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奉试诗”辨略

唐代"以文取士","试诗"称谓繁多。毛奇龄谓唐代进士登第后"又有试"即"奉试";臧岳则认为"奉试"为"覆试",由此而有"奉试诗"之称。古今学者沿用不疑,但语焉不详,分析归纳不细致。实际上,"奉试"和"覆试"既不是相同的考试制度,在诗歌体制及难易程度上也有很大差别。毛奇龄所指为"奉试诗"的作品,亦非"覆试"之作。唐代人创作的"奉试诗"主要包括"赎帖诗""帖经日试诗"以及其他"奉命"之作。     

清代会试试帖诗题目出处及内容类型分析

清代计有67科会试曾以试帖诗作为考试内容之一,均由帝王钦命诗题。这些试帖诗题以经、史、子、集文献为出处,在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君王之事、选贤任人、道德修养、时事内容、时令时景几种类型,不仅反映了六代帝王各自的性格爱好,更能折射出当时的文学风尚、思想文化乃至社会风貌。从命题角度对这些试帖诗进行分析,对研究清代科举、文学、文化,均不无裨益。     

唐代试律诗的称名、类型及性质

唐代试律诗的称名关涉到对试律诗类型及性质的理解。现存唐代试律诗有省试、国子监试、州府试、吏部试、制试、翰林试、奉试、科试、赎贴试九种类型,但唐人对它们并无统一的称名;宋代以来人们往往根据其中一种类型,称之为省试诗、省题诗、程试诗、试贴体、五言六韵诗等,以偏概全,不够科学;直到清代,才确立试律、试律诗的称名。“试律诗”之名涵盖了所有的考试类型,概括了所有考试诗的诗体特征,因而是唐代试律诗最恰当和科学的名称。试律诗称名的变化,反映了人们对这类诗歌认识的不断完善。     

清代笔帖式新论

笔帖式是清代官僚体系中品秩较低,地位特殊的一环.作为满人进身之阶,笔帖式为宗室、满人提供了入仕的门槛.但在实际的工作中,笔帖式又是政府部门中各项事务的具体承担者,对外放官员来说,笔帖式又起到了幕僚的作用.因此,弄清笔帖式的发展脉络,有助于从不同视角把握清代社会变迁的基本线索.尽管学术界对该问题已有涉猎,但以往的研究未能廓清笔帖式在不同时期地位、职能等的变化情况.通过对其出身、分类、分布、职能、升迁、衰落等方面的进一步考察,或有益于对清代笔帖式更加全面的认识.     

论唐省试诗命题的特点

唐省试诗的命题在与现实政治相关的问题上非常谨慎,但在诗题的文献依据方面却显得比较随意。命题者所处的时代特征、其个人的人生遭际也常常会在题目上有所反映。命题者常以"蹈袭"的思路命题,使省试诗题目出现了"丛聚"的现象。     

许印芳《律髓辑要》述论

《瀛奎律髓》是唐宋诗学的重要著作,曾引起明清时期诸多诗评家的极大重视。其中,许印芳编选的《律髓辑要》,辑《瀛奎律髓》之精华,并详加评骘,是颇具代表性的一家。许氏之选论,在三个方面成就突出:精于诗歌编选,改原书以类选诗的方式为按体分卷,删改诗歌以求完璧,并重定组诗之编排去取;重视讲论诗法,在诗歌的章法结构、诗题、用典等方面部有精彩的分析;再论律诗新变,对方回"变体"说的重新审视和对律诗声律新变的阐述,都表现了独到的见解。然而这些方面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全面重视,本文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对于研究唐宋以及清代诗学将有一定的意义。     

读律与哀矜:清代中国听审的核心概念

读律与哀矜,既是清代中国听审经验之总结,又是听审实践之指南,因此成为清代听审折狱的核心概念。司法官员是否具备法律知识与能否依法听审,乃是清代法律的关键问题。清代法律有"讲读律令"的专门规定,司法官员是否"讲读律令",是否"通晓律意",是他们在听审断狱时能否"具引律例"的一个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儒家倡导的"仁政",是"爱"或"爱民"的政治,也是以情感为基础的政治。"哀矜"是司法官员的同情之心和怜悯之情,也是"仁爱"的一层意思。哀矜与读律、慎刑、中罚、心服等司法的核心理念之间,都存在着关联。清代中国"情法两尽"的司法模式,与要求司法官员以"读律与哀矜"来听审,实际上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唐代省试诗的衡量标准与齐梁体格

唐代省题诗的标准并不是齐梁体格。唐代省试诗大都用常格,即唐代的律体,惟开成二年用齐梁体,属非常格。初盛唐人所谓的齐梁诗(或齐梁体)主要从内容风格着眼,而中晚唐人所谓的齐梁体格主要指声律上的不计较平仄粘对和语言上的明朗、工稳,与浮华、绮艳无关。齐梁体不应为中晚唐艳情诗的复话承担责任。     

论唐代省试诗的传奇化

唐代省试诗内容与审美风格虽以雅正庄肃为主,但同时存在着新异骇怪的现象。不仅在广义的省试诗中有传奇化命题情形,而且在体现国家意志的科场试诗中也出现了传奇化元素。神仙故事、传奇异闻均成了省试诗写作对象。省试诗出现传奇化的原因,首先是出于对皇家歌功颂德的需要,其次体现出道家文化在国家意志中的位置,此外还明显受到唐传奇文化氛围的影响。虽然省试诗的传奇化并未成为传统,但这一新气象的出现是对传统命题范式的拓展与突破,表现出唐代省试诗创作的开放心态和革新精神。     

朝鲜时代科试律赋考述

朝鲜时代的科举考辞赋,其体式有古赋、律赋、六言体.相对而言,律赋在科举考试中所占比重最小,留存作品也很少,因此,律赋成为科举文体的事实及其施行过程很少被人研究.其实,朝鲜时代自明宗朝开始就兼考古律赋,朝鲜末期的别试亦时而考律赋.朝鲜时期的科试律赋既继承了唐宋程式赋的特点,又具有其自身特点.     

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     

论学人之诗

"学人之诗"有两重意义,本意是指学人所创作的诗歌,派生意是指不是学人所作但具有学人之诗风格和特征的诗歌.学人之诗体现出学术意识和学术精神,在诗歌创作中引进了学术研究的方法,常以专门之学人诗,具有质实沉厚的风格.由于人们在实际使用中的随意或"各取所需",使得"学人之诗"这一概念容易产生歧义和误解.学人之诗同诗人之诗的审美特征有较大的不同,诗人之诗多体现出艺术之美,学人之诗多体现出学理之美.囿于成见和偏见,学界对学人之诗的研究出现不应有的缺位.     

清代朴学背景下的陈衍"学人之诗"诗论

清代朴学的治学态度与研究方法,对于近代诗歌的题材内容及表现手法有极大影响.陈衍对此深为关注,并在<诗话>中提出"学人之诗"之说,揭示出了一种受清代学风影响而具有近代审美特征的新的诗学范式."学人之诗"作为对近代诗歌进行研究与总结的诗学理论,根植于当时的学术背景与诗学背景;它对于诗歌内容、形式、创作、鉴赏方面的诗论,明显呈现为受朴学影响的诗学特点;它在诗人、诗歌、诗境方面的开拓意义则显示其一定的理论创新价值与质实厚重的文化品质.     

玄学与书帖审美品格的获得--以魏晋六朝为中心

书帖是古代尺牍当中的重要品种,过去对书帖的赏鉴比较集中于书法,作为文辞与书法的统一体而言,书帖有着远远超乎书法之外的文学审美特性.书帖的产生发展尤其是其艺术成就的取得,在六朝之际有一个不曾被研究者注意的重要原因,这就是玄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为:崇尚简约所体现的以少总多的玄学精神;"尺牍书疏,千里面目"所传递的玄逸魅力与主体性风范;玄学方法论言意之辨在帖学中的展示与诗性精神的融会.     

绍兴新制与宋诗声律探勘

《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卷首《韵略条式》保存了绍兴年间科举试诗的重要声律文献。借助计算机自动标注算法，可以发现绍兴新制主要指向“■平仄平仄”与“■仄平仄仄”两种句式，体现了南宋初科举相对宽松的声律取向。动荡的时局、长期废诗造成的规范意识缺失以及统治者的诗学好尚，是新制创立的主要原因。宋诗声律存在律法与诗法的双重层级，因此绍兴新制未对民间律诗写作产生显著影响。借由绍兴新制，可反思二四异声、拗救等重要诗律命题。量化研究与文献考证相结合，亦有助于揭示诗律演进的关键细节，重新认识近体诗律的多元面向与内在规律。     

重审唐代应试诗的格律特征与历史定位

应试诗是由官方规范和倡导的诗体，唐代应试诗以五言六韵体为主，其格律特征因缺乏制度性记录而未能明确。通过对现存五百多首应试诗和两千多首五言六韵诗的统计发现，应试诗在句式、粘对、用韵、篇体等方面合律程度较高。唐代应试诗兼具齐梁格与律诗特征，是历代文人应试的研习标准，促进了格律诗的规范并丰富了近体诗体系。试律体不同于一般排律，应作为近体诗的基本样式而赋予其与律绝体同等之地位。重审应试诗的文本特征与实践探索，不仅能补足近体诗类型和完善其内涵，还有助于重新认识唐代诗律的生成演变与功能影响。     

论《大清律例》“以例辅律”的体例原则

律与例是特色各异的两种法律形式,清统治者在总结历代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把二者巧妙地结合于一体。以例之"因时酌定"的灵活性,辅助律"历代相因"、"一成不易"的固定性,以例之"零节细目",具体详尽,补充律之"宏纲巨目"词义简要";律为定例之依据,例是律的附属法。律与例相反相承,相得益彰,使法律的作用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     

孟子"诗亡"之论新解

《孟子·离娄下》中"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语,论者多作"《诗》亡然后《春秋》作",将"诗"理解为文本之《诗》.鉴于先秦时《诗》未曾衰亡,而诗歌创作的衰竭则是一种与《春秋》之起有着必然联系的客观事实,且孟子之时关于诗的文体意识已经明朗,故文章认为,孟子"诗亡"之论,所指为文体之"诗"而非文本之"《诗》".     

韩诗"以丑为美"新论

美与丑都是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审美对象.韩愈诗歌创作中"以丑为美"的倾向最早由清代的刘熙载提出,后来舒芜先生又进一步指出韩诗形式上的"不美之美"、"非诗之诗",内容上的"以丑为美"倾向,然其内容之丑是如何转化为美的问题尚有待探索.笔者试从具体的文本入手,运用中西方文艺理论,对此论题进行新的审视,期以获得更深入的认识.     

王船山对“理语”入诗之思考和对性理诗之仿效与矫正

王船山认为诗源于人之情感,理本于人之天性,如一车之两辕,本不矛盾,只要能真正反映人的情感心性,以"理语"入诗同样可以写出佳作。他对以理语入诗的要求是"立风旨以生议论",反对纯粹的以议论为诗,以注疏、帖括、经语入诗。他对宋明性理诗的肯定与仿效主要原因是他要借性理诗之讴歌孔颜乐处、适性自然、流连骀宕来湔洗国破家亡的深悲巨痛,使自己的心灵获得某种超越;用纯素少雕饰的性理诗风格来改变自己昔日所学习过的马(司马迁)、班(固)、颜(延之)、谢(灵运)的精美富赡,以实现诗歌风格之多样化。但他对前人陷入禅学有所"修正",对多以道学语入诗、有类语录等缺点有所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