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基层协商民主与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基层协商民主是民主发展的重要形式,对于拓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渠道、培育公民公共精神、提高公民政治参与能力、规制约束政府不当行为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制度体系的协调不够、指令式行政行为惯性和协商文化发育不足等原因,使得协商民主在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时面临困境。为此,可以通过制度体系的健全、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协商民主形式的探索来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论人口流动背景下的乡村协商治理

协商治理是人口流动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发展方向。人口流动背景下,乡村协商遭遇乡村协商主体"虚置化"、协商渠道"堵塞化"、协商会议"形式化"、协商成本"高企化"、协商监督"短缺化"等诸多困境。化解路径在于:促进乡村经济繁荣,夯实乡村协商基础;完善乡村协商制度,建构乡村协商机制;建构协商法治化路径,促进治理现代化进程;发展乡村网络协商,降低外出农民协商成本;构建参与型乡村文化,强化农民主体意识。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作为提高基层民主质量的重要方式,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对丰富协商民主理论、建设和谐乡村、提高乡村治理效能等具有重要价值。然而,任何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都不是绝对的,农村基层协商民主也不例外,同样会遇到发展困境。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困境主要包括具体运行制度的水平不高、参与主体的质量低以及协商环境不够充分等,成为制约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优势发挥的主要障碍。建立健全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具体运行制度、提高参与主体的质量、优化农村基层协商环境等手段成为完善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当务之急。     

梁漱溟“中国式民主”思想探析——兼论儒家思想与协商民主的关系

梁漱溟在肯定民主理念之普遍价值的同时,更为强调民主制度与中国特殊文化传统的适应性,对"中国式民主"进行了理论思考和制度设计。在其乡村建设理论中,他继承了儒家的政治传统,提出"人治的多数政治",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两大基础"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和"法治原则"予以颠覆,凸显了中国社会和文化传统的特质,表现出鲜明的协商民主的色彩。儒家思想与协商民主具有很强的亲和性,能够成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积极资源。     

协商民主:村民自治可持续发展的政治诉求

如何深化和细化村民自治制度,解决村民自治的"民主困境",实现我国基层民主从"理念"层面向"现实"层面的回归和落实,这是村民自治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文章试从社会民主--协商民主的视角来分析解决基层民主困境,通过在村民自治中引入协商机制来实现农村社区民主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村和谐.     

乡村治理中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比较、问题与对策——基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四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浙江临海、河南邓州、四川成都和广西贵港在探索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方面创造了多样化的形式并取得了实际效果。四地创新的不同形式的相同点在于:它们均是问题倒逼型实践创新,都有一套完善的制度机制作保障并依靠多元合力推动。其根本性差异在于:运用权力结构划分法,它们分别属于维持型、融合型、嵌入型和下沉型等不同类型。通过比较发现,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存在制度创新与既有法律制度衔接不够、协商议事低效、协商主体代表性不足以及持续发展动力不强等突出问题。为此,需要在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明晰协商议事规则、推动网络协商、培育协商文化等方面作出努力,提升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运行效果。     

新中国成立70年社会组织协商的实践探索与发展趋势

社会组织协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协商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在协商渠道、协商领域和协商能力等方面均取得了积极效果。然而,社会组织参与协商民主也面临着一些"失灵"困境,包括制度失灵、机制失灵、认知失灵和组织失灵四个方面。因此,新时代社会组织协商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完善的机制保障,正确的协商意识,以及成熟的组织架构和专业能力,进而为提升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水平贡献专业智慧,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试论社会主义乡村协商民主

社会主义乡村协商民主是探索、建立和发展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现实产物,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质属性,与西方协商民主具有根本差异。社会主义乡村协商民主经历了从肯定乡村协商是一种民主形式到确立乡村协商为一项民主制度的过程,是与相关政治制度既紧密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制度。社会主义乡村协商民主以马克思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为灵魂,以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为底蕴,以协商为核心价值,其在乡村社会生活中功能作用的大小取决于乡村协商质量的高低。     

关于协商民主的若干认识问题

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实质上是民主的两个基本环节。说二者是民主的"两种基本形式",其实是指:它们是居于民主两个基本环节地位上的"两种基本形式"。协商民主一定要有协商,但协商决不等于协商民主。这意味着协商民主是有条件的:协商的开放性、平等性、理性化和制度化等。协商民主适用的范围十分广泛。形式上,协商民主可以是政府、政党、阶层、团体、群众等两两之间或各自内部的协商,也可以分为听证式、座谈式、公共论坛式、提案式、电视或网络公开对话式等多种协商;内容上,凡法律未予明确规定的或不涉及国家机密的公共事务,都可以运用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应当成为政府决策的制度化程序。     

协商民主理念下社会协商的困境与路径研究

协商民主对社会协商起着理念渗透与实践导向功能,而社会协商则是协商民主社会场域内的具体化、路径化。受历史条件、社会复杂性的制约,社会协商的发展困难重重。为此,必须在政治文化层面上,积极培育公民的协商精神与提升社会公共理性;在组织生态层面上,促进社会组织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在制度构建层面上,促进社会协商的制度化建设,构建“个人—社会—国家”互动的协商格局。与此同时,规避社会协商过程中的“过度性”协商与“抽象性”协商,强化社会协商的“真实性”。通过以上举措,进一步深化我国社会协商的实践路径,实现社会协商发展的具体化、广泛化,继而有效地推动我国协商民主发展。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三重困境——基于政治伦理的分析

"协商民主"是与道德价值密切相关的一种政治形式,它的兴起契合了西方政治思想的中心价值,受到了极力推崇.但是就政治伦理层面而言,它至少存在着三重困境:一是协商参与者究竟是个人参与还是代理参与构成了协商民主的主体困境;二是公共理性作为协商民主的原初状态还是推理结果构成协商民主的过程困境;三是维护多元主义还是追求一致性的利益构成了协商民主的合目的性困境."协商"仅仅是民主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却并非民主政治的全部.在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中浸润协商的精神伦理,比单纯地追求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更为重要.     

地方政府的“行政协商”:定位、内涵与建设

作为一项制度建设,“行政协商”逐渐成为地方政府改革中的一个亮点,在理论上厘清地方政府“行政协商”的定位、内涵与建设的方向等问题有助于制度建设的深化.从定位上看,地方政府的“行政协商”具有两个层次定位:政府职能转变与协商民主.从内涵上看,地方政府的“行政协商”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行政主体既包括政府,也包括政府部门;第二,行政过程从“任务型行政”向“协商型行政”转变;第三,行政目标兼具社会性目标与政治性目标.地方政府的“行政协商”需要解决三方面的问题:地域性问题、主体性问题与代表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正是地方政府“行政协商”制度建设的基本方向.     

协商民主中的社会协商

协商民主体系至少应当包含三个基本层次:(1)发生在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民主协商过程;(2)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直接互动的民主协商过程;(3)社会民众之间的有组织的民主协商过程.可以把发生在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民主协商称之为“政治协商”,而把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直接互动的民主协商和社会民众之间的有组织的民主协商,统称为“社会协商”.国家层面的政治协商具有间接民主的性质,而社会协商具有直接民主的性质.政治协商和社会协商可以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推进社会协商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民主功能.     

党外知识分子参与协商民主的现实挑战及克服路径

党外知识分子参与协商民主的实践不断取得进步,其参与协商民主的制度框架也在逐步完善,但尚存协商民主制度平台不健全和缺乏可操作的规范程序等问题。阻碍党外知识分子在协商民主建设中作用发挥的主要原因可从思想认识、法规机制、社会环境等角度分析。未来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协商民主作用的主要措施有树立民主意识,提高参与者素质;完善党规国法,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创新协商形式,设计可操作性程序;在具体落实层面上,要继续发挥好党外知识分子在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中的作用,还要向基层协商拓展。     

生活方式视域下中国协商民主的现实挑战与践行困境

中国协商民主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现实挑战和践行困境。基于生活方式的视阈,中国协商民主面临了四个方面的现实挑战:社会多元化对中国协商民主的前提提出挑战;社会不平等对中国协商民主的基础提出挑战;参与规模的局限对中国协商民主的广泛性提出挑战;主体理性的有限对中国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提出挑战。此外,由于人们没能从生活方式的视阈来看问题,导致了协商民主的实践过程中的种种困境,包括协商结果狭隘化、协商主体精英化、协商程序形式化和协商意识淡漠化。     

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困境与化解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治理领域涌现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从功能上主要分为决策型协商民主、咨询型协商民主、监督型协商民主和协调型协商民主四种形态。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推动下,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正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但也面临着形式化倾向、弱势群体表达受阻、协商理性不足、参与冷漠与协商责任感缺失等诸多践行困境。加强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培养基层民众协商意识,规范基层政府协商行为,就成为化解基层协商民主发展困境的当务之急。     

乡村环境协商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乡村环境协商治理是建设美丽乡村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议题。乡村环境协商治理具有主体多元性、过程商议性、方式制衡性和目标共赢性的特点,对于保护村民的环境权,提高环境治理效率,提供乡村治理现代化典范等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基层政府的治理缺陷,多元主体的价值取向偏颇,环境治理责任模糊不清,环境治理信任纽带的断裂,导致乡村环境协商治理面临重重困境。为破解上述问题,需要从协商治理结构转型、协商治理制度建设、协商治理流程优化、协商治理内部资源开发、协商治理环境营造等方面探索对策。     

双层共创与动态均衡：政村合力下村级议事协商制度现代化实现路径

积极发展村级议事协商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亦是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形式。乡村人口结构、业态结构的变化必然带动乡村治理内容和结构的变化。近年来，党和国家持续地通过政策实验推动村级议事协商制度创新，提升制度的适应性和有效性，从而能够促进制度现代化转型。在尊重创新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基础上，分析村级议事协商创新实验案例发现：村级议事协商制度创新差异实为制度在实践场域中的结构化路径差异，基层政府制度供给策略与村庄自主调适共同影响了制度创新的结果差异。在推进村级议事协商制度创新过程中，要注重和坚持乡村治理系统的动态均衡，把握影响村级治理系统动态均衡的关键变量，找到一般经验与具体实践的连接点，实现政府与村庄的有效互动、村民与居民的有效共治、新制度与旧制度的有效互嵌，从而逐步推进和最大限度地提升村级议事协商实践的治理效能。     

专题协商民主制度的程序建设研究

专题协商是21世纪初在我国兴起的一种民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的基本国情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专题协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提供不同利益主体的对话协商载体、创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现方式、推进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等制度价值。然而,在当代中国,协商理想与当前民主实践、协商目标和协商实效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张力,导致出现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程序规范的缺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深化专题协商的程序建设已迫在眉睫,党和政府应从规范专题协商的选题确定、实地调研、全面协商、信息反馈、跟踪问政等方面着手,不断完善专题协商民主运行的程序,进而增强专题协商的民主示范作用。     

协商民主与电子政府

电子政府的出现是行政发展的需要,是政府改革的方向,也是政府迈向善治增强公民公共参与的良好契机。而协商民主作为一种使民主变得更彻底的形式受到众多人的瞩目。本文首先分析了协商民主及其实现条件,接着探讨了电子政府对协商民主的促进作用。当然,电子政府网络也可能对协商民主带来一定的障碍,这是第三部分的内容。最后,本文探讨了完善电子政府的途径以使其更好地促进真正的协商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