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英古代爱情诗的美学差异

爱情被称为文学永恒的主题,在中国和英国的古典诗歌中,都存在大量爱情题材的诗歌,但二者的美学趣味有一定的差异。一朱光潜曾准确而精练地概括了中英诗之差异:“西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西诗以深刻胜,中诗以微妙胜;西诗以铺陈胜,中诗以简隽胜。”①含蓄是中国美学的重要标准之一,它既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理想,又是古典诗歌的审美特征,爱情题材的诗歌也不例外。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通过描写客观景象,寄托深情,表达妻子对远征丈夫的浓浓相思,对爱情不着一字,但绵绵思念尽在其中。李白的…     

浪漫的现实主义:奥斯丁的婚姻观

奥斯丁以描写绅士淑女的爱情和婚姻而著称于世,郎“财”女貌的套路因其温婉的笔触未落窠臼,反而熠熠生辉。她的婚姻观是不断发展完善的。每一桩婚姻的缔结都有坚实的经济后盾,但在追求美好爱情时又不时透露出作者浪漫主义的色彩。     

含蓄也是文艺的基本规律之一

六十年代初期,我省文艺界曾经对含蓄问题进行过将近一年的讨论,当时的《奔流》杂志以百家争鸣的精神,组织和号召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从61年8月到62年7月,前前后后陆续发表了十二篇不同观点的文章。讨论的结果是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含蓄是文艺作品的艺术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之一”,“也是作品成功的条件之一”,并明确指出:“一件艺术品如没有含蓄,则一览无余,值不得你去回味的。”第二种意见则与此正好相反,认为“含蓄是艺术表现手法的一种’,“含蓄有含蓄的特色,直叙有直叙的长处,它们并不互相排斥,并不发生谁为贵谁为不贵的问题”。如果把“含蓄这个艺术创作上的非规律的东西说成一个‘基本规律’,对艺术创作是无益的,首先,容易导致作者去为含蓄而含蓄;其次,大家都去追求含蓄了,就可能形成表现方法上的‘千篇一律’。”     

论五四后梁启超的“汉族”涵义上的“中华民族”研究

五四后的1922年,梁启超在18年前发表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的基础上写成《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在文中,梁启超不仅最先对清末以来就一直占据着中国学术界统治地位的“中华民族外来说”尤其是“西来说”公开提出质疑,而且还在他早年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形成过程和特点进行了全面考察和总结,这对于推动中华民族史研究和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他这时所说的“中华民族”却仍还停留在早年认识的基础上,亦指的是“国族”意义上的“汉族”,而非现在几乎所有研究者所认为的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当他要表达“汉族”的涵义时,使用的是“中华民族”;当他要表达“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涵义时,使用的是“中国民族”。在梁启超的笔下,“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的涵义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能看到他同时在使用“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就以为这两个观念在梁启超笔下可以替换,“中华民族”指的就是“中国民族”所指的“中国境内各民族”。     

“书目”论争与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学习鲁迅文艺思想的笔记

<正> (一)有时候,一些杰出的作家或思想家,会发表一些反对和敌视文化遗产的言论。我们若不对这类主观言论作具体分析,盲目信以为真,那将是学术研究上轻率的表现。实际情况可能恰好相反,他们扬言所要反对的东西,乃是他们自己心里的宝贝。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就举例讲过这个道理。他说,“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又说:他俩的“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堪称是知人论世的确论。     

试论《倩女离魂》和《牡丹亭》中的“魂”

元杂剧《倩女离魂》和明传奇《牡丹亭》存在许多相同之处,其中最突出的是借“魂”的意象来实现女主人公对礼教的叛逆和对爱情的追求。两部作品中的“魂”意象都是主人公在极度压抑人性的环境中的寄托和反抗,是主人公二重人格的体现;“魂”成为主人公本我冲动的外化形式和情欲宣泄的载体;两部作品中的“梦”意象是“魂”意象的补充,“梦”体现了“魂”的欲求,由“魂”的活动引起的“梦”是主人公愿望的达成,“魂”与“梦”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试析欣赏含蓄美的心理流程

一种古老而权威的美学理论——标举和提倡含蓄美:仅以文学领域为例,刘勰称含蓄能使“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皎然称之为“诗道之极”;张表臣说:“篇章以含蓄天成为上”;苏东坡说:“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姜夔说:“语贵含蓄……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魏     

略谈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爱情主题

恩格斯曾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以感情为基础的关系,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既然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那么也就可以说,自有文学以来,男女间的爱情问题,就以当时能有的形式在文学中反映出来了。综观自先秦到清末的一部古典文学史,就会发现,爱情作为题材进入文学作品,大体经过了这样一个历程;先是由对纯贞爱情的歌颂以及对破坏、阻挠爱情的行为和势力的控诉、批判、斗争,从题材到主题,体现了爱情主题的单一和专一;随着以私有制为     

《家》与《呼啸山庄》中主仆恋之比较

《家》与《呼啸山庄》都描写了发生在主人和仆人之间的爱情悲剧。导致他们爱情悲剧的直接原因是阶级社会中的阶级差别。由于中国与西方社会现实内容的不同,这两段爱情悲剧的根源也存在差异。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家长制、礼教和奴化教育造成了觉慧和鸣凤的爱情悲剧;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财产关系和价值观念不仅造成了卡瑟琳与希克厉的爱情悲剧,而且扭曲了希克厉的人性。     

巴金旧家庭题材小说的时代特征

对于爱情、婚姻问题的“现代”认识,对旧式婚姻、旧礼教、旧家长的激烈抨击和批判,其实早在巴金之前,特别是“五四”前后的文学作品里就已得到多量、密集的表现。一九二一年,茅盾曾对该年三个月里发表的一百二十余篇小说进行统计,发现当时作家最有兴味描写的就是恋爱,这方面题材的作品竞占了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八。①这些作品无疑与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等小说有精神联系,不管巴金是否明确意识到,他的创作实践不能不受其滋润、诱发和启导。但另一方面,《激流三部曲》等毕竟是新文学在三十年代的收获,那时无论现实生活——它们必然以作家生活经验的形式积淀于创     

别张壁垒于“茶陵” 拔戟自成一阵营——试论杨慎的诗歌理论及创作

明代学者杨慎 ,在众多著作 ,特别是《升庵诗话》中有大量的诗歌理论。就诗歌本质论而言 ,杨慎强调诗歌“主情” ,并在诗歌的学习上兼取众善、融于一冶 ;在诗歌审美论上 ,提倡含蓄蕴藉 ,天然清新 ,同时在创作中主张多读书和用语必有出处。     

情归革命——从《白毛女》看“革命时代的爱情”书写

纵观左翼文学到文革文学,仅就人性中的爱情话题而言,《白毛女》所呈现的是一个从革命文学“革命加恋爱”的写作模式向文革文学的无性别写作的过渡性文本。在对《白毛女》的不断改造中,人性的文学表达经历了一个浮沉跌宕的过程,它也预示着人性,特别是“革命时代的爱情”必然要经受政治考验的艰难历程。     

古代诗论家“含蓄”说述评

含蓄,是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的重要问题。“含蓄”这个词虽然出现较晚,但这个问题在文学批评史上很早就被人们注意了。战国时代的《周易·系辞上》中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三国时的荀粲说:“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之象以尽言,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三国志·魏志·荀或传》注引何劭《葛粲传》)粲荀的话,说明精深的道理是不能用物象完全表达出来的。他认为意内、象内可尽言,意外、象外“蕴而不出”,不可尽言。这“意外”、“象外”就是后人所说的“言外之意”、“象外之旨”,“蕴而不出”就是后人所说的“含蓄”。可见,“言不尽意”说,实在就是“含蓄”说之本源。众所周知,语言尽管     

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的发展

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经历了从“五族一家”到“中华民族一家”的演化过程,“中华民族一家亲”“中华民族大家庭”话语相继成为表达“民族之统一”、象征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形象说法,而其最初形态即为与五族共和观念相适应的“五族一家”之说法,孙中山及之后的北洋政府文告都曾频频提及“五族一家”一词。南京国民政府仍会在某些涉及民族事务的文献中使用“五族一家”等提法,后来国民党当局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以“宗支关系”定位国内“族群”关系,较少提及“五族一家”;中国共产党逐步确立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并阐述了建设各民族友爱合作大家庭的思想。当时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的内涵包括：各族都自认为是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黄帝或“炎黄”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征符号,“中华民族”这一名号所包括的国内各族同属于以黄帝或“炎黄”为“共同始祖”“人文初祖”的大家庭;当时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学人常以“亲属关系”定位现实中的民族或族群关系,视其为血缘相通的宗支与亲如同胞的兄弟民族;各派政治人物、各个民族以不同形式确认了包括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内的中华民国领土是中华各民族的共同家园,中国境内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华文明是中华各族...     

从儒家政治哲学中发现“共和政体因素”——论孟德斯鸠的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研究

以往我们对孟德斯鸠思想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其对东方专制政体的批评及其民主政治思想这两个方面,却忽略了其中西政治哲学平行比较研究以及从儒家政治哲学中发现“共和政体因素”的思路.从他对儒学与斯多葛派哲学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发现,他对这两派学说有着同样的深刻理解和高度评价;从他关于中国的“礼教构成了民族的一般精神”的论说中可以发现,他认为专制政体的恐怖原则乃是对儒家礼教原则的背离;从他对儒学如何“给专横权力划定范围”的论述中可以发现,他从道德的根源肯定“亲亲互隐”,与孔子的观点完全一致;从他对儒家礼教与基督教“一般精神”的比较中,则可以发现他对儒学的局限性有一定的深刻认识.     

荀子礼教思想与社会教化

以礼乐进行教育、教化是礼教。文章对荀子的礼教思想与社会教化问题进行了阐发,指出荀子天人相分,归本人道来探讨礼教的本源。以本始材朴、性伪之辨揭示礼教的人性论依据;以礼义之化、富而教之为礼教的基本途径;以圣人之伪、以道教人为礼教的理想目标;为学不已、尊师重礼是礼教的具体实践;治教合一、美政美俗是礼教的双重功能;秦汉以后,礼教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异化。今天,对于礼教问题要正本清源,返本开新,在仁爱的基础上提倡礼教,以礼教作为社会儒学实践的基本途径,重建伦理秩序,重塑道德精神。     

杜十娘与爱情贞节论

杜十娘与爱情贞节论李奉，黄晓霞被冯梦龙称为“千古女侠”的杜十娘，当年向世人展示了她的“百宝箱”，不听李甲的哭泣，不顾众人的劝阻，带着对人生的憾恨，往江心一跳，结束了她年仅十九岁的生命。很多年来，人们把杜十娘的“错认”李甲，孙富的使坏，礼教在李甲身上的...     

贾母——宝黛爱情悲剧的罪魁

贾母是贾府里名位最尊、辈份最高的太上夫人，是贾府这个封建贵族大家庭里的真正掌权人。在宝黛爱情的产生、发展过程中，贾母自始至终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从客观效果看，她促成和加强了宝黛爱情，但是在宝黛爱情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贾母却从本阶级的礼教、道德标准和本家族集团利益出发，冷酷而残忍地作出娶钗去黛的决定，使宝黛爱情以悲剧告终     

云南苗族文学纵横谈

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苗族是历史最为古远的成员之一。关于苗族的族源,史学界的说法颇多。有说《尚书·吕刑》中提到的以“蚩尤”为其首领的“苗民”,即其先民;有说《尚书·牧誓》中提到的助周武王伐纣的“髫”人即“苗”人,是他们的后代开创了楚国的煌煌伟业,有说那也就是《尚书》“禹贡”、“尧典”,《史记》“五帝纪”以及《战国策》、《淮南子》、《山海经》等许多古籍中提到的“三苗”、“有苗”;等等。但尽管各说不一,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都认为苗族的先民远在夏代以前,就生息在我们的神州大地上了。他们同传说中的华夏族的祖先黄帝,炎帝一道,翻开了中华民族史册的第一页。     

论清末礼教派保守主义法律思维模式的合理性

清末礼教派“轻法治,重德治”而又夹杂封建遗毒的思维的确有诸多不足,但应当指出的是,礼教派较之于法理派,更多地贯彻了法律思维上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礼教派对法律功能的现实主义态度极具历史的合理性,表明了礼教派对清王朝为挽救危局而进行的修律活动(或曰法制变革)持一种冷静的和理智的态度,这种对法律功能的现实主义态度对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而建设“法治”国家是具有促进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