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治国安邦的普遍规律,中国传统是"德主刑辅",西方传统是"重法轻德".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我党长期治国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是在"初级阶段"面向21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法治国家,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必然选择.     

“法治”与“德治”构成完整的治国方略

法律和道德都是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 ,但二者的内涵和实施方式不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又是道德经济 ,因此 ,既要加强法制建设 ,又要加强道德建设。目前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给合起来 ,发挥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双重作用 ,才能构成完整、系统、科学的治国方略     

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治”和“法治”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新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创新和完善。法治和德治作为两种互补的调节人类社会的手段,有着密切的关系,道德是内在的"自律",法律是外在的"他律"。在中国传统的治国思想中,都蕴含着礼法合治的理念,要借鉴和吸收古代"法治"和"德治"传统思想中的有益因素。德治和法治二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启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过程中必须坚持德法并举,不可偏废。     

人、人性与治国方略——儒法治国思想的人性论根基

儒家主张德治仁政,法家奉行依法治国,表面上针锋相对,其实都与人性理论一脉相承。孟子的性善说为仁政提供了可能性,韩非的人性自私自利说论证了法治的必要性。其实,儒法乃至先秦政治哲学在人性之中寻找统治之方的做法透视了人性与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其各执一端所导致的在各自领域道德和法律的僭越带有致命的理论缺陷。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当代具有借鉴、启迪和警示作用。     

试论“以德治国”方略的历史沿革

"以德治国"是江泽民提出的一项重要的治国方略。社会主义道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辨、理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评析甄别传统道德与传统美德的功过,科学界定社会主义道德与共产主义道德的异同等,对于我们充分认识"以德治国"的方略,全面理解"先进文化"的蕴含,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为国家治理选择的治国方略探析

治国方略是治理国家带有根本性的指导原则。我们今天研究治国方略必须关注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 ,寻找一种更好的适应环境的新的治理形式     

中国古代德治传统及其借鉴

中国古代德治传统 ,一是要求统治者集团以身作则 ,注意修身和勤政 ,充分发挥道德感化作用。二是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 ,“为政以德” ,德主刑辅。前者忽视常人本性 ,仅靠道德觉悟解决廉政勤政过于理想化 ,因此德治必须和法制相结合。后者洋溢的“民本”思想和利用家族伦理关系进行道德教育的做法值得借鉴 ,但要区分民本和民主的界限 ,警惕过分推崇道德 ,导致道德化法律的危险。法治包含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两层含义。法治和德治只是在工具性价值层面上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论魏徵的治国方略

魏徵是唐朝杰出的政治家和著名学者,他对初唐国力的恢复与社会政治的清明作出了贡献。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徵在治国大事中配合默契,相得益彰,是“贞观之治”开明盛世得以出现的重要原因。治理国家历来是政治家与关心国家大事的有识之士思考的重大问题,魏徵关于治国的许多言行已成为以后诸多有识之士的借鉴。他深刻指出,德、礼、诚、信为治国大纲,关系治国成败;居安思危,特别强调朝廷与其下属百姓关系的和谐;考察官员的实际政绩,由其政绩优劣来决定对其升降;帝王能听进逆耳忠言,大臣敢进谏逆耳忠言,均很难做到,但对治国关系重大。     

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现代转化向度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思想代表着国人寻求良好政府治理模式的一种心愿 ,反映着社会公众对良好的政府服务的一种合理期待 ,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的科学论断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也是一种适应社会发展目标的结构转换 ,顺应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价值指向 ,满足人性追求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方略的理性反思和自觉选择。     

论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治国方略

在亚太地区与新兴大国崛起的经济权力时代,奥巴马政府以经济治国方略观将经济与市场力量置于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地位,调整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事项,推动贸易、投资与商业外交,以援助、制裁、伙伴关系等经济工具应对中国崛起、乌克兰危机等对外政策挑战,加强外交能力建设。这些举措不仅对中国产生了战略性的影响,而且对我国发挥政治影响与维护安全利益形成制约的作用。为此,我国应以公私伙伴关系深入推进对外战略转型,推进贸易、投资外交,以经济资源与手段、经济伙伴关系应对安全挑战,加强自身外交能力建设。     

传统文化中"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梳理及启示

法治和德治是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两种根本手段,也是引导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德与法伦理辩论的主线."德治"是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儒家的德治论并非简单地主张"德主刑辅",而是倡导据德而治以反对当时法家威慑主义的刑治.引道德入律法最终也起到了扼制任意立法和专擅杀戮的社会效果.汉代的引经决狱、隋唐宋明清的法律道德化都是儒家德治论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扬,符合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的大原则.战国时期法家法治思想不乏变法、务实的伦理价值,但其"法""刑"演变成为酷吏严刑的时候严重相悖于法治的固定性要求.梳理"法治"与"德治"的伦理纠结启示我们,道治和法治博弈有度,合理发挥各自作用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     

略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是法律与道德内在的逻辑要求,更是我国法治和道德的现状决定的。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基本途径,一是道德,特别是公务员道德法律化、制度化;二是培育社会公德,特别是公务员职业道德。     

论公法与德、英"法治国"思想传统

文章从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理论背景中确立公法与“法治国”的关系,指出公法在德国“法治国”和英国“普通法法治国”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和作用。德国的法治国是一种以立法理性为基础的治理,而英国的法治国是一种司法理性形态的治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很难撇开康德的“法治国家论”和黑格尔的“伦理国家论”理论谱系来进行公法问题的研究。     

浅谈"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党的十六大把依法治国和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奋斗目标之一 ,充分突出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是非常正确的治国方略。     

论“三个代表”与“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内在统一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方略和“三个代表”思想都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重要思想。本文从必然性、重要途径和实践要求三个方面探讨了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以深化对这两个重要思想学习和认识。     

和谐社会视域下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关系探析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就是把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有机结合起来,共同服务于维护国家稳定、社会和谐、经济文化发展。"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是我国在国家管理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创新,其吸收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创造性地探索了治国方略,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是实现国家稳定、民族复兴的基本前提。因此,基于和谐社会视域下阐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关系,对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继承与升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滋生于中国传统文化肥沃土壤之中。习近平从传统文化中、从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智慧中寻求有益的启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升华传统文化、传统治国智慧,构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治国安邦之道。     

中国法治化进程与以德治国

本文论述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涵意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并提出要通过培养法治精神 ,以达到法治社会的目标和理想。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有利于正确区分不道德行为与违法犯罪行为,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有利于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有利于促进人际和谐与人的心理和谐,进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与和谐文化建设。鉴于此,要积极探索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即通过立法,把道德中最低限度的义务法律化,使之产生强制力;通过公正执法和惩治不道德行为,增强公民的社会公德意识、职业道德意识和家庭美德意识。同时,党员干部要成为遵纪守法和践行社会主义道德的表率。     

论以"法治"和"德治"双重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

学术界对“法治”与政治文明关系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实质上“德治”和政治文明也有着不容忽视的本质联系。本文在确立我国的政治文明内容与目标的同时,论述了二者在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内在统一,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去实现。由其可见,“法治”和“德治”是推动政治文明建设的两个不可或缺的车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