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诸法域法定继承制度之比较

大陆与港澳台的法律分属不同的法系或法律文化,它们虽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彼此也有不少差异。从法定继承的地位及适用、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法定继承顺序以及法定继承份额等方面,对四法域的法定继承制度作全面比较分析,对了解四法域继承法律制度的异同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论我国法定继承制度的完善

我国《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制度,内容简单且不够全面。《继承法》应以我国《民法典》的制订为历史契机进行修订和补充,扩大法定继承人范围,增加法定继承顺序,强化配偶继承权的法律保护,完善代位继承制度等,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法定继承制度,并为《民法典》的制订打好基础。     

法定继承制度完善之管见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和个人财产的日益增多,我国现行《继承法》对于法定继承规定的滞后性和片面性也日渐彰显。鉴此,文章认为有必要对我国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配偶继承权、代位继承等方面作出重新规定。     

对完善我国法定继承制度的几点思考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司法实践的不断深化,我国现行《继承法》对于法定继承制度规定的滞后性和片面性也日渐彰显,鉴于此,基于法定继承制度的依据,我国《继承法》应对血亲关系、婚姻关系的法定继承以及代位继承问题等三个方面进行重新设计,以求完善我国法定继承制度。     

论我国立法中关于涉外继承的法律适用原则

本文对我国《继承法》和《民法通则》中关于涉外继承的法律适用原则的规定进行比较,指其异同,认为“分割制”优于“单一制”,利多弊少,并对涉外继承的有关问题提出看法。     

父母法定继承顺位的立法论证

关于父母法定继承顺序的规定,我国《继承法》采取的是将其与配偶、子女均设置于第一顺位的立法模式.然而,世界普遍立法趋势是将父母设置于第二顺位.父母作为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不仅符合被继承人将遗产转移给自己的直系晚辈血亲、保留在家庭内部的主观意愿,且与作为规制法定继承顺序经济基础的当前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符合法与社会生产力的辩证关系,同时也体现了对民间继承习惯与社会伦理规则的顺应.     

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的法律思考

通过比较近世各国继承法中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的规定以及我国其他法域的相关规定,我国继承法应当首先坚持大多数国家所认同的以血缘关系、婚姻关系和抚养关系为继承法的基础,从国情出发,适当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在继承顺序上,采纳亲系与亲等相结合的模式,来平衡各方利益。     

关于遗产继承的法律问题解答 子女对父母赡养程度不同,遗产继承份额可否不同?

问题:王家有同胞姐弟四人,父亲王某生于1915年7月1日,生前在某医院担任院长职务,于2001年1月24日因病去世。母亲韩某,生于1938年7月3日,因病于2003年10月7日在美国去世。二人生前未立遗嘱。父母去世后,留有位于某区306室楼房一处,现登记在父亲王某名下,并由排行第三的儿子王三居住。王三主张其对父母尽了主要甚至全部赡养义务,要求多分;其他兄弟姐妹未尽照顾父母义务,应该少分或者不分。请问:父母生前未留有遗嘱,其遗产     

论欧盟继承法律适用条例与我国继承准据法的完善

继海牙《死者遗产继承法律适用公约》之后,2012年欧盟继承法律适用条例的出台是涉外继承法律适用立法在国际私法统一化运动中的一大成果,它代表了当今在继承法领域的发展趋势.我国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于2010年通过修订旧法或制定新法,也使得两岸涉外继承法律适用法均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但与欧盟法律适用条例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本文通过梳理欧盟及我国涉外继承法律适用的立法,通过适当的横向比较,以期对我国继承法律适用的发展,甚而区际法律适用的冲突的协调有所启发.     

论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的完善——以海峡两岸法定继承的对比分析为视角

《继承法》立法背景的变化,导致在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方面在现时代存在诸多不适,通过与港、澳、台地区相关立法的对比分析,主张：扩大法定继承人范围至三亲等亲属,增加法定继承顺序位阶并规定父母为第二顺序继承人,规定配偶继承零顺序并增加配偶先取权和用益权,采“固有权说”之代位继承。     

论法律继承

一个民族的存在必以其历史为基础。一个民族的法律只有与该民族的历史相沿承、与其本土资源相适应才能存活。法律现代化的口号喊得再高、再响,使法律与本土资源相适应终是其根本途径。在我国,法律移植轰轰烈烈地进行了近百年,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最终还是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对历史的继承上来。本文以重新探索法律现代化路径之选择,检讨法律移植之得失,审视历史沿续的不可避免为出发点,以社会的法律和社会的文化之一致融合为落脚点展开探讨。     

从《名公书判清明集》看宋代的遗嘱继承

宋代不仅“户绝”有遗嘱继承,而且“非户绝”也同样存在遗嘱继承。《清明集》中记载的大量关于遗嘱继承纠纷的案例,实证了宋代遗嘱继承绝非个别现象,并非局限于“户绝”,而是已成为当时的一种普遍现象。与前代相比,宋代遗嘱继承制度进一步得以完善和规范化,并具有自身的特点,表现在其一直处在不断变化和调整之中,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调解遗嘱继承纠纷的原则和方法。     

宣告死亡中遗嘱继承的地域性问题

宣告死亡和遗嘱继承是关于死亡的两种法律制度。如果法院依法宣告死亡后,失踪人在生存地立下遗嘱,在法院撤消宣告死亡前自然死亡;依据现行法律,二者的法律效果会产生冲突。本文首先界定宣告死亡效力的地域性,然后根据遗嘱的内容分别确定法律效力。     

中国案例监督与指导制度新论

当下之中国,采纳本源型的西方判例法制度受到宪政和司法体制限制且缺乏司法文化之基础,而走司法解释型的案例制度之路又存在理论上的误区及权力异化之危险。从司法管理、司法方法与审判程序制度相结合的视角,在现行案例指导制度基础之上,由最高司法机关统一建构司法方法性的管理制度,如案例监督与指导制度（简称“案例督导制度”）合法而可行,现实且必要。文章对案例监督与指导制度的内涵、实质、新颖性、合法性等问题进行了全新诠释,并从法理、司法方法和司法管理角度做了进一步阐述和论证。     

区域法制思想史研究的新收获——《湖南近现代法制思想史论》评介

湖南工业大学法学院张兆凯、陈雄等人撰写的《湖南近现代法制思想史论———近现代湖南人的法制思想与法治理念》一书,以独特的视角,对湖湘政治法制代表人物的法制思想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和研究,填补了我国区域法制思想史研究的一大空白,对湖湘法制文化研究的拓展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研究述评

目前,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的成果为数不多。它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以及当代共产党人的社会管理思想的研究成果。总的来说,研究涉及面广,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缺乏深度,缺少整体上的系统研究。丰富和完善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思想的研究是广大理论工作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它的研究必将对当前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产生不可估量的指导价值。     

论侵害继承权

继承权仅指继承既得权,即继承人依据遗嘱或法律规定而承继遗产的权利,继承期待权只是一种期待而非期待权。侵害继承权是指继承开始后,僭称继承人否认真正继承人的继承权并排斥其占有、支配或处分遗产。侵害继承权区别于侵害遗产,表现在救济方式、适用的时效、前提等方面。侵害继承权可由继承法中特有的继承回复请求权制度予以救济,真正继承人可请求僭称继承人一次性概括地回复其占有遗产标的,无须证明被继承人对该继承财产是否有有本权,而仅须证明继承开始时由被继承人直接或间接占有该遗产之事实即可。     

论中国法官的个案法律解释权

虽然中国法律实践中默许法官享有个案法律解释权,但法律上并未赋予法官个案法律解释权,且主流观点不支持法官进行个案法律解释。借鉴其他国家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看,中国有必要赋予法官个案法律解释权,但必须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严格限制,使之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行使。     

邓小平论党的执政合法性

执政合法性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十分重视党的执政合法性的维护与建设。邓小平主要是从历史与人民、经济、民主、法制四个方面来分析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邓小平论党的执政合法性具有鲜明的特点和重大的意义。     

志愿者权益保障中政府介入的法律 思考

中国志愿服务蓬勃发展的同时,志愿者权益保障问题也日渐凸显。志愿服务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保障志愿者权益,政府责无旁贷。志愿服务的健康发展必须要有政府的扶持,明晰志愿者权益保障中政府的定位与作用,通过健全志愿服务组织管理制度以及落实志愿服务财政支持与监管等手段相结合而推动志愿服务可持续发展。同时,要实现政府的作用,通过法律明确政府责任,建立完整的法制保障体系,将志愿者权益保障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