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岩改土归流论析

随着国家权力的逐步深入,三岩社会在清末改土归流后最终成为国家直接统治下的地方。然而各种国家权力符号却遭遇到传统文化的制约,集中表现在寺庙——宗教、学校——教育以及始终纠缠着三岩人的人地矛盾等方面。本文通过分析进入国家的三岩社会身份认同体系的变迁过程,指出国家在打破传统的认同机制的同时,也给三岩社会提供了解决人地矛盾的新机遇。     

浅析广西壮族地区改土归流的原因

运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辩证原理,对广西壮族地区改土归流历经几百年才得以完成之个中原因从封建农奴制、土司制度、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剖析.     

清代在广西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本土因素及其影响探析

相对于明代改土归流出现明显的反复而言,清代在广西实施的大规模改土归流总体而言是得以顺利推进的,这是内因和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作为内因的清代广西本土因素确实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壮族土官的残暴统治,壮族土司统治区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与交通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壮族土司军事力量的严重削弱,壮族土司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与忠君爱国思想观念的形成,为王朝中央在广西实施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创造条件并奠定基础,成为清代在广西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根本原因”与内在根由。     

火器应用与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

长期以来,学界在解释改土归流政策成因时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政治经济方面,对于明清两代何以有能力完成此项历代无法完成的任务的可能性问题所涉甚少.事实上,明清两代之所以能够完成此项任务,是与这一时期火器在军事领域中的应用分不开的.火器是明清时期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得以实现的重要技术保证.     

"夷夏变迁"与明清"改土归流"

明清两朝都实施了改土归流政策,但其结果却大相径庭,主要原因在于两代君主民族观的差异。明朝皇帝坚持儒家传统夷夏观,对"以夷治夷"的羁縻政策有着天然的依赖性,不可能对土司制度作出彻底的改革;而本身为少数民族的清朝皇帝,因不满儒家传统夷夏观中的民族歧视而对其进行了批判继承,把从唐代就开始萌芽的"华夷一体"的新民族观应用到实际的民族政策中,其结果就是土司制度在清代的基本结束。     

清代宜山改土归流简论——以宜山永定土司为例

清雍正间徐嘉宾宜山改土归流是成功的,受到宜山壮乡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其分而治之的改革方式,适应了清代宜山民族社会发展方向,正如他所说:审时度势,酌古准今,盖有必如是,而民夷始可以相安者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政治效果,值得研究和借鉴.     

改土归流与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嬗变——以土家族为例

改土归流对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民间信仰上主要体现为信仰神团系统、祭祀仪式、祭祀用品的变化,并导致传统神职人员的社会功能弱化和社会地位的下降.     

“中甸之争”:清初丽江改土归流原因探析

清初,滇西北地区形势复杂多变,康熙年间丽江木氏土司对中甸等地的控制权进行了近40年(1682-1720)的争夺。“中甸之争”涉及云南、四川、和硕特蒙古、丽江木氏土司等多方势力,并一直延续到丽江改土归流前夕,与丽江改土归流有重要联系。中甸的战略地位以及“中甸之争”是丽江改土归流的内因,罗卜藏丹津叛乱是外因,“中甸之争”的影响是高其倬奏请清政府丽江改土归流的直接理由,而土民控诉、请求改土归流则是丽江改土归流的导火索。     

试析改土归流与湘西政治格局变动

清代改土归流前,湘西民族区域政治格局表现为土司政治下的"以土治土"、"以土制苗";康熙年间对湘西苗疆生界的开辟,使得土司的地位和作用发生变化,促进了湘西改土归流的顺利进行;改土归流后,湘西形成了"土苗分治"的新格局,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     

文化变迁的个例分析——清代“改土归流”对黔中苗族文化的影响

清代“改土归流”对西南各民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仅以“改土归流”对黔中苗族文化影响为例 ,从生产工具、生产技术操作、生产组织、生产资料结构、生活习俗等的变迁进行分析 ,认为文化变迁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在变迁中 ,不断吸收、消化外来文化 ,丰富发展本民族文化。而本民族固有的文化因子 ,有的因功能的丧失而被淘汰 ,有的功能发生了转向。因此 ,要认识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变迁历程 ,要从多层次、多视角加以分析。     

试析20世纪上半叶改土归流与西康建省对"三岩"的影响

三岩是康区的一处特有地名.20世纪上半叶,康区发生"改土归流"和"西康建省"两起重大事件,对三岩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民族关系都产生了影响.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阈下改土归流的历程、原因及作用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实施的改土归流,不仅彻底废除了土司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特权,将国家版图内的人事权、财政权、军事指挥权、行政管理权、文化教育权等悉数收归中央,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过渡的关键环节。明清改土归流经历了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过程,其中既有土司利益与王朝利益的矛盾、各地土司与辖区民众的矛盾,也有中央王朝通过改土归流以增加税收、朝廷命官与乡村民众要求改土归流等现实动因。改土归流实现了国家“大一统”的目标、凸显明清国家治理能力的进步、加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速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由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四者构成的命运共同体。改土归流的实施,不仅是推动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迈进的关键步骤和重要举措,而且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方面发生巨大变化。     

改土归流后湘西庙学时空分布与文化共相——以庙学碑刻为中心

在中原地区庙学兴盛的唐时,湘西尚无庙学。湘西庙学发展时间晚,数量少,分布地区窄小有限。改土归流前,湘西庙学主要集中分布于泸溪和凤凰两县。改土归流将湘西民族地区正式纳入国家直接管控的统治体系之中,逐渐实现了由“化外”到“化内”的转变。在流官统治的100余年里,湘西庙学得到了较快发展,其空间分布覆盖到湘西全境。湘西庙学对于推进儒家文化共相的构建、唤起湘西少数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具有重大意义。     

清末川康战事——川西藏区改土归流的前奏

清末川边战事近年来成为康藏研究中透视近代边疆社会变迁和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一个焦点,本文围绕清末一系列针对康区寺院（巴塘丁林寺、乡城桑披寺、盐井腊翁寺）的战事展开讨论,对清朝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治边方略以及康巴地方实力派（寺院、土司）在战术上的回应加以分析。清末川边军事化的过程对后来康区政局的改变起着重要的作用,为改土归流等边疆整合措施作了铺垫。与此同时,川边军事化也引发了四川经济和军事体制的改革,认识清末康区的现代性变革,也应关注四川省政的变化。     

民国学者边疆治理思想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述论——基于改土归流问题的分析

自历史而观,民国改土归流问题研究学者的边疆治理建议,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思想的具体表达。民初边患背景下,学者们提出改土归流、驻兵开发等边疆治理对策,强调更多的是国家统一与边疆各民族相融一体;抗战时期挽救民族危机背景下,边地经济、文化发展等治理建议则在深化民族平等团结融合,在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过程中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他们在不同时段所表达的边疆治理思想或各有侧重,但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与实践有其积极意义。     

清代“改土归流”前后的民间纠纷与社会秩序——基于湘西苗疆失范与规范的考量

改土归流前,明代和清初对湘西苗疆民间纠纷的解决机制仍然以民间力量与“苗例”为主;改土归流后到乾嘉苗变,“苗例”成为“官法”处理苗疆民间纠纷的重要补充;乾嘉苗变后至清末,苗疆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仍以民间调解为主,乡约、寨长、族长等民间力量和“神判”方式有效解决了苗疆民间纠纷,“苗官制”则在民间纠纷解决上增加了官方力量,强化了对苗疆社会的控制。三阶段的考察表明,在苗疆社会“失范”与“规范”的反复过程中,清政府灵活运用“官法”和“苗例”解决苗疆民间纠纷,逐渐完成了对湘西苗疆社会秩序的控制,最终将湘西苗疆纳入到国家政治治理体系中。     

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的宏观历史分析

发生在上世纪初叶的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 ,一直是藏学界研究的热点。特别是进入 80年代以来 ,随着藏学研究的不断繁荣 ,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更加深入 ,取得了不少学术价值甚高的研究成果。但是 ,综合历年来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 ,笔者以为多数学者由于把分析的切入点定位在对事件本身及其是非功过的评价上 ,尤其是在方法论上往往错误地套用了阶级分析方法 ,以现代人的价值观标准苛责古人 ,所得结论确有失之偏颇 ,影响了对这一在清王朝即将崩溃之际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正确认识和评价。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告诉我们 ,任何具体的、偶然的历史…     

论清朝改土归流的“强制性”——基于对《向国栋自述》的考证

雍正七年,清政府以"残暴不仁"的罪名将桑植宣慰司"改土归流",末代土司向国栋被安置河南。向国栋在后来的《自述》中详细记载了这一事件,但其内容与史料所载存在巨大差异,通过对比分析,笔者以为,向国栋被拟罪"改土归流"完全是清政府所寻找的治理"借口","改土归流"虽然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但从主观上而言是带有强制性的,其真正目的在于对土司统治的各民族地区实行直接的统治,从而为其行政管理服务。     

文化认同与多民族国家统一——以明代云南地区为例

明代对云南社会政治、文化快速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一个重要要素是儒家思想在云南的传播和流布.在这个时代里,儒学的流布与移民的涌入改变了云南原有的文化结构,进而影响了云南的人口构成、民族分布、社会结构.促使云南社会结构与中国内地逐渐趋于一致,云南与中国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加速.     

"瑶乱"与明代广西销盐制度变迁

明代广西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藤峡瑶乱.在平定瑶乱过程中,中央政府为确保军需,数次改革在广西的销盐制度.这实质上是明代广西社会秩序在重构的过程中,政府、土司、瑶人等不同的利益群体展开的一场博弈.这场博弈对明代广西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