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感理论分析——亚当·斯密情感主义伦理学管窥

亚当·斯密的伦理学思想深受休谟的影响,以休谟的同情说为基础,亚当·斯密构筑了自己的以共同感为基础的伦理学体系。亚当·斯密的共同感是对同情理论的重要发展。他一方面说明了人类天生具有情感交换的能力,可以通过立场的交换或者设想达到情感上的共鸣和和谐一致;同时也说明了我们的情感是伴随着人们之间的熟悉程度、友谊和距离而具有亲疏远近的变化的。     

试析市场经济中的“斯密问题”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各种各样问题的产生,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往往会归结到人类的自利心理上。如何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解决现实中的“斯密问题”已成为我们面l陆的重大课题。对于解决市场经济中的“斯密问题”,中外经济学家都曾给出过答案,但都不尽如人意。针对中国国情,从传统文化中汲取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伦理道德思想、吸收外来文化中优秀的伦理道德思想、建立一个降低利他成本的制度环境等,应是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斯密问题”的根本途径。     

论亚当·斯密的正义思想

亚当·斯密的正义思想是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亚当·斯密的正义思想对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实现社会正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亚当·斯密的正义思想主要有:制度是正义的保障;效率是正义的标准;自由是正义的核心;同情是正义的矫正。本文对亚当·斯密的正义思想的现代意义与价值进行了评析。     

亚当·斯密论同情与正义的环境

同情在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中举足轻重,其重要性横贯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对同情的讨论可以从规范性和解释性两个维度进行,规范性的讨论强调同情的道德涵义,而解释性的讨论力图描述同情在经济、社会、文化等现象中发挥的作用。本文从解释性的维度着重探讨了同情的发生机制,同情与自我的关系以及其所激发的人们改良自身处境的冲动,并由此引申出斯密对正义环境（休谟、罗尔斯）的批评。     

弱势群体存在与保护的人性追思——从"斯密问题"谈起

文章认为“斯密问题”事实上揭示了人性是复杂的:人既有利己的一面又有利他的一面。弱势群体的产生、存在与人性是有关系的。基于个体同情与仁爱基础上的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与救助是有益的,但也有不足。个体同情必然走向制度同情与制度表达;只有通过制度安排才能真正实现对弱势群体的切实保护。     

古今中西:《乡土中国》遗留的一个疑难问题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陈述了他在中西社会之间看到的许多差别,如“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不过,这些差别到底是古今之别还是中西之别？对于这个问题,费孝通在其著作中并没有提供一个确定的答案,而冯友兰和梁漱溟两位先生则给出了两种完全相反的答案。三位学者对这一问题所做出的解答及其分歧,构成了迄今为止我们在这一问题领域所能看到的基本思想景观。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来对这一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艰巨任务。     

亚当·斯密“利已”思想新探

亚当·斯密是英国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他使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在他的主要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中,是从分析分工、交换开始的,而所以会产生交换,是由人类的本性“利已心”所引起的。对斯密的“利己心”的思想,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一般持批判态度,认为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的反映。实际上,这种评价是不够公允的。在《国富论》中,斯密写道:交换“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在其他各种动物中是找不到的。……别的动物,一达到壮年     

亚当·斯密对慈善伦理的现代转换

亚当·斯密结合现代社会人之生存境遇和社会运行机制,从人性、民生、素养三个视角分析了慈善伦理的道德取向和建构因素,提出了一种适宜于当今时代社会秩序和心灵秩序构建,以及个体道德人格完善的慈善伦理观。斯密慈善伦理建立在对底层利益和权利尊重的基础之上,实现了从个体“罪责”向“同情”,从政府“恩赐”向“责任”的转换,在“治表”和“治本”的视域中增添了文明社会的应有之义。     

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和谐及其现实影响——从亚当·斯密说起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引申出了“经济人”与“道德人”两个概念,“经济人”与“道德人”反映了人的不同方面的需求,两者并不是统一的,更不是和谐的,而是对立的和谐。“经济人”是利己主义,“道德人”是利他主义,而我们强调两者的结合是建立在两者的冲突的基础上,“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和谐依赖于一种“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这种和谐思想对市场经济建设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需要不断强调人作为“道德人”的一面,否则市场经济体系将无法建立,同时要促进两者之间的结合,达到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和谐,进而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亚当·斯密美德思想探析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美德理论:美德是公正的旁观者根据社会的普遍道德规则所推崇和赞美的那些品性;主张从同情原理推演出一切道德情感,并将公正旁观者中的同情感作为判定情感合宜或适当的标准;提出审慎、正义、仁慈和自制四种美德。     

亚当·斯密国际贸易理论的再思考

长期以来,人们对斯密的国际贸易理论存在着误解,认为它是静态理论,不符合现实情况。事实上,斯密从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探讨国际贸易及其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因而具有动态分析的特点。他在其著作《国富论》中表达了比较优势的基本思想,强调“后来获得的”要素及运输成本对一国优势地位和对外贸易的影响,认为不发达的农业国可通过学习和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获得优势,主张按具体情况对不同产品实行关税政策和渐进式的自由贸易政策。     

论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社会稳定理念的创新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突破传统的社会稳定理念的局限性。当代中国社会稳定必须以社会和谐为最高目标,以和谐指导和检验稳定,不断拓展社会稳定的理念和内涵,改进维护社会稳定的方式方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儒家和谐思想与和谐校园建设

借鉴儒家和谐思想,可以为建设和谐校园提供重要思想资源。构建和谐校园应该继承儒家的忧患意识和人本意识,需要运用“和而不同”的辩证思维以及“执两用中”的实现路径,需要融合天人、义利、理欲三方面的矛盾冲突。     

“小康”“大同”与“政通人和”——传统社会政治理想对当代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建设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社会新的社会治理与发展目标。建设当代和谐社会需要从传统思想资源中汲取智慧,引以为鉴。儒家“小康”“大同”两个层次的社会理想图式,要求我们在今天建设和谐社会时要善于区分现实政治治理的“善治”与和谐社会道德理想两个层次。传统民众“太平盛世”、富而均平的追求,要求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中要把公平正义作为突出问题加以解决,并将其作为重要价值目标来追求。和谐社会的实质内容和建设目标应体现为“政通———人和”两个方面。     

论先秦儒家的和谐社会观

儒家和谐社会观的内涵:一是社会政治和谐;二是等级秩序和谐;三是社会关系和谐;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其实现途径是:以“仁”化之;以“礼”节之;以“乐”和之。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正、负两方面的深远影响,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不可忽视的启迪作用。     

人本思想的社会发展动力特性分析

民本思想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对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研究人本思想中的社会发展动力特性,可以为我国“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理论依据。     

社会保障的制度约束及其矫正

建设和谐社会是新时期发展背景下的发展目标取向。为适应这一目标,必须在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制度体乐的设计中切实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土地长期受益权、城乡统筹是农民社会保障的核心。     

新社会阶层参与社会管理的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

社会管理创新就是通过更新社会管理理念,构建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形成新型社会管理格局,建立起促进和谐的社会机制,使之能够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满足人民群众愿望。“善治”理论强调协同治理,主张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与合作。通过引导、调控,逐步形成一个以新社会阶层为主体的呈橄榄形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从而奠定和谐社会的基础。新社会阶层有序的社会参与将有效促进社会政治力量整合,推动国家政治制度完善和社会管理创新。     

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前提

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无疑是党的十七大报告的关键词,报告还特别强调“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意即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前提。这是因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能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不断增强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能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更加完善,不断加强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保障;能推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更加繁荣,不断巩固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撑;能促进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和谐,不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生态基础;能促进各种体制和机制更加完善,不断健全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能促进社会利益关系更加和谐,不断改善构建和谐社会的心态基础。     

宪法精神人权化与构建和谐社会

“人权入宪”后,对什么是宪法精神,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宪政,是理论界引起诸多争论中热点话题,本文首先评判了当前学术界关于宪法精神的论争,认为当代中国的宪法精神正在从国家本位向人权本位转化,并指出中国人权的本位转移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理论基础,同时指出了现行宪法应当进一步改进之处,论证了“以人为本”、“人权至上”是当代宪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最高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