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及其下降

妇女在商代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主要体现在政治、军事、经济等诸多领域，女性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性别权力格局与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有关。但整体而言，商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呈下降趋势，从对生男生女的占卜、女性称谓、享祭排序等均可反映出女性依附于男性格局已大体定型。同时，商代妇女社会地位的变迁对中国古代妇女社会地位的趋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甲骨刻辞“卿史”“御史”辨

古文字学家罗振玉、王国维考证甲骨刻辞,认定“卿史”“御史”这两种地位显赫、包揽国家要务的官职自商代始设,现代历史学家郭沫若亦从此说,在《中国史稿》中把卿史、御史列为商代政务官,说是商王的辅佐。笔者通过对大量甲骨刻辞的考证,提出在甲骨刻辞中所载的“卿史”“御史”无一处可作官职解,因而认为商代设有“卿史”“御史”这两种职官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从而得出结论:罗、王之说均属误解。     

英汉翻译顺序对比

汉英语序上的不同主要表现在:汉语重“从大到小”、从整体到个体,英语重“从小到大”、从特殊到普遍;汉语一般是把重的、强的词语放在前面,英语通常把轻的、弱的词语放在前面;汉语重语感,英语重逻辑;汉语一般是时间在前、地点在后,英语通常是地点在前、时间在后。有时汉英语句排列顺序的不同完全是约定成俗,很难用什么理由来解释。     

巫祀文献:商代之《书》篇及其性质述议

商代《书》类文献的性质可以结合传世与出土文献来讨论。就传世《商书》来看，其历史背景与主题同“殷革夏命”相关涉者居多。就《国语》《左传》所载，春秋时期《商书》已多见征引，则《商书》类部分篇章的主体部分当在西周时期已经有其蓝本，而其中晚出的痕迹则为流传改移所致。可以说，传世《商书》篇章中存古与改移处兼而有之。卜辞中之上帝，非至上神。商代的祖先崇拜实际上比上帝信仰居于更为重要的地位，而祖灵同自然神灵之间又可相互转化，比较趋近于万物有灵的巫术理论。这些特点意味着我们不能径直称当时的典册为宗教文献。由卜辞所示，“册”“典”实为商代巫祀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使用者的角度看，属于巫典；就其职能而言，又属于祀典；总体上可以称之为巫祀文献。商末记事类刻辞和铭文的出现，展示了商末理性之光的萌芽；商代末期，巫祀文献中的理性因素有所凸显，同殷周变革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卜辞中的天、神、命

一、殷人对天的崇拜《中国史稿》提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教信仰时说:“天”字在商代一般只用为“大”的同义字,如“天邑商”即“大邑商”,“天乙”即“大乙”或“太乙”,没有神秘的含意。周人才把天奉为有意志的人格化的至上神,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捏造理论根据。(P.273)     

论信息技术人才的社会流动

从技术哲学和技术社会学的视角出发 ,对信息技术人才的社会地位进行了界定 ,进而对信息技术人才从低社会地位向高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 ,在同等社会地位上的“水平流动” ,从高社会地位向低社会地位的“向下流动”的特性作了深入分析 ,揭示了信息技术人才多向社会流动的规律 ;针对我国当前信息技术人才社会流动认识上和实践上的误区 ,提出了实现信息技术人才社会流动正常化的对策     

浅议公务员招录工作中的认识误区

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自1994年确定以来,其间从诞生到推广,逐渐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但同时,某些地方或政府部门在招录公务员时,仍然存在以下认识上的误区:招录门槛过高,盲目“追高攀名”;专业限制过严,重“热门”轻“冷门”;招录范围狭窄,存在地域歧视;隐性限制过多,“以人画图”不公;招录对象局限,重“应届”轻“社会”;“招”“求”地位失衡,有违“双向选择”;单位“逢招必录”,缺乏长远眼光;重视能力测试,忽略心理测试。作者的着眼点在于对公务员考试录用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在总结归纳的基础上,进行客观地分析,以期能够为政府选人用人机制的完善尽微薄之力。     

网络事件中的阶层冲突

由于社会地位的差异而引起的冲突,乃主要的网络冲突之一。当下中国,比客观社会底层庞大得多的群体均有着身处社会底层的心理感受,使得任何具有社会地位差异意味的网络冲突事件都具备了成为“社会寓言”的可能。这种地位型的网络冲突事件具有以下5个特点：1．冲突的参与者具有高流动性以及不确定性;2．冲突主体被符号化,释放紧张情绪成为参与者卷入冲突的主要原因,参与冲突的过程比冲突事件的结果对其更有意义;3．基于“社会契约论”的公民权利,挑战“政治身份决定论”的官场特权阶层之合法性,成为网络群体冲突的典型模式;4．在线下社会鲜少打交道的两极阶层,在网络上更容易产生“越界式”摩擦,暴露于公众视野的社会下层与上层的冲突频率远高于线下社会;5．网络;中突事件的责任,最终多指向政府,即使政府并非事件的冲突主体。这些冲突因其广泛、低强度的性质,具有“减压阀”与“反馈”功能,可视作一种低成本的舆情监测手段。     

网络事件中的阶层冲突

由于社会地位的差异而引起的冲突,乃主要的网络冲突之一。当下中国,比客观社会底层庞大得多的群体均有着身处社会底层的心理感受,使得任何具有社会地位差异意味的网络冲突事件都具备了成为“社会寓言”的可能。这种地位型的网络冲突事件具有以下5个特点：1．冲突的参与者具有高流动性以及不确定性;2．冲突主体被符号化,释放紧张情绪成为参与者卷入冲突的主要原因,参与冲突的过程比冲突事件的结果对其更有意义;3．基于“社会契约论”的公民权利,挑战“政治身份决定论”的官场特权阶层之合法性,成为网络群体冲突的典型模式;4．在线下社会鲜少打交道的两极阶层,在网络上更容易产生“越界式”摩擦,暴露于公众视野的社会下层与上层的冲突频率远高于线下社会;5．网络;中突事件的责任,最终多指向政府,即使政府并非事件的冲突主体。这些冲突因其广泛、低强度的性质,具有“减压阀”与“反馈”功能,可视作一种低成本的舆情监测手段。     

论差比标记“比”字的性质

差比标记“比”字经历了从实词到虚词的语法化演变,学界一般将其视作介词,其句法功能为引出比较基准。然而,与“比”字具有同样句法位置和功能的“不比”、“不如”、“没有”等词都被认定为动词,这有违句法特征的判定原则;介宾短语作状语影响小句语义的表达;作为介词的“比”不符合以谓语为中心的否定句法操作和跨语言共性;“比”字为小句谓语遵循汉语句法的“时间顺序原则”。研究发现,现代汉语“比”字句中的“比”应为动词。     

江西新干大洋洲青铜器三题

结合现代考古资料与古代文献,对青铜短柄翘首刀、卷首刀、大钺和箕形器进行类比分析,发现它们在商代是显示其所有者社会地位和权势的仪杖器。大洋洲的短柄翘首刀、箕形器是商代同类器型中最大者,大钺是商代同类器型中最厚重者,也是商代唯一一处同时出土上述4种青铜仪杖器的遗存。     

论商周君权思想的变化

商以前君权合法性的根源在于“帝” ,但也存在君为民设的观念 ;“帝”与民是通过君来沟通的。至周“帝”的权威性动摇 ,产生了“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的观念 ,以民为基础把天帝、君、民联系起来。在君权的传承上 ,商代早中期虽有嫡庶之分 ,但嫡长子继承制并未确立 ;商代末期嫡庶之分才清晰起来 ;周人严格实行嫡庶之分。随着商周社会的剧烈变动 ,君权统治由外在对天帝的依赖走向内在的道德自律     

释甲骨文春夏秋冬——商代必知四季说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第二编《奴隶社会》第二章《奴隶社会的发展——商代》第三节《社会生产和文化发达》:“商代的历法是一种阴阳合历。每年分为春、秋,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闰月置于年末,称十三月。”(P.201)书中另一处则说:“农业奴隶一年四季都没有空闲的时候。”(P.189)商代一年只分春秋两季,还是一年四季,没有说得很明白,看来这还是学术界有争论的问题,它对正确估价商代的生产力发展和文化水平,是有密切关系和难以回避的问题。     

从自然审美视角比较“卧游”与“如画”

“卧游”与“如画”作为中西方两个重要的美学范畴,都主张借助关于自然的绘画来欣赏自然,不过两者存在显著区别:“卧游”所借助的山水画重写意,而“如画”所借助的风景画重写实;“卧游”主张山水以形媚道,故自然之地位比绘画重要,“如画”则追求形式美,风景画是自然欣赏的标准,故绘画之地位比自然重要;“卧游”偏重以非身体化的方式体验自然,欣赏者囿于一室之内,而心游万物,“如画”则偏重以身体化的方式体验自然,旅游者带着猎奇心理与视觉占有欲,身游大自然之中;“卧游”具有畅神与疗疾之功能,“如画”则为人们在审美上向自然进军提供了心理保护。比较“卧游”与“如画”,可以窥探中西方欣赏自然的差异之处,透视中西方文化传统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     

扇艺:赏玩清风间

炎热之时,手持一把小扇,轻挥慢摇,顿觉舒适凉爽;精巧的扇子,配以书画,更增添风流雅趣,成为人人喜爱的艺术品和收藏品。 我国是扇子的发源地,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出现插在马车上遮日蔽雨的“扇汗”。扇汗类似今天的雨伞,尔后演变成“华盖”,后来又演变为长柄大扇,称为“障扇”,这种扇被用作帝王仪仗队的装饰。 西周时期,扇子才开始作为纳凉工     

"民官比"不是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公务员或国家干部人数的多少并不是一个关键因素,重要的是必须把政府的社会定位(包括角色、权力和责任)划分清楚。与世界各国相比较,我国197.69∶1(或116.27∶1)的“民官比”并不高,因此,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不需要再把精力集中在“精简”上,而应按邓小平的部署,首先把党政分开和权力下放的工作做好。毕竟“小政府”是指“政府权力受限制”,而非“人数更少”;“大社会”是指“社会权利更广泛”,而非“人数更多”。     

释甲骨文春夏秋冬——商代必知四季说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第二编《奴隶社会》第二章《奴隶社会的发展——商代》第三节《社会生产和文化发达》:“商代的历法是一种阴阳合历。每年分为春、秋,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闰月置于年末,称十三月。”(P.201)书中另一处则说:“农业奴隶一年四季都没有空闲的时候。”(P.189)商代一年只分春秋两季,还是一年四季,没有说得很明白,看来这还是学术界有争论的问题,它对正确估价商代的生产力发展和文化水平,是有密切关系和难以回避的问题。主张商代已知四季说的,有著名的甲骨学者董作宾,他曾耗费十年心血完成《殷历谱》一     

论中产阶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稳定器作用——以亚里士多德的社会稳定观为题引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中提出,中产阶层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和独裁政体代替民主政体的根源。亚里士多德的以中产阶层为基础的社会稳定观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现实启示: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稳定的国家必然是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高、低收入者所占比重都不大的“橄榄型”构成,也就是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结构。因而可以说,中产阶层占据主体地位是现代社会保持稳定的“安全阀”和结构性因素,中产阶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稳定器。就亚里士多德的社会稳定观及其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保障社会稳定和谐的现实启示意义作一点探讨。     

简论阴阳五行说对秦之影响

关于秦代的统治思想,不少学者已经发表了很多颇有见地的文章,分别肯定了法家和儒家思想在秦代的地位和影响。但对阴阳家思想在秦代的地位与影响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本文试就阴阳五行说形成的历史过程揭示其对秦的影响,说明阴阳五行思想在秦代统治者心目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和法家、儒家思想一起,相辅相成,构成秦王朝思想统治体系。1 阴阳二字起源甚早。商代甲骨卜辞中已见“阳”字。周代金文中不仅发现“阴”“阳”二字,而且有的将阴阳连在一起使用。阴阳起初是言山、水与太阳之向背关系。《说文》曰:“阴,暗也。水之南,山之北也。”阳与阴相反,即是指水之北,山之南。《诗经·大雅·公刘》中说:“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既岗,相其     

梁启超小说理论的现代性意义

就文学的外部研究而言 ,梁启超发动小说界革命 ,弘扬小说的社会功能 ,具有比“文学现代性”更为宏伟、更为中心的“历史现代性”意义。就文学的内部研究而言 ,梁启超强调小说的文学性质及其在文学中“最上乘”的地位 ,使之从边缘走向中心 ;系统论述小说的艺术魅力 ;引进西方文论术语 ,为小说进行流派划分等等 ,体现出现代批评的特征。所有这些 ,在中国文学与文论由古典传统向现代形态转换的过程中 ,具有深远的现代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