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与文之间——清乾嘉年间"《文选》派"辨

尽管"<文选>派"是一个文学流派,但与学术有着千头万绪的联系.其代表人物的学术路数多属考据一派.考据本质是形而下的;而文学的品质是形而上的,故产生张力.有时张力能互补,有时也会产生悖论.对该派所蕴涵的学术因素及文学特质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梳理,可望对"<文选>派"内部独特的价值得到比较清晰的认识.     

明末闵、凌刻《文选》评本述要

<合评选诗>、<选赋>、<文选后集>三种<文选>评本由明末刻书名家闵、凌二氏先后相承而刻,都推崇收录郭正域评点,又有各自的特点:<合评选诗>反应了辑评者赞成竞陵派主张的文学批评观点;<选赋>多选杨慎以唐诗注解或赏析选篇的文字,对后世文人评点、研究<文选>有启发意义;<文选后集>则更多借鉴万历年间书商刻印评本.它们实是在书商刻印评本和文人评本双重影响下产生的"综合型评本".     

《文选》五臣注价值新探

<文选>五臣注和李善注是<文选>学史上并峙的高峰,一起成为后世研究<文选>的标准文本,其价值和影响都不容忽视.但长期以来,二者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李善注自诞生以来一直饱受赞誉,五臣注虽在社会上广泛流行但却饱受非议,五臣注的价值长期被忽视.我们今天看待五臣注应结合其所处的历史时期,通过其本身的特点,客观全面地进行评价.五臣注简单易学,便于初学者阅读,对初习写作者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因而在社会上有广泛的阅读群体,客观上具有文化普及价值.同时,它可以弥补李善注之不足,与李善注形成一种互补关系,分别满足不同读者层次的阅读需要.时至今日,如果从一般读者的角度去阅读<文选>,五臣注可以说是一种好的本子.     

《圣宋文海》作者江钿考略

吕祖谦的<宋文鉴>是与<文选><唐文粹>齐名的一代文学选本,而<宋文鉴>编辑的底本<圣宋文海>却很少有人提及.     

《文选》选文"任防现象"之成因探析

任昉之文大量入选<文选>,为历代作家所不及,形成所谓的"任昉现象".主要原因如下:一、任昉创作中渗透着风教意识,契合梁代前期润饰鸿业的文化政策需要.二、任防与梁武帝为多年旧交,他在梁初文坛的领袖地位.一定程度上是梁武帝的钦定.三、昭明太子东宫学士多出自任防门下,他们对<文选>选文有一定影响.四、任防之文,与<文选序>强调"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选文标准非常吻合.可见,任昉之文大量入选<文选>,是包括上述四点在内的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文选》五臣注的评价问题

<文选>五臣注和李善注是<文选>学史上并峙的高峰,一起成为后世研究<文选>的标准文本,其价值和影响都不容忽视.李善注自从诞生以来,以其注释详瞻、援引该洽而饱受赞誉,而五臣注则因为晚唐李匡义的批评而颇受非议,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值得注意的是,晚唐李匡又及五代的丘光庭虽然都批评五臣注过于疏陋,但都没有否认五臣注在社会上流行的事实,五臣单注本及六臣合刻本的大量出现也说明了五臣注流行的事实.特别是近代以来,敦煌文献中大量<文选>残卷和日本所藏<文选集注>残卷的发现为我们正确认识五臣注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我们今天看待五臣注应该结合其所处的历史时期.客观全面地进行评价,既要看到五臣注在当时流行的事实,也要看到五臣注有臆解之处的不足.五臣注最大的特点是简单易懂,便于初学者使用,弥补了李善注不解释意义的不足,所以五巨注在社会上有一定的阅读群体.时至今日,如果从一般读者的角度去阅读<文选>,五臣注不失为一种好的本子.     

对《西厢记》改续之作出现的文化学思考

明清时期出现了众多<西厢记>的改续之作,这一现象背后包蕴着丰富的文化意义.改续之作的出现和中国戏曲本事取材上存在的蹈袭性特征有关;少数基于演唱目的改作的出现则和中国戏曲的曲本位特征有关;一些否定<西厢记>主旨的反意改创之作的出现其根源在于明清时期理学思潮的影响,反映出道学文人利用戏曲对人们进行劝惩教化的曲教用心;此外,<西厢记>改续之作在明清时期集中出现还和这一时期兴起的为名著作续书的热潮有关,<西厢记>作为经典戏曲文学使它成为许多文人瞩目的焦点.     

《洛阳造像记》的文学价值

<洛阳造像记>在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和史学价值,同时也是佛学、史学、地学研究的珍贵资料.它创新了石窟文体模式,成为元魏石窟文的新模范;体现了地记文之过渡特征,开启了时代地记文学之先声;开创了<洛阳伽蓝记>文法结构之先河.     

《文选》所收宋玉五赋真伪考

<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这五篇宋玉赋,最早见于南朝梁萧统所编的<文选>.它们是宋玉所作本没有问题,但是受"五四"疑古思潮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怀疑<文选>中所收宋玉赋的真实性.通过对现有文献资料的认真分析,我们可以肯定<文选>所收五赋是战国末期楚国辞赋家宋玉的作品.     

《焦氏易林》与汉代《诗》学研究

<诗>是<焦氏易林>文体与文辞的主要来源.作为齐诗遗说的<易林>,是研究汉代<诗>学演变发展的重要文献;而通过对其文辞名物的考释,有利于佐证毛诗故训,从而正确解读毛诗.<易林>吸收了<周易>卦爻辞言简意赅及<诗>四言韵语的特点,发展成为精炼的四言短体诗.这种独特的创新文体,是汉代经学对文学渗透的体现之一.     

蜀学派文学家与《庄子》

宋代的文学家对<庄子>的文学审美价值非常欣赏,在处世思想和创作上学习庄子,从中吸取文学营养.     

文之枢纽:从儒家经典到文学经典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视为"文之枢纽".所谓"文之枢纽",即全书的总纲.对于总纲的理解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文心雕龙>整个理论体系的把握.我们认为<原道><征圣><宗经>可以看作是"文心"部分,分别从文体论、审美性和创作论方面体现了刘勰儒家经典文学化的观点;<正纬>和<辨骚>归为"雕龙",体现了文学经典的确立."文心"和"雕龙"它们共同构建了一种文学范式:儒家经典向文学经典的转化.     

文学的哲思——以《庄子》寓言为视点

<庄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具文学价值的作品,而寓言是最能体现<庄子>文学特性的一种样式.<庄子>寓言既包含主角、细节描写、情节等文学因素,也涵客逍遥、物化、无为等哲理玄思,两者难分彼此,圆融统一.深入剖析<庄子>寓言中这种文学非文学的现象,并试图以"文学他化"理论解释这一现象,是为了更好地还原<庄子>的历史语境,也是为了更好地解读<庄子>寓言的完整性和创造性.     

《文选》陆善经注简论

<文选>陆善经注是唐代最后一部<文选>注释学成果,是研究唐代文选学的重要文献,可惜没有传世,也未见诸任何公私书目,所以其影响力很有限,远远不能和李善注、五臣注的地位相提并论.19世纪中期,由于日本所藏唐钞本<文选集注>残卷的发现,陆善经注本<文选>才开始为世人所知.从<文选集注>的特征和体例来看,其中的陆善经注是经过删略的,并非陆善经注的原貌.陆善经注在<文选集注>残卷中存量不多,其注释中引典与释词、串释并存,其引典可以弥补李善注.在释词和串释方面,陆善经注既注重释典,又直接解释词义,间有串释大意.     

宋代的疑经思潮与《春秋》学的地位

自中唐以来,特别是北宋庆历以来的疑经思潮,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场巨大的思想变革运动.它突破了传统经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和束缚,并由此促成了宋代新儒学的产生和发展.在宋儒的疑经过程中,<春秋>学受到了高度重视,他们把宋代的时代命运同<春秋>本身所具有的政治社会功能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了<春秋>的"经世"作用,使其成为宋代的一门显学.     

双重跨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对话——以《海外华文文学读本》为中心

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中华民族文学特有的历史进程,它置身于世界多元文化的格局中,根植于异域他国的历史和现实中,产生于与"异"直接交流的跨文化语境中,时移日久,其内在质地与中国文学已有诸多相异,使中华民族文学内部也产生了跨文化因素.因此,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是双重跨文化语境中的对话.<海外华文文学读本>的编选就是这样一种双重跨文化语境中的对话,既充分顾及海外华文文学与所在国社会、历史展开的跨文化交流,又自觉把握我们与海外华文文学之间展开的民族文学内部的跨文化对话,从而成为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     

现代性张力结构与多重对话格局——《小说月报》(1921～1931)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现代进程

<小说月报>翻译文学在特殊的宏观和微观语境中,呈现出相对复杂的形态,主要表现为翻译文学的现代性张力结构和多重对话格局.正是在这种张力结构和对话格局中,<小说月报>翻译文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促进了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多层面地参与、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     

《古文苑》收录标准初探

<古文苑>可能是南宋金石学家王厚之编纂的一部诗文选本,其编纂宗旨大致有四点:1.辑录史传不传、<文选>集外作品;2.崇尚典雅之文;3.注意挑选各时代的诗文精品;4.有意收录有争议之作品.     

读骆鸿凯先生《语原》所想起的

骆鸿凯是近代学者,国学大师章、黄门下的巨子,在<文选>学方面的成就为世公认.同时,骆先生在文字训诂方面也有杰出成就,<语原>一书是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其继承章太炎先生<文始>探索文字孳乳变异规律,对<说文>以来的传统旧说多有突破,对<文始>亦有补苴驳正,以先生深厚的文字声韵训诂功力,若能参考殷墟周金,一定更比前贤或近人的创获为夥.     

论李善的训诂学

李善训诂的最大特色,就是采用征引的注释方式.李善<文选>注第一次将征引式注释应用于大规模的集部注释,为后世的诗文注释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本文以<文选>李善注为核心材料,就李善训诂的特色、方式、适用范围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作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