域的文献，为可持续发展战略背景下中国上市公司如何进行战略升级提供了经验证据。     

ESG表现能否增强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ESG表现是实现“双碳”目标、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对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甚为关键。本文基于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样本,实证检验ESG表现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能够增强企业绿色创新,对绿色实用专利创新表现出更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ESG表现对于非国有企业绿色创新提升作用明显强于国有企业,对于成熟期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强于成长期和衰退期;ESG表现通过降低企业资金成本、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并且ESG表现会对企业未来生产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企业社会责任、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

以2010—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基于高管激励视角,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高管薪酬激励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高管股权激励则对此表现出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非国有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要强于其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基于此,企业应持续强化责任意识、优化薪酬体系与深化股权监管,以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股权激励、契约异质性与财务绩效

选取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股权激励及契约异质性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激励与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限制性股票激励模式对财务绩效的作用更显著。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股权激励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水平的提升,进而提高企业财务绩效。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规模不同,激励模式、激励范围、激励强度和激励有效期的选择对财务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从完善股权激励制度、选择适当激励模式、推动“激励——创新”机制等方面提出建议。     

数字金融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以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显著提升企业价值，并且提升作用具有长期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以通过降低企业杠杆率和企业融资成本实现企业价值的增加；异质性检验发现，与东部地区相比，数字金融对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价值提升效应更为显著，表明数字金融的普惠特征较明显。此外，对金融市场实施强监管与弱监管相比，加强金融监管更有助于发挥数字金融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     

税收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河南省企业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利用对河南省有关企业的调查数据,就我国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现行政策具有一定的激励效应,但其显著性程度随行业不同而有差异;不同政策的激励效应也不同;税额和税基式激励方式所发挥的作用开始显现;＂实行生产型增值税＂、＂加速折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限制条件较多＂及＂对中小企业税收激励不足＂已成为影响激励效应的主要因素。因此,我国现行的实行生产型增值税等政策需要调整,设备投资的税收抵免、增值税超税负退税等政策应进一步加强,研发投入的税前支持等政策应进一步完善,对中小型企业以及科技人员的税收激励等政策应予以重新审视和设计。     

什么样的税收优惠能够激励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来自优惠强度与具体优惠政策的经验证据

创新是驱动一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与灵魂,税收优惠因具有良好的杠杆传导作用,是政府鼓励企业创新的常用政策工具,其对创新的激励效果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以2012—2017中国沪深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围绕税收优惠强度和具体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产出的激励效应展开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税收优惠强度对企业的创新产出存在正向激励作用,相对于创新效果而言,对创新质量的激励作用更为明显。(2)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创新激励效果优于优惠税率政策,且两者之间存在互补效应。(3)基于异质性视角分析,税收优惠强度和具体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效应在政府干预市场程度更高或法制环境更完善地区的企业以及规模较大企业、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研究结论表明,有关部门应继续加大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扶持力度,不断调整和优化税收优惠政策体系结构,提高政策的导向性、协同性、精准性,从而更加有效地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推动创新成果的大量涌现。     

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质量

基于2010—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两项产业政策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且政府补助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受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市场竞争程度提高会增强政府补助的促进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政府补助对数字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中更显著，而税收优惠激励效应则在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更明显。提出以产业政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激励企业创新，加强政府对数字企业创新的引导和支持，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优化数字企业竞争环境等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5—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企业的高质量创新,但对低质量创新没有显著影响,且在考虑内生性、替换关键变量和固定效应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研发投入扩张效应、沉淀冗余扩大效应和人力资本升级效应提高了创新绩效。进一步地,相较于企业单独的创新行为,数字经济对企业间的合作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企业资本密集度越高,数字经济对创新的促进程度越大;数字经济对拥有海外市场的企业的促进作用低于只拥有国内市场的企业。研究揭示了数字技术在企业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丰富并扩展了数字技术的效应研究,同时对进一步深化数字经济与促进企业创新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高管激励、竞争战略与企业绩效

为探索高管激励影响企业绩效的路径,引入竞争战略,以2016～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验证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差异化战略和低成本战略在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均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薪酬激励能够调动高管积极性,并通过差异化战略和低成本战略的有效实施来提高企业绩效;但高管更愿意选择通过低成本战略来间接提高企业绩效.差异化战略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而低成本战略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表明对高管给予股权激励能够通过差异化战略的有效实施来间接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环境税改革与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的影响是环境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2018年的环境税改革在我国环境政策史上意义深远。基于2015—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环境税改革对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环境税改革显著促进了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其内在机理为,环境税改革能激励技术创新、遏制机会主义行为以及促进生产要素流动,进而推动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动态效应分析发现,环境税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效果先上升后下降,而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逐年上升。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税改革对民营企业的作用效果比国有企业更显著,对成熟期企业的作用效果比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更显著。因此,建议政府强化环境税征管的执行力度,有序释放环境监管的长期信号并深化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     

高管团队稳定性与企业ESG评级

ESG评级是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企业长期生存的内在要求,而高管团队在企业长期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2010—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ESG评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稳定性越高,企业ESG评级越高。机制检验显示,高管团队稳定性通过降低企业战略差异度和经营风险提高企业ESG评级。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内控质量较低、审计质量较低的企业中,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ESG评级影响效应显著;媒体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中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ESG评级的影响更显著。因此,企业要重视高管团队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降低经营风险,注重ESG信息披露,提升ESG评级,以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