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诗的发展轨迹与文化特性

宋诗作为传统诗歌史上的一段独特的存在,显目地与唐代诗歌形成对比与参照,无论是宋代诗人的创作实践,还是后世论家的批评标准,实际上都是以唐诗为一个最重要的参照系的。这样,站在唐、宋的不同立场,也就形成完全不同的观点,如欧阳修志在建构独具风貌的“宋调”,即自负“非如唐诸子号诗人者,僻固而狭陋也”,严羽论诗“以盛唐为法”,因谓以苏、黄及江西派为代表的宋诗人为“奇特解会”,“非古人之诗也”,“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其后,“自‘不读唐以后书’之论出,于是称诗者必曰‘唐诗’,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无异于唾骂”,尊宋诗者则谓“宋     

宋诗不歌

配乐之词称为诗,或称为歌诗、诗歌,但不是所有的诗歌都可入乐歌唱,诗有可歌与不可歌者。歌诗依附于“乐”,“乐”一直在流变,歌诗形式必变。仿古诗歌不谐时乐,沦为徒诗。宋诗不在音乐文学史之列,宋人歌词不歌诗;宋代音乐的体制、宋诗所承袭的唐诗格律形式、宋诗的性质限制宋诗入乐。所以宋诗不可歌。     

诗歌的自为时代——从黄庭坚看宋诗的走向

“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唐袈诗堪称并峙的两座高峰。古典诗歌系统之内,只有宋诗尚具备同唐诗的可比性,而从唐诗到宋诗,更完成了诗歌史上最深刻的转向。黄庭竖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宋代诗人,他在宋诗的演变中显示出审美的先锋性。本文试图以黄庭竖为论述中心,并由此辐射开去,对宋诗的走向作一总体把握。     

论宋代山水诗的绘画意趣

本文从宋代山水诗绘画意趣的角度,揭示和概括融画入诗的宋诗艺术特征和创作经验,并进而发掘这种诗画一体化所蕴含的时代心理与审美情趣。作者认为,山水诗和山水画发展到五代宋初,已具备了某种同步同构的趋势,二者不仅在取材造境上有近似之处,而且在观照方式和表达方式上也相互促进、相互补充。这就使得宋代山水诗在题材范围、社会内涵、篇幅格局、意境格调以及诗人的创作心态和美学追求诸方面,都与前代山水诗有了明显的区别,从而给宋诗赋予了“画趣”的艺术特征。宋代山水诗对水墨韵味和荒远清冷意境的追求,更反映了受禅宗影响的宋代画风以及“神清骨冷”的时代心理与审美情趣。     

渭城、《渭城曲》与《阳关图》:一个诗路别离意象的生成与经典化

“渭城”作为秦都故地,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蕴含的历史地域空间,入唐后又进入诗人的创作,成为一个意旨丰富的诗歌意象。由于盛唐时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一诗配乐演唱,并以《渭城曲》(《阳关曲》)之名广为传播,“渭城”作为诗歌“别离”意象的指称意义,亦因此而凸显。入宋以后,《渭城曲》(《阳关曲》)在社会上仍影响广泛,不但成为文人诗、词抒写别离情怀的标志性意象,此外,还成为一些画家绘画的素材。宋代文人的诗、词创作,确立了“渭城”意象的别离意旨,强化了情感表现力度,而画家特别是李公麟的《阳关图》画作,又进一步丰富了渭城别离主题的意趣。由于宋代文人的诗、词及画家的绘画创作,“渭城”作为文学作品的“别离”意象得以经典化。“渭城”在唐代原本是唐人长安西行的起点,西行之路经阳关而绵延至西域,又因诗人沿途吟咏,遂成为一条自长安西行的唐诗之路。因此,“渭城”也可谓是唐代长安西行诗路上的一个标志性别离意象。     

从诗词间作到诗词兼擅--论诗词互动视野下北宋词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

宋词在欧阳修、苏轼之际走向高峰,一在于大批作者的创作,二在于得到了宋诗的助力。从“诗词间作”之诗人,到“诗词兼作”而以词擅场的词人,再到“诗词兼擅”的大词人欧阳修出现,宋词随着宋诗的成熟,也走向了繁荣。所以,欧阳修的出现,不仅在词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也是北宋诗词共同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     

略论方回之宋诗观

方回是由宋入元的诗歌理论家、批评家。他所编注的《瀛奎律髓》（又名《唐宋诗三千首》）是他一生诗学思想的精髓。他以敏锐而高远的宋诗眼光,对宋诗发表了一系列精彩论断。这些观点主要有：宋诗学唐而过之;回护“江西”,倡“一祖三宗”说;虽不喜西昆,但也肯定其“变国初诗格”的功绩;认为‘‘四灵”、“江湖’’救“江西”之彝,却落在了晚唐之下;认为瘦硬与自然,是宋诗格之“两途”;肯定用事是宋诗的一种诗法,而且认为宋诗“善用事”;对于宋代的僧诗这种特有的现象,也给予特别的关注。     

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     

《谈艺录》论宋诗

钱先生对宋诗情有独钟,有《宋诗选注》在焉。而《谈艺录》对宋诗,尤其对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陈与义等,都有精辟独到的评论。提出以“体格性分”别唐宋诗;而对“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更提出了全新的认识。这些都有极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诗学价值。对吕本中提出的“活法”也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以文体相互“侵入扩充”的观点,来解说宋人的“以文为诗”、“以诗为词”。     

论黄庭坚诗的艺术渊源

在中国诗歌范式形成之后,宋代诗人对传统与创作的关系,表现出极为矛盾与复杂的态度。严羽说：“国初诗人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澹处。至东坡、山谷始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沧浪诗话·诗辨》）指出北宋诸家诗与唐诗的渊源关系,对苏轼和黄庭坚诗则以为它们是新创,一变唐诗面目。山谷诗固然艺术特色鲜明,最能代表宋诗,其创新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受家学和同代诗人的影响。我们若不认识其复杂而特殊的艺术渊源,便不可能确切地认识…     

“同光体”诗派最后的回声——诗人王礼培及其诗论

<正> 唐、宋诗之争,由来已久。明、清诗坛大率尊唐抑宋,到晚清“同光体”出,才揭橥宋诗,主学江西。然而,“同光体”自身的命运也不佳,辛亥以后,迭遭批判。近年来,学术界已开始注意“同光体”并出现了一些较客观的评价。但是,有些学者论“同光体”诗人只限于民元以前,认为“民国     

在诗歌的家园里栖居——晚唐体苦吟的意义及影响

唐末五代宋初 ,学贾岛为诗者难以数计 ,形成“贾岛格”或曰晚唐体的诗歌流派。此派诗人大多嗜诗如命 ,苦吟成篇。诗歌是他们的第二生命 ,是生活的唯一内容 ,他们就栖居在诗歌的家园里。苦吟是晚唐体诗人的自觉意识和不懈追求 ,它让诗人暂时忘却时代的苦难和个人的不幸 ,从而达到解脱痛苦、安顿心灵的效果 ,苦吟的行为也表明了对语言的极端重视 ,是诗人们完成存在之敞开状态的可行途径。晚唐体诗在尚意、尚理、求新出奇、避熟避俗等方面与宋诗有着精神上的一致 ,对宋诗也有很深的影响。     

探究以诗为词

词以其体制的特点而导致其创作具有特殊性。宋人“以诗为词”当确解为以宋诗为词，即将宋诗的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创作特点加予词之一体，具体表现为词中的议论、用事、脱化等方面。尽管如此，词在这些方面仍然适应了词的体制特点。     

清代宗宋诗风的嬗变

清代诗坛的宗宋是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有着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明末清初宗宋诗风的形成,表征着对宋诗价值的重新认识;雍正乾隆时期的浙派和秀水派都致力于用宋诗美学理念来进行创作,欲再现宋诗之美;乾隆嘉庆时期的桐城诗派和肌理派标志着宋诗美学原则的新变和当代化;道光咸丰以后的宋诗运动和同光体诗派标榜"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合",是清代诗坛学宋的结穴.     

日本学者横山伊势雄的宋诗研究

横山伊势雄是日本重要的宋诗研究者之一,他在宋代诗论研究(包括宋代诗学综论、严羽《沧浪诗话》研究、其它诗人诗论研究)与宋代诗人诗作研究等方面,均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体现出整体观照、知人论世、理论思辨、辐射比较等的研究特色,对我国的宋诗研究具有重要的参照与借鉴意义。     

中越宗藩关系简论

一、中越宗藩关系是历史形成的在宋代以前的经籍中，“宗”、“藩”二字的本义，互不相涉，更无厚薄统属之殊。“宗”，是指景仰、尊崇的意思。“藩”即“藩篱”，与“屏蔽”、“藩屏”、“藩翰”一类词含义相同，用现代汉语来表述，都是指挥卫、保卫的意思。到了宋代，“宗藩”二字始连用，最早见于南宋诗人陆游的《送大宗函诗》：“宗藩虽旧识，莫遣得亲疏。”之后，“宗藩”一词广为应用，直至进入明清，成为中国与其周边国家关系上一种常见的用词。“宗藩”一词为什么最早出现于宋代？这要从宋代前后中国社会的演变来考察。秦始皇统一中…     

当代宋诗研究的新成果——《宋诗论集》评介

张福勋先生的《宋诗论集》，既研究宋代诗人诗作，又研究宋代诗论，张先生善于从本质上观察问题，认识问题，论证透辟，研究视角也有所开拓，《论集》是有着很强创新精神和开拓精神而又很有深度的宋诗研究力著，是当代宋诗研究的新成果     

现代学人之诗的两种范式

借助西方哲学美学观念清除了传统诗学中过于浓郁的伦理政治气息,王国维不仅使近代学者诗人那种强烈的现实冲动在哲学分析中平静下来,同时他还在审美独立的基本原则之上为现代学人创造了一种新的情感表现方式。根据王氏旧体诗、词的二分现象,可将学人之诗细分出两种类型,其一即作者以学者身份书写的“学人之诗”,它的主要特点即建立在中国现代学术基础上的“学之别体”;其二即学者以诗人身份而写作的“诗人之诗”,其根本特征则是建立在现代美学基础上的“诗之新声”。这是王国维先生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对学人之诗的最大之现代性贡献。     

略论词学尊体史

词学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推算词体的历史．唐及北宋尚无尊体的意识,迨至南宋,词人学者已有了尊体的萌芽;宋元之际,诗人们才有意识地推尊调体,出现了代表人物张炎和权威著作《词源人》。人以香弱、媚艳为词作之本性,创作成就不大．但明代把诗与词接在同一源头上,在词体推尊上又远过前人。明人文学以情为衡器,为调体的样式落实了地位．清代词学,等体达到空前高度．清代词人二千余位,超过宋代;词学在清代已作为一种严肃的学问;清人传承诗词同源说,对“诗象”之说批驳甚力．     

“清空”词学观与宋人诗文化心理

“清空”词学观与宋人诗文化心理韩经太以往，治宋词之学者，多不涉宋诗，反之亦然，这种隔膜实在太不正常。尤其是南宋诗词的研究，更应该打通而成一体。其中，由张炎标举“清空”词美而凸现在词坛上的姜、张词派的词学观念，若脱离当时的诗坛风气来考察，将始终不得要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