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女儿国走婚

天真烂漫的学生时代,曾被《西游记》中描述的女儿国所吸引,女人们美如嫦娥,赛似天仙,神话般的女儿国留给我无限神秘,无限向往。     

中国西南扎巴人、摩梭人“走婚”的范围与界限——兼论其对母系家庭形态存续的影响

居住在中国西南地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雅江两县境内的扎巴人(Zhaba People)与川滇交界处泸沽湖周围的摩梭人(Mosuo People)一样,至今被称作“走婚部落”。扎巴人族源也与古代羌人有关,其分布区域、地理环境与摩梭人亦相似,这是至今仍存在“走婚”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根据进一步查阅文献及调查,扎巴人、摩梭人“走婚”能世代延续还有一需要注意的重要原因,即长期坚守虽不成文但约定俗成的为“走婚”明确范围、界限的规矩,其中最关键的是严禁血缘婚。在扎巴人、摩梭人传统文化保护中,这些传统规矩要注意合理保护。     

“西部中国”与“中国民族学”——《西部中国民族学文库》序

在中国民族分布格局中,少数民族多集中在西部。民族学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其重要特色之一就是重视中国各民族社会,特别是少数民族社会、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中国多民族社会的现实为民族学提供了广阔的田野,但该学科在加强实证研究以扩大其社会影响力的同时,不要忽略学理上的支撑,需要在实证研究中体现学科规范。     

从“无礼不婚”到“以礼入婚”:凉山彝族抵制高价彩礼的田野观察

本文基于对凉山州美姑、甘洛、越西、盐源四县的田野调查,发现自抵制高价彩礼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移风易俗条例》实施以来,凉山彝族彩礼经历了从“无礼不婚”到“以礼入婚”的过程。无礼不婚,指彩礼在凉山彝族婚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甚至没有彩礼就无法成婚。高价彩礼强化偿付和资助功能,使其在维系社会关系、婚俗礼仪上的社会文化功能弱化。以礼入婚,是指通过对彩礼数额的调整,使彩礼在功能和意义层面发生改变,并将其纳入新的文化系统中。从“无礼不婚”到“以礼入婚”的动态转变,表明彩礼仍然是婚姻缔结程序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其文化价值是值得保留的。通过对彩礼功能与意义的重新整合,使之切合群众利益,这样彩礼作为彝族地方性知识才能具有兼容现代化的能力与空间。当前抵制高价彩礼的具体实践仍处于探索阶段,彩礼在彝族地区所出现的变化如何影响其社会结构与文化系统,二者在移风易俗进程中的互动与整合是值得研究与思考的。     

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目标：推动西部民族地区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目前,少数民族地区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无论规模还是复杂性都世所罕见。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既是从更高层面谋划制造更多“发展红利”的过程,更是重新谋划怎样分配“发展红利”的过程。作者认为,发展不足、发展不当、发展不协调依然是当前少数民族地区最大的矛盾,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让西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分享更多的“发展红利”,应该成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目标。     

论卓仓藏人实行“骨系”等级内婚的原因及其影响

“骨系”等级婚制是卓仓藏人婚姻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婚姻形式而言,它是一种等级婚,它的产生,主要来自阶级制度.在卓仓藏人用以强化族群属性的各种手段中,“骨系”等级婚制的保留与发展是最为重要的一种.本文试图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卓仓藏人“骨系”等级内婚制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作一浅显分析.     

“飞虎队”后裔张本文的传奇经历

从孤儿到解放军战士,从“反革命分子”到人民教师……张本文对自己走过的坎坷人生路,从来不曾后悔过。但他一直不明白的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直到他进入中年,和大洋彼岸的亲生母亲见面后,才晓得自己身上流淌的竟然是美国飞虎队队员的血脉……     

清代广州“满城”的建置与管理

广州世居满族是清政府由京津地区派驻广州的驻粤八旗兵的后裔,是广州市五个世居少数民族之一。从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移民广州到辛亥革命之前,满族官兵及其家眷一直生活在"满城"之中。通过梳理官修文献、民修文献和田野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呈现广州满城的区域与人事设置和管理制度。"满城"的存在使广州世居满族无法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广州进行文化重构,促就其国家认同强大,族群认同未被激发的认同不平衡状态,是造成他们辛亥革命后悲惨命运的根源。     

仫佬族“两头走”的文化内涵及功能探析

在仫佬族传统的婚姻模式中存在入赘婚和嫁娶婚,"两头走"是21世纪初仫佬族比较盛行的一种婚姻模式。过礼和上香两种仪式共同促成了仫佬族"两头走",是其文化内涵的重要体现。"两头走"是仫佬族传统文化应对现代文明自我调适的结果,对整合家庭资源、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壮大人口与增进族际交流、维护社会稳定等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应在与仫佬族文化具有相似性的地方鼓励"两头走"的婚姻模式,作为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的过渡。     

“胡焕庸线”以西的西部人口格局

本文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以"胡焕庸线"为切入点,基于1990、2000、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资料以及相关的统计年鉴资料,以人口视角全面动态地描述分析了"胡焕庸线"以西新疆、西藏、内蒙古、青海、陕西、甘肃、宁夏七省区的人口总体特征、人口转变阶段、人口结构特征以及人口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比较了各省区不同民族在上述特征方面的异同。从总体上看,属于"胡焕庸线"以西的这七个省区,在人口现状、民族分布、社会经济发展上同全国相比都有显著不同,而各省区内部也是差异明显。从"全国一盘棋"的格局出发,充分认识七省区的人口、民族、社会经济发展差异及不平衡的现状,结合各省区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不同定位,大力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缩小差距,减少不平衡,努力改变长期以来"胡焕庸线"以西以东之间的"叠加差异"格局。     

一个年轻人的“喀什——西部深圳”梦

2010年5月20日,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决定举全国之力建设新疆,设立喀什经济特区。新疆各界各族干部群众以喜悦的心情相互传递这一信息,表达对新疆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美好期盼。但很少有人知道,6年前,一个年仅25的年轻传媒人,就已提出了喀什的“西部深圳梦想”蓝图,成为“东有深圳、西有喀什”理念的始创者。     

从“支援边缘”到“自生中心”——“一带一路”视域下西部大开发的经济地理空间

西部大开发持续多年,是中央政府支持下的边缘地区扶贫项目,通过一系列政策倾斜和优惠,西部地区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西部大开发并未改善西部地区在区域发展的不利地位,反而出现“东西部失衡” “西部省份内部失衡” “西部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失衡”等多元区域失衡样态.说明过度依赖外部扶贫并无法改变西部地区的经济地理空间,反而固化了西部地区在国家社会一体发展中的边缘位置.“一带一路”倡议拓展了西部地区发展的经济地理空间,有效推进了西部地区的“去边缘化”过程,使其从国家经济社会格局的“边缘位置”变成“中心枢纽”. 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西部地区有可能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区,开发政策应致力于西部自生发展,做好地方客观条件与主观能动性、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双重匹配,抓住西部地区发展的共性问题并兼顾地方多样性,继而有效促进西部地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湘西明珠”在呼唤──新晃侗族自治县应对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思考

不容回避的严峻现实 新晃侗族自治县是１９５６年成立的全国较早的四个侗族自治县之一，全县幅员１５０８平方公里，辖７镇１６乡２９７个村，总人口２６万，有侗、汉、苗、回等１９个民族，其中侗族人口占７６．１％。改革开放以来，新晃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城市面貌和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１９９６年新晃自治县４０周年县庆之际，时任省长的杨正午同志目睹侗乡巨变，欣然命笔，将其誉为“湘西明珠”。时隔５年，由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全面实施，贵州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省份之一，将与湖南西部接壤的黔东地区作…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支点”——写在西部大开发十周年

<正>(一)2010年,是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十周年。2010年,也是全世界在更加复杂的形势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年。此前,中国经济成功"保八",在全球率先走出危机冲击的阴影。其间,西部地区表现抢眼,在中国经济增长前十位中独占五席。仅仅十年,在那美丽遥远却曾经贫穷落后的西部,发生了什么?     

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分析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努力缩小各民族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分析了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聚焦于缩小差距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文章认为,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经济基础。文章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是增强“五个认同”;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和共赢的;西部大开发二十年来,民族地区经济总体上实现了高速、持续和包容的增长,虽然绝对差距还在扩大,但相对差距在缩小,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覆盖面大,供给质量在有效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显著提升,这些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文章认为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保证。     

南通“女红”半边天——我的城市我的家系列之六

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很多少数民族妇女通过"贫贫结合"、"贫弱结合"、"贫残结合"的方式从边疆及西部山区进入江苏省南通市定居,复苏的纺织业成为其改变生活境遇的机会。依靠"女红"技艺,经过20年的融入、奋斗,她们完全改变了自己的境遇。在远离故乡的南通,她们支撑起了自己的新家,有了自己的事业,过上了稳定小康的生活。而她们的经历,已然成为南通外来打工者的励志故事。     

西部民族地区草原治理难题的破解之道：一个“制度—生活”的分析框架——基于S省H村的田野调查

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和重大任务,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草原环境治理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构成要素。通过对S省H村的田野调查,引入“制度—生活”的分析框架,立足于制度与生活互动的研究视角,对H村破解草原治理难题的深层逻辑进行考察。研究表明,政府与牧民社会的有效互动激活了牧民参与草原环境治理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这是草原环境治理取得丰富成果的关键。具体而言,政府不断增强政策性资源供给,通过加大资金供给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利用宣传工具造势,建构出浓厚的草原环境治理氛围;村集体组织则承接和传递政府各类资源,采取重塑村社公共精神和重构地方性非正式规定等柔性治理手段,唤醒了牧民对村社集体的信任与认同,实现了村社共同体的再造。在上述草原环境治理实践中,制度主体与生活主体持续互动,促使牧民认识到保护草原生态的重要性,看到了解决草原环境问题的可能性。于是,牧民开始主动参与环保公益活动,并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节约资源的准则,因而完成了草原治理中“无动于衷”到“被迫参与”再到“生态自觉”的重大转变“。制度—生活”分析框架的引入,拓展了草原环境治理的研究视角,增进和深化了对草原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