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用诗探析

为进一步理解《诗经》在春秋乃至西周时期的流传及其作用,运用史料分析和文本语境透视的方法,考察了《国语》用诗所涉及的赋诗、歌诗和引诗三种形态。与同时期的《左传》用诗相比,《国语》用诗有自身特色：对赋诗的过程描写往往更加具体,引诗多取材于雅颂,并更多地运用于谏言政治。     

《左传》中的用《诗》

《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等种种原因,在上古时,诗歌还不能真正作为文学而发挥其独特的审美作用,而是作为政治、教化的工具,被人们使用着,这在《左传》中表现得十分显著。本文即对《左传》的用《诗》情况试作分析。《左传》中,《诗》被人们引用的情况,经过初步统计,只提《诗》的篇名的“赋《诗》”有六十八篇《重十一篇》,其中《国风》三十三篇《重三》,例、雅》二十五篇《重七》,《大雅》九篇《重一》,《周颂》一篇。还有直引诗句而未题《激名者,大凡一百五十一处,用《诗件十一篇,其中《国风…     

《左传》赋诗习俗的渊源与流变

《左传》赋诗是由典礼性用诗而来,典礼性用诗是西周时期祭祀礼、朝聘宴享礼、射礼等仪式中的一项重要礼仪活动,《诗》的礼仪性功能非常显著。随着诸侯征伐和“礼崩乐坏”局面的形成,典礼性用诗已不能适应新的政治和外交形势的需要,于是赋诗传承典礼性用诗,用《诗》的文字意义来实现其政治性实用功能。而战国纵横捭阖的政治形势使各国完全撕去了文质彬彬的外衣,赋诗从此销声匿迹。     

西周《大武》乐章新论

自朱熹以来,学者考察《大武》的用诗,多把《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之语当作讨论的基准.其实,《左传》宣公十二年的“楚子之语”是对“武功”的解释,与《大武》乐章没有必然联系.因此,不能把“楚子之语”当作判断《大武》用诗情况的基准.考察《大武》的用诗情况应从《大武》的构成要件入手,《大武》乐是由《武》乐和《酌》乐组合、提炼而成:《武》乐表现的内容是武王伐纣,又名《武宿夜》,伶州鸠之语及出土编钟的铭文可资证明;《酌》乐即《勺》乐,重在表现周公平定天下和“周召之治”的内容.由此可以确定《大武》所用诗即《维清》、《武》、《酌》三首.     

《潜夫论》引《诗》考

《潜夫论》引《诗》具有形式多样、依据说理需要灵活用《诗》和以《雅》、《颂》为主的突出特征,体现出王符继承先秦时期"以《诗》为教"传统的《诗》学思想;但他又不囿于故说,而是根据论述需要对各家所说融合而用,甚至突破四家《诗》说,纯据诗句文本涵义进行论述。     

《左传》用《诗》初探

春秋史书《左传》，记载了大量的时人引《诗》赋《诗》的实例，由此揭示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１）用《诗》之风起始兴衰的流变过程；（２）用《诗》之风广布深入的社会渗透；（３）断章取义用《诗》方法在春秋之际得到极大的发挥：不仅断章随意，而且取义灵活；（４）《诗》在春秋的社会功用，除去人们熟知的作为表情达意的语言工具外，更多的是把《诗》作为治国之道、衡量人们道德行为的准则、先王的法令制度来使用，即以《诗》为史，以《诗》为礼，甚至以《诗》为法的运用     

《左传》诗谶考

诗谶者,关乎诗之神秘预验之事也。作为中国古代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现象,其完全可上溯至先秦时代。其中,又以《左传》所记尤为典型和特别。《左传》中的诗谶,大致可分为三类:繇辞之谶、歌谣之谶、赋诗之谶。诗谶与原始巫术、宗教思维有关,这三类谶的演化,基本上反映了春秋时期诗谶由宗教世界向人文时代嬗变的痕迹。《左传》中的诗谶,本质上当被看作一种文化叙述策略,其所依据和反映的,正是彼时业已强盛的人文精神。故其诸多之诗谶现象,实为基于礼义德信、民本等思想所作的预验,亦即社会历史经验之显现。     

《左传》用诗的赋比兴

本文结合先秦散文典藉《左传》的用诗现象 ,就赋比兴的类别及使用方法作了分析     

《国风》与《雅》、《颂》战事诗的审美异同

《诗经》的《国风》中出现22篇战事诗,《雅》、《颂》中出现31篇战事诗,这些战事诗呈现出不同的审美风格。前者主要表现为生命个体对于战争的感性体悟,呈现出悲剧性的审美特征。《国风》以侧面表现战事为主,正面表现战事为辅。《雅》、《颂》以正面表现战事为主,侧面表现战事为辅。《国风》大多取自民歌,创作者大多身处生活底层,吟咏的多是个人对于生命的感悟式歌唱;而《雅》、《颂》多为庙堂之上的高雅之作,创作者所处的创作环境决定了对于同一事物的不同角度的差异性观照,且多从更为广阔的视角去追寻、总结民族、国家的生命价值。所以,战事诗在《国风》与《雅》、《颂》中的不同审美呈现,也是创作者自身的不同美学取向所决定的。     

论《鲁诗》形成渊源及其特色

依据三家《诗》研究的成果,可以分三个部分全面探讨《鲁诗》在先秦时期的形成渊源及其特色:一、通过《毛诗》、《鲁诗》与《左传》中的“引诗”相对照,说明《鲁诗》最接近先秦诗义古貌;二、从《鲁诗》诗说本身的特色,揭示班固“鲁最为近之”之说;三、从仅有的保留材料中,分析《鲁诗》诗篇、诗句存在的原始状态。     

《左传》各国赋诗共性考论

从《左传》各国赋诗的情况来看,除郑国赋诗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外,其它各国赋诗都是以《雅》为主的。产生于周故地的《雅》是用更为规范的“雅言”写成的,是“雅言”之中的“雅言”,“雅言”就是标准化,标准化的同时也就是文雅化,赋引《雅》能增强言语的说服力和庄重感。《雅》是周代礼乐文化的结晶,在“礼崩乐坏”的局面下,赋引《雅》之多表现了各国对周文化的尊崇。     

从《左传》杜注看杜预的《诗》学观

晋人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于《左传》用《诗》多有解说,自成一家之言。对“诗言志”这一《诗》学中最核心的命题,杜注以“作诗以言志”标明自作诗以言己志,以“诗以言志”标明称《诗》以言己志,并以“赋诗者取其一章”标明赋诗断章,以“义取XX”“言XX”“多取首章之义”等标明断章取义之所在。研究《左传》用《诗》之杜注,可从中窥见杜预的《诗》学观点。     

论东汉《左传》地位之变迁

就整个东汉经学演变来说,《左传》地位的变迁无疑是最突出的事实。《左传》成为今、古文经学兴衰沉浮的一个显著向标。考察东汉《左传》地位的变迁,可以看到,东汉前期(光武至明帝)、东汉中期(章帝至质帝)和东汉后期(桓帝至献帝)这三个阶段构成了《左传》地位变迁的递升轨迹。     

史、文、兵学视野中的唐代春秋左传学

《春秋》及《左氏传》在唐代首先是一部经学著作,但同时也是一部史学、文学和兵学著作。唐人有以《春秋左氏传》为史者,并尝试以经传证史,以经典的行为来推阐经典的意义,以此来修正当代人的思想和行动。《左传》文学意义在于叙事和言辞,韩愈评《左氏》“浮夸”,准确指出其文学特征。一批新读者将《左传》和兵学结合起来考察,赋予《左传》以兵学意义,杜牧注《孙子》的实践与合文武为一途的思想是唐人对学术史的贡献。     

《四库全书总目》与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

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是《左传》评点学史上的全盛期,这一全盛期的结束当以《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完成为标志。通过分析《四库全书总目》对《左传》及其评点的立场和评价,不仅可以认识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由盛转衰的历史原因,而且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四库全书总目》在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史上的重要地位与特殊价值。     

《左传》中的引用

《左传》的引用方式,较之《尚书》,丰富多样,特点鲜明。就引用的文辞而言,具有首尾综包,自加韵语以及变易文字等特点。从引用的形式来看,既有引经,又有稽古;既有明引,又有暗引;既体现于高雅的引《诗》、赋《诗》活动中,也表现在通俗的童谣、时谚的整理收集上,明显带有雅俗共赏的性质,亦开后世用典之先河。     

《左传》中的引用

《左传》的引用方式,较之《尚书》,丰富多样,特点鲜明。就引用的文辞而言,具有首尾综包,自加韵语以及变易文字等特点。从引用的形式来看,既有引经,又有稽古;既有明引,又有暗引;既体现于高雅的引《诗》、赋《诗》活动中,也表现在通俗的童谣、时谚的整理收集上,明显带有雅俗共赏的性质,亦开后世用典之先河。     

略论汉代政治对《左传》学废兴之影响

《左传》于西汉初年流传较广，但自汉武帝推崇儒学后，作为儒学一支的《左传》影响反而逐渐式微，汉哀帝时刘歆始为《左传》争立，但却招致今文经师的攻击，其后今古文学者之间展开了四次大的论争，《左传》虽于平帝与光武时两度得立学官，但旋立复废，终两汉之世未能在官方殿堂占据一席之位，究其实，不同时期特定的政治需要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左传》郑人赋诗考论

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朝聘会盟、应对酬酢每每赋诗以见其志。《左传》郑人赋诗具有与他国不同的鲜明特色,他们的赋诗多出于《郑风》,而其它各国赋诗无一例出于《郑风》的,《郑风》在当时又是遭到批判的,可以看出郑人对本国文化的尊重和推崇。《郑风》又多情诗,以男女欢爱喻君臣相得不仅能起到“微言相感”之功效,而且使外交谈判中的氛围显得轻松而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