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浅草——沉钟社的乡土文学创作

浅草—沉钟社作家从人道主义伦理观出发，在客观再现现实、改造现实的“为人生”艺术观指导下，真实地描画了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破败乡村的人生面影。他们抓住土地与农民的关系，既站在农民之中，在“物质”存在层面上以“爱”的方式表现了土地给农民带来的悲哀；又站在农民之上，在“精神”生活层面上以“憎”的方式剖示了土地给农民带来的局限和精神痛苦，从家庭和社会两个层面集中揭露了封建等级意识对农民的戕害，从而表达了从物质上关心农民、从思想上解放农民的真诚愿望。浅草—沉钟社的乡土文学创作与同时代的乡土文学表现出了共同的价值取向，他们对破败乡村人生面影的描绘丰富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画廊。     

论浅草-沉钟社创作中的主情主义倾向

作为在传统审美方式发生现代变革时期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浅草—沉钟社感应着时代变革的脉搏,强调文学创作是作家主观情感的自然表现,对封建抑情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各种文体的创作实践中,均以情感为表现中心,自觉追求抒情性,形成了鲜明的主情主义倾向,实现了审美方式的现代变革。浅草—沉钟社创作中以情感为表现中心、以昂奋与感伤为基本情调这一主情主义创作倾向的形成,是时代环境、中外文学传统和个体选择等诸多主客观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论浅草-沉钟社的个性主义思想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浅草—沉钟社在十余年的活动时间里始终高扬着个性主义的思想旗帜。同仁们以自我、个性为立足点,强调人的尊严、自主性、隐私和自我发展;并且从维护自我的个性出发,积极鼓吹敢爱敢恨的真性情和敢于坚持的意志力,表现出了坚持个性主义思想的彻底性。在对个性主义价值的理解及其思想来源上,他们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既将个性主义价值观的建构当作终极性的目的,又在接受本色的西方文化影响的同时比较充分地从中国儒道互补的文化传统中汲取了有益的思想资源。这是他们的特色所在,也是他们的价值所在。     

论浅草-沉钟社的二元文学观

浅草 -沉钟社顺应着文学多向度革新发展的要求 ,在文艺思想体系的建构中表现出了“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的鲜明的二元倾向。这种二元文学观的形成首先受制于其特定的文化思想和特有的文化心理 ,但也与他们广泛接受中外文学的影响有关。将它置入时代要求和文学传统构成的语境中观照、考察 ,这种二元文学观呈现出双重意义 :其中 ,前者强烈地反映了反封建的时代要求 ,猛烈地冲击了“文以载道”的陈腐传统 ;而后者则积极地表现了对现实人生的关怀 ,猛烈地冲击了中国文学消闲传统以及“瞒”和“骗”的传统。     

论浅草——沉钟社的反战文学

浅草——沉钟社同仁从人道主义伦理观出发,在客观再现现实、改造现实的“为人生”艺术观的指导下,真实地描画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的恐怖剑影。他们既揭露了军阀混战给军人及其家属造成的伤害,又以满腔义愤控诉了军阀混战对人民生命财产的肆意践踏和掠夺。他们除描绘这种兵匪祸民的一般现象外,还深入地触及到了民众的心理层次,既剖示了民众的心理异变,又讴歌了民众的斗争精神,从而从不同侧面表现出如何根绝兵匪之灾的深层思考,表达了人民向往和平幸福的愿望。浅草———沉钟社的反战文学创作在其对黑暗社会的批判中写下了最具体、最扎实、最有力量的一笔,在同时期现代文学“非战文学”的创作中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值得我们珍视。     

论浅草-沉钟社柔婉风格的组织形态

"柔婉"是浅草—沉钟社具有特征性的社团风格.在将经过净化的情感形式化的过程中,该社追求组织与功能的统一,在组织形态上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在表现方式上,他们将抒情与叙事、描写结合,将幽婉情感作了曲折委婉 的传达;在话语情境的创设上,他们追求语言的醇美和结构的婉曲,既注意语词色彩的调配和语言形式的构建,又注重情节叙述的简化和情感表现的复杂化,从而使之满足了其话语传达的需要.这种风格及其组织形态的形成主要源于:时代的需要、主体的自觉和文学传统的影响.     

浅草-沉钟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浅草一沉钟社以"人"为核心的文化思想的建构,贯彻了调和中西的文化精神.这不但对上代作家激进反传统的文化思路作出了有力的反拨,也为他们的同代和下代作家提供了更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可资借鉴的文化模型.在以"人"为核心的文化思想的作用下,该社创作在展示"人"的处境和命运时,始终高扬着个性主义旗帜,顽强持守着个性主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革命文学主题在集体与个体关系问题上的缺失.此外,他们将"幽婉的情感"、"委婉的抒情"和"纯净的文体"相结合,创造出了一种带有群体性的柔美婉约的风格形态,而这种社团风格的形成,不但使该社在文体上显示出独特性来,而且对于丰富此期新文学风格形态也具有重大意义.     

永远躁动不安的灵魂——论浅草-沉钟社文学形象的人生和情感状态

刚刚经历了五四思想的启蒙,从封建主义的制度下解放出来的一些青年,虽然向往着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又承载着旧的时代旧的家庭的种种重负,处在价值观念和道德文化的双重吸引和双重排拒的尴尬之中,因此苦恼着人生,苦恼着社会,苦恼着自身,苦恼着无所皈依或者无所适从,一直处于躁动不安的状态之中.     

浅草-沉钟社的文化抉择与文学创作的主题范型

浅草-沉钟社在中西文化全面交汇的背景中进行文化抉择,形成了以个性主义价值观和人道主义伦理观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思想体系.这种以"人"为本的文化思想决定了其文学创作的基本性质,决定了其文学创作中主题范型的形成.在个性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该社以自我表现的方式,在创作中高扬个体自我的价值、讴歌个体自我的理想、倾诉个体自我的痛苦、表达个体自我反抗社会的要求.在人道主义伦理观的指导下,该社又表现出了对社会问题的热切关注,以客观再现的方法,真实描写了乡村人生的痛苦面影、都市生活的斑驳光影和军阀混战的恐怖剑影,从而形成了与个性主题相并峙的社会主题范型.     

情感的净化与柔婉风格的形成--论浅草-沉钟社又一类创作的审美特征

在审美特征上,浅草-沉钟社以其"柔婉"风格在同期社团中显示出其独特性.这一风格的形成是其自觉净化情感、使自然情感审美化的结果一方面,他们拉开创作主体与情感客体的审美距离,把内心情感当作对象来体验和玩味,并藉此对之进行重新理解和评价;另一方面,他们自觉追求情与理的统一,将哲理性探索与形象创造交融在一起,用理性制约、净化情感,从而使其创作显示出了幽婉的情感质素.     

建构与颠覆——曼斯菲尔德笔下的"他者"女性形象解读

英国"短篇小说大师"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因处于社会的"他者"地位而受到关注。作者把独特而深刻的自我性别体味与确认、女性思考与现实感受、道德焦虑与生命热情贯注于作品当中,塑造了形形色色处于社会边缘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大致可概括为两类:一类是作为建构男性主体力量的"他者"女性形象,另一类是颠覆男性主体的"他者"女性形象;前者是认同父权文化传统的女性形象,后者则是颠覆父权文化传统的女性形象。     

海明威与"硬汉"形象

海明威的创作风格极富个性化 ,这种个性化集中的体现在他对理想形象的执着的追求上。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评语是 :“勇气是海明威的主题 ,是使人敢于接受考验的支柱 ,勇气能使人坚强起来 ,去迎接那看起来是难以应付的现实 ,勇气令人敢于喝退大难临头的死神”。海明威笔下的理想形象就是所谓“硬汉” ,一个“生来并不是被打败的 ,你可以消灭他 ,可就是打不败他”① 的英雄。海明威毕生的创作有两大主题 ,一个是勇气 ,一个是死亡。不屈不挠地与命运斗争 ,当死亡临头时向着死亡直冲过去 ,誓与对手同归于尽。在海明威的作品中 ,几乎一致的…     

论《女勇士》中的“他者”形象

美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女勇士》从出版至今就一直受到极大的关注,特别是在社会性别、种族和少数民族等问题上。本文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角度分析了这部作品所揭示的“他者”形象,包括女性为男性的“他者”、他者妇女和他者族裔三个方面。     

"新写实小说"的文学史形象——兼论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若干问题

以近年来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为考察对象,对其中有关＂新写实小说＂的论述进行＂细读＂,对不同文学史中关于＂新写实小说＂的性质、基本特征、代表作家作品、生成逻辑、历史脉络、文学史意义等的论析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文学史对＂新写实小说＂基本形象的认识趋同,但是,对其生成逻辑、文学史脉络及其文学史意义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普遍焦虑。而厘清文学史中＂批评化＂的概念成为推进文学史写作的重要步骤。     

非我与他者:英国文人视野中的中国形象

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从来都不是自在的、客观化的产物,而是自我对“他者”的想象性制作,即按照自我的需求对他者所做的创造性虚构,是形象塑造者自我欲望的投射。就英国文人对中国形象的描述来看,中国始终是作为西方文化的对立面,作为“非我”出现的,在这种非我、他者、异己的意象中,体现的是西方人的价值观。英国人需要中国形象,就像他们需要一个自我超越的地方,在英国文人塑造的中国形象中,体观的是英国人精神生活的真实。     

他者镜像中的中国主体——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述评

七个世纪以来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经历了各种变幻,但其观照出来的并非中国,而是西方人自己。中国人以西方的中国形象透视自己无异于镜中寻花、水中揽月。但西方的中国形象套话一旦形成,就具有符号性的支配功能,可以不指向现实而进行自我复制。五四运动以来的国民性讨论如果放在中国形象问题的视野中来考察,就会发现触目惊心的事实,即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与西方论述形成了合谋,共同发明创造了中国的国民性问题。而且,这种合谋在当下仍有其市场,因此要警惕中国是否已经失去了表述自己的功能与话语权,只能用西方话语表述自己,沦为只能被表述的境地。     

论中国传统文化对农民形象的他者化建构

农业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的物质资料,是社会各行业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使得人类有剩余人力物力投入并发展其他行业,然而社会文化对处于基础生产链的农民却充满了贬斥,这种贬斥广泛体现在语言、文学、文化作品中.对于传统的中国文化作品,尤其是针对那些充满了负面农民形象的作品,要提倡批判地阅读,提倡反思意识,为传统作品解毒,同时更要防止滋生新的他者化现象.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和形象抒写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肩负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任务,在思想先驱与革命战士的角色选择上,他们大多将角色定位在“人的解放”与“文的解放”上,试图走出一条经由“立人”而“立国”的道路,“自觉”与“浪漫”可以称之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角色的两大基本特征,对应于此,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心灵世界也经历一个由高亢到苦闷到孤独的阵痛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