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犯罪立法思考

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是当今社会人们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体现了一定价值追求。本文通过对新旧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立法的比较,指出环境犯罪立法应以生态价值为核心,对我国刑法典关于环境犯罪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为实现这一价值目标,对现行刑法典的体系提出构想,对法条规定提出若干设计。     

论国际环境犯罪的惩治及对我国的启示

国际环境犯罪对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巨大危害,国际环境犯罪在性质上属于一种国际犯罪,具有其独特的犯罪构成,从事了国际环境犯罪应承担国际刑事责任。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对国际环境犯罪的惩治对于我国政府在打击环境犯罪和参与国际合作方面的立法与政府决策有重要的启示。     

试论环境犯罪

对环境犯罪实行刑事制裁是有效防止环境侵害的法律手段，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环境犯罪不同于其它犯罪，构成环境犯罪必须同时具备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即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犯罪的主观方面。惩治环境犯罪必须正确认识环境问题的重要性，避免以罚代刑，加强能力建设，加大惩治环境犯罪的力度。     

浅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几个问题

本文论述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四个问题 ,即环境犯罪侵害的客体 ,环境犯罪主观罪过形式的认定 ,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特定性及查明方法 ,以及环境犯罪与一般环境违法行为的界限 ,并着重对环境犯罪的客体和主观罪过形式进行了探讨     

“二战”后世界环境犯罪及其规制简论

环境问题伴随着人类工业化的开展而凸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境犯罪的概念与规制环境问题的刑事手段出现并得到发展。目前，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已经建立起了环境犯罪规制体系，环境犯罪的主体、责任和刑罚问题得到厘清。未来，应当继续加强国际合作，坚持可持续发展，采取增加侵害国际环境利益的罪名、肯定法人的环境犯罪主体资格等措施，以更好地规制环境犯罪。     

环境犯罪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

环境犯罪与经济发展二者相伴而生,相互促进的同时又相互制约。本文在论述环境犯罪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川后,又进一步论述了二者的关系。文章让读者能够充分的了解环境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希望能够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推动我国相关法律的发展。     

论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现状及完善

环境刑事立法是生态环境安全综合治理体系中最重要的环节,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不仅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环境刑事立法理念,还会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指引和预测作用。环境犯罪作为一类新型的犯罪类型,是社会工业化的必然产物,也必将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而消失。因此,加强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通过对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现状进行详尽分析,在比较和借鉴其他国家刑事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体系的完善提出相关建议。     

我国环境犯罪的类型与罪过形式问题刍议

在环境犯罪的犯罪类型方面,虽然排除举动犯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对于结果犯、行为犯和危险犯的划分,学界仍争论不休。在环境犯罪的罪过形式的问题上,不同的罪名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对于这两个问题应当进行明确的、具体的解答,只有这样才能为理论和实践中对于相关环境犯罪罪名的认定和判断予以指导。     

论严格责任适用于环境犯罪领域的正当性

严格责任原则在英美法系的大多数国家环境犯罪领域中已经得到了广泛适用,其理论依据主要体现在法益侵害说、契约正义论、行为主叉心理学、犯罪构成理论、罪刑法定主义等.环境问题的恶化、人们对环境法益的普遍的认识和人们自觉性的缺失都是适用严格责任的社会基础.     

浅论环境犯罪

环境犯罪是种新型犯罪,其危害后果远大于一般犯罪。环境犯罪有着不同于一般犯罪的特征和自身特有的发展趋势,但在立法目的,危险犯预防,环境犯罪种类,刑罚手段和跨国合作等方面,我国环境刑法存在缺陷,还需相应完善。     

论我国环境犯罪刑事责任的重构--以近年来我国三起水污染事故为例

我国《刑法》在第六章第六节中规定“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以惩治环境犯罪。现有环境犯罪立法体系在司法实践中体现出立法体系不完善、环境犯罪立法保护范围过窄、犯罪构成要件界定模糊、刑事责任实现不足等问题。环境犯罪立法在惩治犯罪的同时应注重环境保护,实现惩治犯罪同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以重构出符合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的环境犯罪刑事责任。     

污染环境罪实证研究——以中国裁判文书网198份污染环境罪裁判文书为样本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生效和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污染环境刑事案件数量迅速增长。该罪多由两人以上实施,而法院对该罪是否存在共同犯罪有争议;污染环境罪最为常见的行为类型是非法排放、倾倒生产废水,且大量构成犯罪的生产经营活动缺乏工商、环保等部门的有效监管。司法审判中,存在鉴定机构多头混乱、鉴定程序不规范等问题,需要建立与完善环境损害鉴定制度;对该罪主观方面的争议也需要厘清;对“严重污染环境”认定标准的具体适用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在刑罚设置上,需要对自由刑的幅度进行一定程度的扩张,罚金的适用也应划分幅度,由法官根据具体情况在相应幅度内进行自由裁量。     

中国刑法视野下的被害人承诺

被害人承诺作为一项正当化事由，包含着重要的刑法价值，它对如何在维护刑法正义的前提下，实现人的自主决定权最大化起关键作用。被害人承诺是指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由于被害人承诺放弃该利益而可能得到刑法宽容评价的行为。以相当性为基础，被害人承诺具有阻却违法性之刑法效果。被害人承诺阻却违法性的理论依据是被害人对于自己有权支配和处分的利益在不侵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放弃了刑法的保护。     

绑架罪中“杀害被绑架人”的再认识

关于"绑架过程中杀害被绑架人"的性质,从罪数理论来看,其既不是结果加重犯,也不是结合犯,更不应归结为包容犯,而是数罪,应数罪并罚。另外,至于其发生阶段,自行为人开始着手实行绑架他人的行为直至不法要求实现的整个过程中,都存在杀害被绑架人的情况。     

论犯罪分层标准

犯罪分层标准可分为形式标准和实体标准两类。形式标准根据法定刑罚轻重对犯罪进行分层，其优点是直观、明确，缺陷是以立法者标准代替所有标准、缺乏逻辑性。实体标准根据犯罪本身的严重程度对犯罪进行分层。实体标准有三个视角，即国家视角、专家视角和民众视角，国家视角表达立法者对犯罪严重程度的认识和评价，专家视角表达刑事法学者对犯罪严重程度的理性认识，民众视角表达普通民众对犯罪严重程度的感受和评价。三个视角的犯罪分层结果存在差异，需要通过深入分析与多边讨论取得一致。实体标准的优点是科学性强、逻辑合理，缺陷是使问题复杂化。从科学性角度考虑，应该采用实体标准。     

论环境犯罪客体

环境犯罪客体是环境犯罪区别于传统犯罪的重要特征.作者从对有关环境犯罪客体的观点的述评入手,认为传统的根植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刑法犯罪客体理论在环境犯罪客体的界定上有着严重缺陷;对环境犯罪客体的界定应当突破"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狭隘性,立足于对环境利益的保护,即环境犯罪的客体应当是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受到破坏所反映的社会关系--环境权关系.     

论犯罪的本质是法益侵害

关于犯罪的本质,义务违反说违反近代以来各国宪法所坚持的人民主权和保障基本人权的要求,是一种以维护专制统治为目的的国家主义或者权威主义刑法理论;文化规范违反说无法说明行政犯的违法实质,导致犯罪的成立范围过于狭窄;伦理规范违反说违背行为刑法的基本原理,以刑法手段强制人们实施合乎道德要求的行为,过分限制个人自由,使刑法陷入思想刑法或者心情刑法;法规范违反说在判断是否违法时考察行为人的心情,混淆违法判断与责任判断;导致对立法的盲目服从,难以起到法益侵害说所具有的批判作用。应当认为,刑法的目的与任务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或者威胁法益,而不是义务违反或者规范违反。法益概念的抽象化、精神化与法益保护的早期化,不能改变法益侵害的犯罪本质。     

无罪辩护的困境及其对策研究

无罪辩护相比较罪轻辩护而言,由于其直接关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在个案中直接体现生命权、人身自由权是否将会被剥夺的问题,因而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无罪辩护还关系到律师＂护法维权＂群体形象的树立和我国的律师制度、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能否取信于民的大问题。法律赋予了辩护人为被告人做无罪辩护的权利,但在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无罪辩护难＂的观念在律师界和学术界却早已形成共识。     

国外环境渎职犯罪的立法现状及借鉴

综观当今国外关于环境渎职犯罪的立法,呈现日益重视对生态法益的保护、弱化对国家法益的维护等特点。而我国的环境渎职犯罪立法基于人类中心主义,关注维护人类利益胜于保护环境,实践中既无法有效惩治和预防环境渎职犯罪,又难以有效保护环境。文章指出应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完善我国关于环境渎职犯罪的立法规定,并提出了借鉴的方向和具体的立法建议。     

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立法不严密性

作为关乎国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法律,刑法不仅要满足稳定性,同时也要具有最大程度的严密性。所谓最大程度的严密性指的是刑事立法必须综合考虑其他领域的基本原理,做到没有疏漏,使公平的精神渗透到立法的每一个细节之中。然而我国现行刑法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立法规定上没有准确区分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的差异性以及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的犯罪人危害程度的大小,从而使本罪缺乏严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