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层治理结构下村民小组治理机制研究——以陕西D村为例

行政村作为国家政权在农村社会的最基层组织,上连着国家政权;村民小组作为最基本的政治单元,则是国家政权在农村社会基层建设的延伸点。同时,村民小组内部的规则和秩序成为熟人社会中的社会资源,下连着村民生产生活,成为国家政权在农村社会基层建设的着力点。乡村社会的双层治理结构与国家政权建设密不可分,村民小组的治理有赖于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工与合作,充分调动村庄内部的社会资本,实现农村社会的良好治理,利于村民自治体系的不断完善。     

乡村治理秩序的困境与重构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我国的国家权力逐步退出乡村治理的舞台。然而,作为"历史记忆"的乡村自生秩序在现代转型的浪潮下逐步瓦解,我国的乡村治理秩序陷入失序的危机中。具体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农民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输入不足,公共权力流转于"村头官僚"与村庄精英。重构乡村治理秩序必须发挥国家、社会、市场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国家供给制度,社会组织承载村民自治,市场机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由个体与国家到团体与国家--乡村治理中农民利益表达形式的历史转型

在中国历史上的乡村治理结构中,由于农民没能形成向国家进行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团体,无法使国家明确感受到农民集体的利益诉求,从而使国家政权往往只按照自己的意志,想当然的对乡村社会进行治理,进而造成了乡村社会周期性的动荡;改革开放以来村民自治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村委会的过度行政化,而未成为预想中的村庄利益代言人;逐步减免农业税,为村委会的去行政化开辟了道路,但也同时可能造成乡镇政权唯上是从的官僚化倾向.因而,应扩大自治的空间范围,增加乡政中的民主因素,以制约乡镇政权的官僚化倾向.在此基础上,使村和乡镇组织真正成为农民向国家进行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团体,建构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民主合作机制.     

国家与基层组织关系视角的乡村水利治理

明清以来乡村水利治理经历了“民间自治”一“国家动员＋基层组织”一“国家退出与基层组织”一“市场化与农民合作”的演进轨迹,这是由国家性质和农民组织状况共同决定的。当下乡村水利治理的困境由国家缺位和基层组织弱化造成,因此,国家应积极介入乡村水利治理,着力重塑基层组织的行动能力,实现国家支持与基层组织的有效对接,建立水利治理的长效机制。     

“乡政村治”:一项关于农村治理结构与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个案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治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农村基层政权和社会管理体制上逐渐形成了“乡政村治”格局,即在乡镇建立基层政权,对本乡镇事务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对本村事务行使自治权。村民委员会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代表村民的意愿和利益。本文以个案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农村治理结构的现状和“乡政村治”面临的困境。     

论治理理论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境遇及其出路

在西方语境下发展起来的治理理论,不仅其理论本身具有缺陷,而且在实践中也不断遭受挑战.因而,当将这一理论移植到中国农村具体实践中时,就必须避开其在政治倾向与文化接受性等方面的理论陷阱,创造性地与我国的具体国情及新农村建设实践相结合.中国的乡村治理应着力破解"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格局的结构性矛盾所引起的体制性冲突及制度性制约,引导乡村社会走向自主治理、民主治理和合作治理的轨道;提高乡村干部在村民中的信任度及政治权威,克服村干部对基层政权的权威依赖和资源依赖,有效整合家族、企业组织以及各种农村社会中介组织的利益和矛盾冲突,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村民自治何去何从——对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现状的观察和思考

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建立的以村民自治制度为基础的乡村治理秩序,由于制度缺陷和制度无效的双重制约导致了村民自治的制度失灵和乡村治理的失序,从而造成了目前农村地区的严重的治理危机.破解乡村治理难题,需要大胆解放思想,创新乡村民主的发展战略:一方面村民自治要实现从民主选举到民主治理的转型,以协商民主促进乡村治理,渐进培养起农民的公民性格和民主精神,使农村基层民主有效地运转起来;另一方面要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推进地方政府体制改革,建构一个新型的、以乡镇乃至县域自治为基础的地方治理结构,促进乡村治理走向有序和善治.     

农地制度变迁与农村社会管理

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是乡村治理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在历史上,每一次土地分配及产权归属的重大变化,最终都引致农村社会结构及组织管理制度的变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赢得农民的认同,重建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随着农村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发展,建立了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摧毁了人民公社体制的经济基础,村民自治成为基层治理的基本制度。但是,土地流转和人口流动的加剧使农村社会日益开放多元,迫切需要建立新型的乡村治理机制,推动村民自治逐步向新型农村社区自治转型。     

供给与需求:关于乡镇政府未来去向的分析

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来看,由于乡镇政府"经济人"特性的张扬导致国家政权内卷化,因此乡村社会面临着治理危机.乡镇治理要顺应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将国家承担的部分职能转让给社会,让社会自主治理,逐步取消乡镇政府,并通过制度供给控制乡村社会,实现乡镇的有限自治,无论从供给还是从需求上来说都能化解乡镇治理危机,这才是合乎理性的路径选择.     

乡村治理:组织和冲突

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转型进程的加快,农村冲突正在呈现出新的特点。冲突主要起源于基层组织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不适应,组织本身正在衍生出一种对于乡村社会的掠夺特性。化解冲突、改善治理的核心环节是改造基层组织。这种改造必须要有大动作。     

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研究的方法论考察——"国家-社会"理论是否适用

"三农"问题在政治层面上的反映就是乡村治理问题.从中国农村政治体制历史变迁的本土视角可以发现:从实践角度看,我国乡村管理体制改革是在国家政权的把度下进行的,但是,由此将国家权力的下渗设定为国家政权的单一化判断是不科学的.过分强调国家对社会的单向影响,忽略了社会对国家的反向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讨价还价的过程及其正向效应.另外,如果仅将基层组织力量作为社会变迁的源动力又无法从国际领域找到经验证据.因此,"国家-社会"分析范式提供了探究农村社会与国家权力互动的分析理路与方法论导向,是研究我国乡村治理问题的方法论指导.     

权力的文化网络现象的当代体现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出现在华北地区乡村治理中的权力文化网络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治理中"重现",这一现象的出现源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社会自治组织的不完善和自治职能发挥的不充分等。权力的文化网络在当代社会治理中具有新的特征和意义,在短时期内有发展的趋势。但权力的文化网络并非理想的社会治理模式,必须高度注意其负面功能,最终需要建立国家和社会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我国目前的乡村关系与社会控制--特别从村民自治角度进行的分析

本文把村民自治的实施与国家对农村的社会控制放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背景下 ,把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体化为乡镇政权对村庄和农民控制的实践形态 ,就两者互动的内在关系和解决冲突的方式进行探讨。认为村民自治是农村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确定国家边界、实现国家与农村社会良性互动的体制安排 ,它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遭到瓦解 ,新的“乡村政治”模式在实践中造成了国家控制能力流失的可能 ,而自治条件下村庄内部非体制因素的出现增加了社会整合的难度。在此基础上 ,本文从改革乡镇政权、提高村庄整合能力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农村社会控制机制的政策建议     

文化网络、科层控制与乡政村治——以村庄治理权力模式的变迁为分析视角

村庄治理权力模式受制于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二元关系.并以其构成单位的来源、构成单位的组织形态与权力的运行规范三者为身份标识.文化网络模式是准社会自治阶段"经纪统治"的产物,社会性赋权是其根本特征.科层控制模式是管理型治理阶段人民公社制度的产物.它以行政性赋权为根本特征.乡政村治模式是准合作治理阶段村民自治制度的产物.它以行政性和社会性双重赋权为根本特征,展示了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态势,亦展示出村民参与不足和社会自治生成不完全情况下准合作治理推进中的诸多障碍和难题.     

农民组织化与农村社区治理

农民组织是农村的新社会力量和治理主体。要改变当前农村社区治理缺失的普遍现象,必须凸显农民组织化的主体地位和治理功能。为实现农村社区善治,要处理好社区自治与乡镇政权管理、农民组织与村党组织、农民组织与家族宗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的共生、共建与联动

农村社区建设是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农村社会管理体制,转变党和政府对乡村社会执政方式的战略部署,也为乡村治理的转型提供了历史契机。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密切相关：一方面,农村社区所着力建构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给村民自治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重构了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推动了村民自治制度的有效运转;另一方面,村民自治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内部支撑,培育和挖掘了社区资源,有利于提高社区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能力。要实现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的联动发展,必须唤醒农村内部的自治元素,开发整合农村自治资源,走出一条内源式发展的道路。     

农民组织化与农村社区治理

农民组织是农村的新社会力量和治理主体.要改变当前农村社区治理缺失的普遍现象,必须凸显农民组织化的主体地位和治理功能.为实现农村社区善治,要处理好社区自治与乡镇政权管理、农民组织与村党组织、农民组织与家族宗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形式化治理:村级组织性质的再认识

税费取消后,村级组织逐渐从原来的半正式或非正式的治理方式向以干部管理科层化、村务管理文牍化、村庄治理行政化为主要特征的形式化治理方式转型。形式化的治理是后税费时代村级组织经济基础的转变、治理内容的转换以及乡村两级治权的弱化所共同形塑的。这种治理方式使得基层组织既没有实现规则之治,又失去了原本简约治理的内涵,造成干群关系疏远、基层组织权威下降、农村的矛盾纠纷无法解决和农民上访增加,同时还造成了村庄内生资源和国家输入资源的极大浪费。在乡村社会与国家对接的这一灰色地带中,半正式治理仍然是一个合理且有效的选择。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利益解读

改革开放后 ,村民自治逐步成为我国治理农村社会的基层民主新制度。本文认为 ,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表达导致了村民自治制度在 80年代中国农村的创立 ;利益的实现和扩大是村民自治发展和创新的内源力 ,是村民的主动性制度创新和国家强制性制度导入相结合的过程 ;在村民自治的实际运作过程中 ,利益分配是重要的变量。总而言之 ,在影响村民自治产生、发展、创新和运作的因素中 ,利益是决定性因素。     

困厄与出路：乡村治理与新农村建设

治理作为西方语境下的概念,运用到中国,必须与中国国情相契合,也就是说必须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进行社会的治理.中国治理的困境主要存在于农村建设的管理与自治、村干部的行政权与自治权以及村民的分散经营与集体认同的三对悖论中.为此,需要重整国家政府、基层政权与乡村的利益,并大力发展乡村集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