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毛乌素沙地变迁及其与周边地区垦殖的关系

针对毛乌素沙地位处温带荒漠与干草原过渡地段 ,其适于人类生活却又易沙化的脆弱性 ,本区居民成分及人口数量在不同时段内的不稳定性 ,以及沙地变迁深受气候变迁影响的特点 ,提出历史时期沙漠化过程的研究应因时因地进行 ,才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历史时期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文章以明代河套地区 (相当于今鄂尔多斯市 )以南长城修筑时间及地点作为时空坐标 ,讨论了毛乌素沙地长城沿线部分在明代的变迁 ,并联系战争对长城沿边垦殖活动的影响 ,分析了垦殖活动和沙地变迁关系。结论是 :明代毛乌素沙地南界基本沿长城一线 ;河套地区持续不断的明代政府与游牧民族的冲突和战争极大地限制了沿边垦殖活动的范围 ,有限的垦殖不是明代长城沿线流沙形成的主要原因 ,流沙范围的扩大更可能是自然原因     

我国沙尘暴现状与生态防治对策

沙尘暴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自然现象,但在更广泛意义上,它是一个严重的生态问题.本文分析了我国沙尘暴天气的时空分布特征、发展趋势和沙尘暴的形成原因及危害方式,从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科学防沙治沙、保护现有植被、以及防治重点在农牧交错地带等方面提出了防沙治沙的基本对策.     

沙尘暴治理：管理体制与生态文明建设

分析国内防沙治沙及其研究的现状,指出地方政府在防沙治沙、建设生态文明中的负向作用,希望在借鉴国外管理经验的同时加强公众参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个范例——评侯仁之教授对内蒙古西部沙漠化的历史考察

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在二十多年前,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和西北地区治沙规划的需要,在繁忙的教学之余,曾对内蒙占西部地区沙漠化的历史演变情况作了实地考察和研究:一九六○年六,七月间在宁夏黄河东岸的灵武、盐池两县境内(与内蒙古伊克昭盟接壤)对通称为“河东沙区”进行了考察;一九六三年进行了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历史地理考察;一九六四年又对鄂尔多斯南部的毛乌素沙漠以及毛乌素沙漠南沿的陕北榆林地区的沙漠化进行了考察。在上述考察的基础上,先后发表了《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从人类活动的遗迹探索宁夏河东沙的变迁》、《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从考古发现论证陕北榆林城的起源和地区开发》等科学论文。这些刚刚开始的沙漠科学考察以及以后陆续发表的科学论著,不仅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显示了历史地理学涉及到沙漠考察这一广阔领域后所具有的生命力,同时也从如何选题到如何进行考察研究,为我们进行历史地理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一个好的学风的范例。     

内蒙古沙地开发利用与管理问题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土地利用的很多领域.沙地开发利用与管理同样存在多元的利益相关者,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也存在偏差,主要的利益博弈表现在地方政府与治沙企业之间,治沙企业与当地农牧民之间,以及沙地后期管护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农牧民之间.需要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来实现各方利益的均衡.     

明清时期宁夏河渠的开发与管理初探

宁夏地处亚洲腹地,地势高且干旱少雨,气候条件远逊内地。自古河渠的修浚与管理状况不仅决定着宁夏农业经济的发展规模,实则对整个宁夏之经济社会面貌起决定作用。明清两代,宁夏河渠之发展远承秦汉唐宋,而多有开发。河渠网络形成与地理布局的扩大,使当时农业在宁夏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得到了确立与发展。明清两代河渠的开发与管理对后世乃至现代宁夏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清时期的宁夏集市及其发展

明清两代,宁夏农业、牧业、手工业、矿业等各经济部门有着历史性进步,其间商业贸易最赖集市的交换与流散。遍及宁夏各地的各类商品市场贸易,在宁夏各民族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以明清旧志为主,追述了明清时期宁夏集市贸易的独特色彩。     

明清时期宁夏水利述论

宁夏地处西北,远离海洋,干旱少雨。明人徐贞明对这一自然特点作过描述:“夫雨旸在天,而时其蓄池,以待旱潦者,人也。乃西北之地,旱则赤地千里,潦则洪流万顷。唯寄命于天以幸其雨旸时若,庶几乐岁无饥耳,此可以常恃哉?唯水利兴而后旱潦有备。”①宁夏要兴修水利又必须引黄河之水,这也是宁夏的地理条件决定的。“宁夏古朔方也,黄河绕于东。贺兰峙于西……地大半尽属沙碱必得河水乃润,必得浊泥乃沃。”②故自汉唐以至明清,     

英藏黑水城所出两件粮食相关文书再研究

许生根发表《英藏黑水城出土四件元代军政文书初探》一文,对4件与仓库粮食有关的文书进行了分析。本文在对其中两件文书重新释录整理的基础上,指出元代亦集乃路的粮食来源多元化,除了甘州等地、宁夏府路外,河东宣慰司也是其来源地之一。     

明清通俗小说与京杭大运河

明清通俗小说的发展、繁荣与京杭大运河有着至为重要的关系。明清通俗小说的创作主体主要是运河沿岸的文人与民间说唱艺人,运河岸边的文人投身小说创作是促成明清通俗小说走向文体成熟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对运河沿岸城市与市镇中商业生活等方面的关注促进了小说题材的拓展。运河岸边城市与市镇是明清通俗小说中故事发生或延展的首选之地;在明清通俗小说中,凡写到运河沿岸的城市,经常以介绍其实有名胜及人们熟知的典故作为叙述故事的开始,并经常有意识地去描写其最富盛名、最具代表性的名胜、景象及风俗。运河沿岸城市印刷业的发达和民间书坊的遍布对明清通俗小说的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著名明清通俗小说的出版,和民间书坊的主动参与和推介有着直接的关系。     

野性与率性--论元代平话的审美特色

元代平话在人物形象、思想倾向、表达方式上,均表现出野性和率性的风格,这是元代平话这一白话小说发展阶段特有的风格特征,与明清小说迥然有别.这种写作风格虽然说不上成熟完善,但自有其自然可爱之处.这种风格的形成主要有三种原因与元代平话的主要内容来自民间说话有关系;与元代北方民族的审美风格有关系;与元代文人的处境也有关系.     

《东周列国志》研究综述

对《东周列国志》的研究大致可划分为明清时期、清末至1949年、1949年至今三个阶段。不同的研究阶段体现出不同的研究向度和视域:明清时期,研究形式主要是序跋、笔记、评点一类,表现出较零散自发的状态;清末至1949年间,小说频繁出现于各种不同类型的资料编辑、专科目录及文学史小说史中,呈现一种较系统自觉的状态;1949年至今,相关研究逐渐多元化,呈现系统性、专题性的特点,在小说研究的角度上,取得了惊人的突破。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关于《东周列国志》的研究与其声名极不相称,亟待加强。     

从《唐诗归》看晚明诗学论争中的李白诗

移晚明诗学之风气的竞陵派选本《唐诗归》对李白诗作出了“于雄快中察其静远精出处”的重新解读：对其雄快风格加以辨证品评,独取其“雄”、“厚’’兼备之作;从调“厚”、情“深”、境“幽”、法“严”等方面阐释其静远幽微之境;反映了李白诗在晚明“复古”与“性灵’’两大诗学潮流之论争及汇融中,继续经典化的特殊表现;促成了李白诗的丰富内涵、风格及体裁在清代的全面接受,对深入认识明清之际唐诗学的转型有重要意义。     

中国历代粮食价格问题通考

自秦汉以至清代，我国每石皮粮（如南方的稻谷，北方的粟谷、高粱）的价格为：汉代３０—１３０钱；魏晋南北朝２５０—５００文；初唐至盛唐５０—２００文，唐后期２００—４００文；北宋２００—７００文，南宋１０００—１５００文；明初２５０—３００文，明中后期４００文。清代顺康之际３００—８００文，康乾时期１０００—１６００文，嘉道至清末２０００文以上。总体而言，各个朝代的前期尤其是初唐、盛唐和明代，经济繁荣，政治鼎盛，此时的粮价格外低廉平稳，人们多有谷贱伤农之叹。汉初每石皮粮三四十钱，明清初期均为３００文上下。由于明清的斗桶比汉代的大四倍，因此，经历近二千年，粮价实际变化不大。此外，粮食地区差价很大，大城市与小城镇相差悬殊。     

《安南供役纪事》及朱舜水在越情况探析

朱舜水是明清之际的学者和教育家。清兵入关后,他流亡在外参加反清复明活动。其长期奔走于海上,曾寓居越南。《安南供役纪事》是其在越南遭受供役之难的详细记载,对研究朱舜水在越活动情况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     

清代山东农业改制述论

随着清代山东人口的增殖,人均占有的耕地越来越少,迫使小农不得不设法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农业生产中发展了麦豆复种为主的二年三熟制。这一制度虽然形成于明末清初,但直到清中期以后才逐渐发展成熟,除了充足的劳动力因素外,作物的搭配模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清代解盐制造系统及其技术探略

清代晋商在政府的许可下,纷纷进入解州盐池,投资经营制盐业。他们每年组织大批雇用工人在全封闭的高墙内进行生产活动:及时开辟池旁土地,设置畦池,放入大池卤水并调配淡水,利用天日晒制。所产食盐,按照场官指定位置,储存于固定的盐亭,以待经户部备案的专职运销商人前来购买。     

山西生态环境的变迁与晋商的兴起

晋商的兴起与明清山西生态环境的变化有关,但是明代晋商和清代晋商并不一样。一般来说,明初山西生态环境未恶化之前,晋商多出于较富庶的南部地区,是靠手中资本,乘开中纳粮之机,大兴商屯而崛起的。清代的晋商则在山西北部、中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农业经济一蹶不振之后,兴之于“走西口”和“闯关东”的人流之中。他们是随着关外、口外经济的开发,在不可欠缺的商业发展的需求中,经受历练而走向成功的。     

明弘治至民国初年宁夏灵州土地税及其反映的环境变化

明代弘治至民国时期,灵州土地税与田亩数有所变化:在弘治至万历时呈现下降的趋势,清初至乾隆年间呈上升的趋势,而后又下降到明中叶时的水平。这种变化大多是豪强军官的侵占、垦荒政令的不同以及自然灾害的原因所致,反映出环境在逐步恶化,土地的贫瘠与盐碱沙化在逐步加剧。     

情绪化的批判——从杨光先的《不得已》说起

明末清初的半个世纪是影响中西文化交流最终命运的关键时期。与明末儒士群体地批判天主教文化相比，清初杨光先在批判天主教文化时，则是孤军奋战；在辟教内容上，除了情绪化地批判与指责外，重复明末儒士而并无新的内容则是杨氏辟教的一个重要特点。正是这种情绪化的批判，直接影响到了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命运，使得清初的儒士在对西方文化进行评价时很少能心平气和，进而局限了清初儒士开眼看世界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