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之"人"何所指

对“以人为本”存在着不同的阐释,其分歧归根结底在于对“人”的不同解释上。把“以人为本”解释为坚持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政治话语上必须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区别开来。而相对于以权为本、以物为本的“以人为本”,又可能退回到抽象的人,甚至把“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混淆起来。其实,从“现实的个人”的人本维度出发可以发现,“以人为本”就是以个人能力的发展和发挥、以个人现实需要的满足和对人的个性和价值尊严的尊重为最高理念。     

试论陶渊明对人的"社会性"的超越——兼与王国璎先生商榷

陶渊明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个性、真正达到了“自我实现”境界的诗人。形成其“个性”的最为重要的前提和途径,是深刻理性思维基础上的疏离“政治”、超越“社会”及对现实人生的成功安顿。认可陶渊明“个性”和“自我实现”价值的关键,是尊重与在政治上“建功立业”无涉的个体价值。     

论"七月派"的乡土小说

“七月派”受胡风理论思想、“五四”文学传统和世界文学的影响,走过了一条直面现实人生、突进人物内心的艺术探索之路。他们的乡土小说,执守“五四”启蒙姿态,并将其与“人民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历史命题结合起来,发展和深化了新文学的启蒙精神,突破了抗战时期盛行的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他们虽然忽略了乡土小说应有的一些艺术品位,但其独特的艺术个性是乡土小说中极为罕见的,这使他们被视为“异端”,从而导致了其流派的幸与不幸。     

论浅草-沉钟社的个性主义思想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浅草—沉钟社在十余年的活动时间里始终高扬着个性主义的思想旗帜。同仁们以自我、个性为立足点,强调人的尊严、自主性、隐私和自我发展;并且从维护自我的个性出发,积极鼓吹敢爱敢恨的真性情和敢于坚持的意志力,表现出了坚持个性主义思想的彻底性。在对个性主义价值的理解及其思想来源上,他们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既将个性主义价值观的建构当作终极性的目的,又在接受本色的西方文化影响的同时比较充分地从中国儒道互补的文化传统中汲取了有益的思想资源。这是他们的特色所在,也是他们的价值所在。     

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

分析现代印度与日本的中国形象,发现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份。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亚洲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不同东方国家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东方国家在“彼此东方化”中将自身与对方同时置于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地位;东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东方”或“亚洲”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东方或亚洲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     

“在场的缺席”与“缺席的在场”———论丁玲小说中男性形象的符号化存在简

丁玲的小说体现了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其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大多是模糊的,被弱化、异化和欲化的。一类是他们的存在受女性形象遮蔽,他们身上缺少能够左右女性的精神力量,其主体在场而主体精神缺乏,成为“在场的缺席”者。另一类是需要通过女性的回忆或日记去找寻的,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女性的行动,成了“缺席的在场”者。这两类人物被批判和消解,成了符号化的存在,他们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男性形象。     

成长的困惑与突围——论北大荒知青文学中的"铁姑娘"

“铁姑娘”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独特的存在,北大荒知青文学对于“铁姑娘”人生所包含的历史、人性和精神文化内涵的开掘要比其他知青文学深刻而独到。尽管北大荒知青文学中“铁姑娘”形象群是复杂体的聚合,人物个性差别很大,但都没有偏离时代的共同本质,只是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去反映这一时代的特征,这是北大荒知青文学创造“铁姑娘”形象的终极目的。“铁姑娘”形象完成了知青新人形象的建构,体现了一代女知青成长的受困与突围,更彰显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这类形象内蕴的张力凸显出中国妇女解放进程的艰难和沉重。     

章太炎"大独"观解析

“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是章太炎道德人格论的一个主要观点。这一“大独”人格观,既强调个体的特立独行,又强调要为群而独行,以造福于民、造福于社会。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中,这一理论突显人的个性解放与个性自由,而这正是孕育新的“大群”的母体,在古今中西思想交汇、社会风云变幻莫测的近代中国,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中国现代诗歌中的象征主义

象征主义文学是我国新文学中影响最大也是介绍最早的一个派别。“忧郁的情思”里包含着“生活的热忱”,是中西象征主义文学所共同具有的突出特点。两者的不同在于：西方的象征主义者的“忧郁”和“热忱”,来自于对社会的整体否定,以及个人极端发展的强力意志精神,在“人与世界”这一永恒性命题中思考人的意义和价值;而中国的象征主义者却总是关注与“个性生命”密切相关的具体社会问题,个人精神所呈现出的“具体性”和“现实性”特点,使他们对人自身价值的理解没有达到西方象征主义者的高度,另一方面他们却表现出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就其诗歌意境来说,中国的象征主义不具有西方象征主义那种哲学意义上的完整性。在诗歌的写作过程中,中西象征主义虽然都追求诗的纯美理想,重视想象、比喻、暗示和音乐性等,但在中国的象征主义诗歌中,抒情与感觉更为重要     

再探"阿Q"形象的国民性

《阿Q正传》不朽的思想价值 ,在于它高度概括的表现了在数千年封建文化窒息下形成的中国国民性的弱点 ,阿Q则是这种国民性弱点的集中体现者。通过这个人性展示的是整个现实世界 ,表现了一种文化弊害和在这种文化窒息中形成的国民性。本文从人物个性入手 ,探索了这种国民性产生的历史和文化渊源     

从"改革者"到"消费者"——改革开放以来小说主人公形象的整体更替

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文学作品中主人公形象的塑造更是离不开时代背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经历了从改革者到进取者、平凡者,再到消费者的整体更替.改革者以"改革英雄"的面貌出现,在他们身上凝聚着全社会对他们的理性期望和由衷赞赏,因此带有理想化色彩.改革的深入使现实的进取者形象取代了改革者的地位.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使对人本身的关注加强,随后小说主人公多为平凡者.伴随改革开放出现的丰裕的物质文明使消费者成为小说主人公的共同身份.     

"中间人心态"、"纯诗"立场与"现代"价值观念 --论"现代派"诗人群体的思想特色与文化心态

30年代以戴望舒为代表 ,因《现代》杂志而得名的“现代派”诗人群体 ,在当时社会矛盾激化 ,知识分子群体分化的环境中 ,形成了自由主义的立场和“中间人”的心态。这种心态与他们从“新月派”继承下来的“为诗而诗”的“纯诗”立场和艺术态度 ,与重视自我、强调艺术自律性和纯粹性的象征主义诗潮取得了契合。同时 ,他们还具有鲜明的“现代”时间观念和价值立场。     

试论鲁迅小说中"圈子式"的人物形象特征

本文对鲁迅小说中“圈子式”的人物重新做了界定 ,论证了他们所具有的共同形象特征 ,即 :无畏的反抗意识 ,无助的孤独感 ,无奈的妥协者 ,而这些形象特征又是作家特定历史时期内心复杂矛盾的必然外化     

古希腊哲学“始基”观念辨略

自从泰利士第一个提出“水是万物的始基”后 ,“始基”观念的圣火从此燃起 ,并烛引着一代又一代古希腊哲人的哲学探索。他们或继承 ,或批判 ,在哲学的坐标里留下他们饱含生命智慧与个性的定点。从这依稀可见的心灵轨迹里 ,我们可以捕捉到他们那朴素而真切的终极眷注。他们问向始基 ,同时又问向万物生灭 ,问向神和命运。他们这种宇宙而人生、人生而宇宙的终极探问为人类的灵智天空引来了光芒四射的黎明     

"自然内在价值"无法证成法学方法论的生态化

自然是否存在内在价值?出于人的良知以及对生命的敬畏,我们愿意把自然作为与人同样平等的独立物来看待,并善待自然、善待生命。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法律上自然也具有内在价值,可以作为与人平等的主体而独立存在?作为人类的法律又该如何取舍,如何规范? 一、对“价值”与“内在价值”的分析我认为我们在“自然的内在价值”这一问题上的混乱主要在于没有从本质上区分“价值”和“内在价值”, 使得我们迷失在自然是否具有“内在价值”,进而能否上升为法律主体这一问题上。     

从文学角度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革命小说"

若从文学角度看 ,蒋光慈等人的“革命小说”中以往广受左翼批评界非议的作品反而较之某些被从政治意义上肯定的作品更有价值。“革命小说”与后来以“两结合”为最高形态的主流文学有诸多差异 :在世界观方面 ,它与五四文学有直接联系 ,在乐观基调中仍渗透着感伤成分 ;蒋光慈、洪灵菲的某些小说揭示了主人公在革命中丰富复杂矛盾的心理过程 ,这类小说塑造的革命者形象大多有血、有肉、有欲、有弱点 ,因而具有较多的人性内涵。三位代表作家又各有其个性。其中华汉距主流创作方法最近 ,向主流的转化也最早、最彻底     

主角的转换——试论西方现代派人物形象的“非英雄化”倾向

西方现代派文学,在反传统反理性的旗帜下,把“丑”作为美学的重要范畴。在形象塑造上,出现“非英雄化”的倾向。他们既非英雄,亦非坏蛋。他们因失去自我而感到痛苦,但又缺乏勇气和力量反抗日益异化的现实,因而否定人生的价值,放弃对美好理想的追求。“非英雄化”的倾向,反映了西方文学审美意识和审美视角的深刻变化:从传统文学强调表现崇高、激情的原则转向对猥琐灵魂的揭示;从刻意塑造完美理想人物转向热衷于非英雄化形象的刻划;从注重真善美的追求转向对假、恶、丑的挖掘和揭露。     

叛逆的新人与"出走--回归"模式

“叛逆的新人”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存在。他们的出现,对传统的社会秩序与价值观念构成极大的挑战。在塑造这样一些新人形象的同时,作家们也不约而同地写到了这样一种现象:大批“新人”从传统的家庭牢笼出走,在社会上闯荡多年以后,其人生道路又发生逆转,即转回他们以前所摈弃的老路,形成中国现代小说中一个显著的“出走———回归”模式。其原因或许可以通过高觉慧与贾宝玉人生道路与价值观念的比较看出某些端倪。     

西方启蒙大叙事中的"中国"

西方的中国形象,关涉到西方现代性的本质、西方现代世界秩序想象的基本模式。西方现代的中国形象研究,必须追溯到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与启蒙哲学。西方启蒙大叙事中出现三种中国形象类型:停滞的帝国、东方专制主义帝国、野蛮或半野蛮帝国,是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的"他者"。中国形象作为西方现代性主导价值——进步、自由与文明的被否定的"他者",既能为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提供想象的基础,又能为西方殖民扩张提供有效的意识形态。     

价值规范的"外推"与"内生"

价值规范是根据什么制定和确立的?这是关系到一切价值体系的根据、前提和基础的“元问题”。在价值论、伦理学史上,一种典型的价值(道德)思维方式和方法是“推己及人”。但“推己及人”的“外推式”思路存在许多误区,如违背了主体性原则,模糊了主体间的差异,隐藏着自我中心、以己度人、强加于人、中心主义、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等价值风险。对“推己及人”的批判导致了“内生”方式的提出,不过“内生”方式也存在许多理论和现实困难。现实的可能抉择只能是:以“内生”作为总的方向和趋势,辅之以包括“推己及人”在内的各种可能的方法,全面探索价值标准确立、价值规范生成(包括推广、检验)的方式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