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先秦各种器乐演奏的主体

作为乐章,《诗经》是雅乐的基本载体,这可从今存先秦和汉代的一些重要典籍文献中窥知。诸书记载足以证实,周代的器乐演奏,几乎都是《诗经》的篇目,即使一些所谓的佚诗",也多为《诗经》之别名或其佚散者。尤其当时各种典礼仪式上盛行的正歌、无算乐、房中之乐和乡乐,简直全是演奏的《诗经》。     

读《诗》说乐舞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理解这一句话时,不能用今人的眼光,把诗和歌分开来,从而认为《诗经》里面有一部分是诗,有一部分是歌;应该说,《诗经》里面的诗,都是歌,或者说,都是歌词。《史记·孔子世家》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这里的“三百五篇”,就是《诗经》,孔子既然能配着乐把它从头至尾地唱出来,可见它是有歌谱的。在古代,歌与舞又往往联系在一起。故本文根据《诗经》所提供的丰富史料,来探讨一下周代音乐舞蹈方面的真实情况。     

潘岳《笙赋》的美学意蕴与作时

《笙赋》中所表现的“中和”之美、礼乐教化思想,既对儒家传统音乐美学思想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创新,充分强调了以笙乐为代表的中和之乐的能动性,体现出笙乐在传统礼教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及其音乐审美意识.以《笙赋》中所描写的情境感受及其表现出的音乐美学思想为核心,结合潘岳履历、生平遭际,斟酌文中词气,可以确定《笙赋》作于闲居洛阳时,大概与《闲居赋》同时或稍后,即晋惠帝元康六年(296)或稍后.     

《诗经》:乐官文化的范本

《诗经》是西周乐官文化的产物。在艺术形态上,《诗经》已经逐渐脱离原始艺术的混合形态,而开始了以声歌为主,歌诗与舞曲、器乐初步分化的历史进程。“金奏”、“笙奏”、“管诗”等即是当时产生的区别于“工歌”、“升歌”等歌唱形式的新型艺术品种。但歌诗仍然居于主导地位,“笙诗”与“舞诗”则占较小比重。从艺术功用上看,《诗经》体现了以德为本、以礼为用的文化价值和鲜明的理性精神。“德”是乐官必备的素质,“乐德”是贵族音乐教育中的必修科目,“德音”是儒家美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理论范畴。《诗经》依据塑造伦理人格、完善群体道德的理想,描写了敬慎修德的彬彬君子之风,赞美了等级社会宗子宗孙、世卿世禄的宗法制度,个体则完全消融在由君臣、父母、兄弟、友朋、家族、婚姻所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而鲜有个性的表现。因此《诗经》堪称西周礼乐文明的范本,它完整地反映了艺术与文化的深刻联系     

论《小序》对“二南”本义的曲解及其原因

《小序》是《诗经》诠释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历代《诗经》研究者都对此十分重视。然而,《小序》对《诗经》许多诗篇,尤其是对《国风》的解释,却是对《诗经》本义的歪曲。宋代学者对《小序》发难,也多半是由于《小序》歪曲了《诗经》的本义。“二南”原本无非是一些男女恋歌诗、婚礼赞歌、妇人思夫歌、祭祀歌、描写劳动场面的诗歌,而《小序》却把它们解释成赞美文王、后妃等人的诗歌,而赞美后妃的序占了“二南”的三分之二。“二南”之《小序》有维护周代宗法制的色彩,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二南”之序对诗歌本义的曲解,拉开了《诗经》经世致用的序幕。     

试论《诗经》与宝鸡

《诗经》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宝鸡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因而宝鸡与《诗经》具有必然关系。《诗经》中的周民族史诗和祭祖诗有10余篇与宝鸡地区相关;与周公、召公有关的《大雅.卷阿》、《召南.甘棠》在今周原有文化遗迹留存;《诗经.秦风》里的许多篇章或诞生于宝鸡,或与秦人早期在宝鸡地区活动有关;另外,先秦时诵读《诗经》的“雅言”以周代西岐方言为主,宝鸡民俗中也保留着一些《诗经》所描写的周代礼俗文化遗迹。从以上可见,宝鸡的确是《诗经》的发祥地之一。     

<<诗>>题新解

一般论者认为诗产生于周代。其实,殷代已有朴素的韵诗,但由于其时“诗、史、事”三位一体,“诗”也即“史”、“事”;再者,从《诗经》的一些篇章看,诗也不都是周代作品。于是,《诗经》全是周代作品的定论是应当推翻了。     

钟鸣鼎食中的上古诗--西周初年礼制变革与《诗经》祭享诗的原始关联

列鼎与编簋、编钟及笾豆构成了周代礼制的礼器系统,以钟鸣鼎食为代表特征的周代列鼎制度是贵族生活方式的集中反映,与《诗经》雅颂中的仪式性乐歌一起用于以祖先崇拜为中心的尊祖、敬宗及收族的礼仪场合;“钟鸣鼎食”涵盖了《诗经》时代的宴饮文化和音乐文化,与上古诗歌互涵互动,对上古诗歌艺术的内容、用途和功能具有极强的规定性,代表了周代礼乐文明的特质。     

典乐制度与周代演诗体系的建构

即兴徒歌是诗歌最初的艺术形态,随着音乐日益成熟,祭祀典乐实践成为诗歌发展的契机,诗歌提升为典乐综合表意体系中的主角,确立了"歌奏舞"统合的祭祀典乐演诗体系.周人建立了完备的典乐政治制度,诗在周代典乐制度提供的广阔政治空间里实现了演诗体系的建构,成为承载周礼政治内涵的重要媒介,由周代完备的乐官体系典掌的综合演诗流程是对周代宗法统治秩序的艺术化展演,是对伦理政治内涵的艺术表述,同时又是诗乐政治教化的流程,周代典乐制度规定了<诗>的表现形式与内涵,这是周代典乐政治赋予<诗>的特殊意义.     

《诗经》宴饮诗的儒学文化意义

《诗经》的宴饮诗反映出仁爱精神与道德理性在周代文明中成长了起来,它塑造了情感兴发的诗教传统以及即生活即宗教的儒家人本精神。在《诗经》的宴饮活动中,重在情感抒发的“乐”与重视人伦秩序的“礼”统一成为儒学的文化特质。《诗经》中情感兴发为开端的诗教精神与《易传》中忧患敬畏为开端的教化思路,共同构成了儒家的教化传统。《诗经》的礼乐精神,经过情感本体论的现代诠释,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美学之维。     

《弹歌》考论

《弹歌》之“续竹”不可作“属木”,“逐害”不可作“逐肉”,《弹歌》非为黄世歌,《弹歌》只能是后世追记或臆测古代之情况而形成之作品,而且《弹歌》的产生不会早于周代。《弹歌》的主题不是猎歌,而是孝子驱赶禽兽的悲歌。褚斌杰关于《弹歌》的高论特别值得学术界反思,几部中国文学史关于《弹歌》主题的错误论述也值得学术界反思。     

唐代三首音乐诗的比较分析

唐代是诗的时代,也是音乐的时代。诗与音乐同源于劳动,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可以说,没有音乐就没有诗。从《诗经》到汉《乐府》,古代的诗歌一直保持着诗乐合一的传统。所以,郑樵说:“自后夔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这种诗乐合一的传统到唐代又有新的发展,结合得更紧密了。诗不仅仅是以乐府歌辞的形式出现,不仅仅是“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不再只是以诗入乐,而且也出现了以乐入诗,诗也成了表现和传播音乐的工具和手段,这就是唐代大量涌现的音乐诗。     

诗经与周代村社农民的情感生活

《诗经》以生动优美的诗篇保留了周代民间种种家庭关系的真实而又广阔的图景 ,揭示了周代宗族公社内部血脉交融的伦理结构。从“疾病相忧”的朋友情谊 ,到温厚深挚的婚恋生活 ,再到“夫和妇随”的夫妇伦理 ,公社农民们在群体生活中生出的种种幸福、痛苦与感慨沉思就这样自然地流荡为歌、上升为诗。     

就《诗经》的编者及入乐答杨先生

文章针对杨旭升文提出的两个问题进行辩驳。其一，“季札观乐”的真实性不能抹杀，孔子之前《诗经》确已结集，而《诗经》中可能系由孔子增入的周平王以后的作品，不及全书八分之一，因此只能称孔子为《诗经》的补编者而不是主编者。其二，众多文献记载表明《诗经》全为乐歌，《诗》乐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而非“自构的理念”。     

赋、比、兴的原始文化内涵

前人论赋、比、兴者,或拘于《周礼》所言诗与音乐的关系作诠释,或拘于《诗经》文本的编排体例和表现手法作诠释,要之都离不开《诗经》产生时代的周代社会背景作参照系。然而,当今许多学者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考查的结果已充分表明,《诗》三百篇并非全是周代诗歌,还往往积淀着史前时期巫文化的丰富深刻内涵。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这一角度切入作进一步的研究,并作出新的解释呢？所谓赋、比、兴,当是原始先民的一种独特思维方式,或日“原逻辑”思维方式造成的语言表达特性的历史积淀。文化人类学提供的大量材料表明,史前人类是很少甚至…     

简论笙的发展与改革方向

笙，在我国现有的民族吹管乐器中，是历史上很早使用的乐器之一，早在公元前十五世纪的殷代（公元前1401年至前1122年）甲骨文字中就已有记载，距今已3000多年历史了。河南安阳的殷墟中曾经发现的关于它的最初记载：“龢”（即“和”）便是如今笙的前身。尔后，《尔雅·释乐》中有“大笙谓之巢，小者谓之和。”之说；春秋末期，即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所编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亦有“鼓瑟吹笙”，“吹笙鼓簧”等诗句；到宋代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当时的杨杰对笙已有较为详细的描述。我国古代，笙是以自然野生植物--匏（即葫芦）…     

“一倡众和”的产生与发展及在“戏曲伴唱”中的运用

一、“一人倡,众人和”的产生《礼记·乐记》记载“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荀子·礼运篇》说:“清庙之歌,一倡而三叹也。”《朱子类语》说:“清庙一倡三叹者,人多理会不得。注下分明说,一人倡之,三人和之。譬如今人挽歌之类。”这是最早关于“一人倡,众人和”演唱形式的文字记载。清庙是周代祀奉文王的家庙,《清庙》是《诗经周颌》的第一篇,是祭祀文王的“登歌之辞”。其歌唱特点是一人领唱,三人应和之钟鼓备而不用,弦瑟迟而浊,“肃和鸣,先祖是听。”《诗经、鲁颌、有瞽》)一倡众和的演唱方式不仅用于宇庙登歌,…     

《诗经》句尾语气词的原始性质——《商周句尾语气词》专论之一

《诗经》中众多的各类句尾语气词究竟是原诗中固有的。还是被后人所掺人的?本文从“歌的本质是抒情的,句子末尾加语气词是原始诗歌的主要形式”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分析了《诗经》、先秦民谣逸诗和《楚辞》利用句尾语气词以构成歌辞的节奏和拖腔的特点,并进一步论证了这种句末带语气词的歌辞形式,是从《诗经》到《楚辞》整个先秦时期诗歌独具的语言特征,而这种特征正是上述原始诗歌主要形式的一种残迹。据此,本文认为：《诗经》中大量句尾语气词是原诗所固有的,所谓“掺入说”是站不住脚的。     

我国第一部音乐文学总集——《诗经》

在人类的古文化发展史上,音乐与文学总是紧密相连的;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古希腊与古印度的“史诗”,原本都是可以合乐歌唱之词,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勿庸置疑也是能唱的。《墨子·公孟篇》曰:“弦诗三百,歌词三百”。《史记·孔子世家》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这对于我们研究《诗经》在当时的应用情况,是十分重要的。古代一些文献中,“诗”就含有“歌词”之意,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曰:“凡乐辞曰诗,咏声曰歌”;《汉书·艺文志》曰:“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由此可见,《诗经》除了是我国第一部可供诵读的诗之总集之外,同时又是我国第一部音乐文学总集,第一部歌词总集。     

《诗经》句尾气词的原始性质──《商周句尾语气词》专论之一

《诗经》中众多的各类句尾语气词究竟是原诗中固有的,还是被后人所掺入的？本文从“歌的本质是抒情的,句子末尾加语气词是原始诗歌的主要形式”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分析了《诗经》、先秦民谣逸诗和《楚辞》利用句尾语气词以构成歌辞的节奏和拖腔的特点,并进一步论证了这种句未带语气词的歌辞形式,是从《诗经》到《楚辞》整个先秦时期诗歌独具的语言特征,而这种特征正是上述原始诗歌主要形式的一种残迹。据此,本文认为：《诗经》中大量句尾语气词是原诗所固有的,所谓“掺入说”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