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洋员包腊与晚清中国外交

海关介入晚清中国对外关系在世界外交史上实属独特现象.除了总税务司大搞“业余外交”外,海关其他中高层洋员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中国外交.英国人包腊是最早一批进入中国近代海关任职的洋员,深受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重用,1872年出任粤海关税务司.在赫德的安排和指导下,他参与了两次重要的中国外交活动——1866年斌椿使团出访欧洲和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中国展.包腊参与中国外交的动机和目的对中国是友好的,在参与过程中尽心尽责,不遗余力,最终达到了促进中西相互了解、改善关系的效果,由此从微观角度展示了在近代“不平等条约体系”下海关介入晚清中国对外关系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国际法与晚清近代外交

国际法的传入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利用国际法进行对外交涉,是晚清近代外交发轫的重要标志之一①。同时国际法的传入又促使了晚清其他近代外交理念的萌生,推动了中国和近代国际社会的接轨。但同时,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晚清中国对国际法的运用并不是很成功。     

国际法与晚清近代外交

国际法的传入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利用国际法进行对外交涉,是晚清近代外交发轫的重要标志之一①.同时国际法的传入又促使了晚清其他近代外交理念的萌生,推动了中国和近代国际社会的接轨.但同时,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晚清中国对国际法的运用并不是很成功.     

由贵阳教案试析清政府的羁縻外交

晚清的外交，从总体上来说是失败和屈辱的外交。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在强大的外力压迫之下，似乎发现可以利用条约体系牵制列强，被迫采用了西方的关于主权和国际法的概念，来提高处理对外关系的能力和水平。在晚清的外交档案中，不乏...     

试论晚清“新小说”的白话语言建构

晚清“小说界革命”的观念迅速为知识界接受,使得整个晚清白话小说发展都打上了它的印记。也造成了“新小说”发展的空前盛况。其时,人们直接赋予小说教育下层民众的重任,在此基础上“新小说”的文学语言与白话的采用建立了必然的联系。同时,由于白话发展的实际水平,“新小说”的白话语言渊源多为传统白话小说,并存在其他的成分,形成一种近代化的文学语言的发展情形。     

试论近代朝鲜对清朝政策的演变(1863—1905)

国家是外交决策的主体,朝鲜的外交近代化并不纯粹是一个"刺激—反应"的被动过程;朝鲜对清朝关系的亲近抑或疏远,始终服从于朝鲜内政的现实需要。从"藩臣无外交"到"以夷制华"、"脱清独立",朝鲜对清朝的政策延续了现实主义的外交传统;其变化过程反映了朝鲜政治的风云变化,也体现了朝鲜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国权观念的增强,是"开港"之后朝鲜主动适应近代条约体制、积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结果。然而,一个缺乏统合性的政权,其外交政策难以保证连续性和有效性;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国力,它在国际社会上也不会拥有真正的外交权力。当朝鲜统治层还在为权力而争斗、朝鲜上下还在为"脱清、自主"而纠结的时候,朝鲜已经无法扭转日渐沦亡的命运。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媾和后美军驻日”问题

二战后,对美协调外交政策重新主导日本对外政策舞台,日本政府在美国对目的单独占领体制下的外交上表现出很强的倾美性。随着美苏冷战的兴起,日本政府采取现实主义外交策略,权衡利弊,利用国际冷战对抗资源,主动提出了依靠媾和后美军继续驻目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1947年9月13日《芦田备忘录》的出台,标志着日本政府的以“媾和后美军驻日”为核心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正式形成。     

新外交的大国意识初探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日益上升。与此同时,我国对外交战略进行了建设性的调整,逐步融入到国际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中。尤其21世纪以来,新一届政府采用了更加务实、自信、灵活与成熟的对外政策,更加凸显出大国意识的外交理念与风范,积极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从而有利于我国在地区和国际范围内争取到更大、更多的国家利益,进而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代中国如何"投旧引新"

作者介绍了日本学者小岛清的“投旧引新”理论(也称比较优势理论或边际产业理论)的主要内容,评价了这一理论的长处和局限,并结合小岛清的理论,提出了“中国式”的对外投资模式。     

“第二轨道”外交属性与影响辨析

“第二轨道”外交的概念在外延上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它包含官方外交之外的一切外交方式和交流形式,狭义上它是指有政府、官方背景的“非正式”外交。狭义上的“第二轨道”外交的属性,不能简单归结为民间外交或官方外交,它是身份上的非正式性与本质上的官方性的有机统一,“第二轨道”外交所能发挥的影响也与此密切相关。一方面,由于其身份上的非正式性,“第二轨道”外交操作灵活,却又无法直接进行决策,所能起到的影响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其本质上的官方性,“第二轨道”外交能迅速影响官方决策,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分享了官方外交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