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重初战原则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的提出和运用

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硝烟杂着浓雾弥漫龙冈千嶂,群峰昏暗,激烈的枪声、爆炸声和喊杀声响彻云霄,我工农红军第一次反“围剿”的战斗终于打响了。这是毛泽东等同志指挥红军主力与敌周旋一月,由赣江流域中、南段地区诱其深入根据地腹地,又曾两次设伏小布、计划先打图由源头来犯之敌谭道源师不果后,在龙冈进行的对敌张辉瓒师的歼灭战。 为什么我军在敌步步逼进下迟迟不实行战略反攻?为什么设伏小布不成,宁退让而不攻击谭道源师?为什么能够在龙冈打上歼灭战?其原因归结到一点,乃在于慎重初     

中央根据地反第一次“围剿”概述

中央根据地的反第一次“围剿”战役,是红军第一方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进行的最重要的战役之一。当时,敌军以十一个师又三个旅、共计十万多人的雄厚兵力,分八路纵队,气势汹汹,向中央根据地分进合击。红一方面军虽只有四万人,但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的正确领导下,迅速取得了龙冈大捷和东韶大捷,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中央红军再渡乌江至北渡金沙江期间几个问题辨析

四渡赤水期间，中央红军为打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军事领导人率领下，机动灵活，趋利避害，经过近两个月艰难曲折、往复进退的转战，终于在１９３５年３月底粉碎了蒋介石在赤水河两岸聚歼红军的图谋，再渡乌江，转战黔西南，西进云南，最后在皎...     

毛泽东争取阎锡山合作抗日的前前后后

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毛泽东深入论证了广泛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抗日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阎锡山是华北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并控制着扼制红军东进抗日通道和晋绥战略要地。毛泽东充分估计到争取阎锡山抗日合作的重要意义:坚持以抗日为旗帜,以实力为后盾,诚恳交友,共谋发展,成功地争取阎锡山的合作,对于中共赢得山西乃至华北敌后的大好抗战局面可以产生重要影响。     

遵义会议与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

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一直把遵义会议作为“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或“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的重要标志。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是有一个过程的,是由于特殊的战争环境和毛泽东所处的特殊地位以及拥有的政治资源,在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层愈来愈具有了影响地位。1935年8月19日,组织上正式确认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周恩来与贵州

周恩来一生两次来贵州,一次是1934年12月至1935年4月,随红军长征途经贵州;一次为1960年4月30日至5月4日,是他访问缅甸、印度、尼泊尔以后,从昆明来到贵阳,在贵阳停留了三天.周恩来两次来黔,对中国革命和贵州地方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周恩来第一次来到贵州,正是红军进行长征、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由于他和其他同志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及时召开遵义会议,批判了党内“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对此,已有许多文章详作论述,本文在这里仅就周恩来在其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作一简要论述.     

走自己的路

夜读吴唅同志的《朱元璋传》,作者在自序中说了一个小故事:1941年,重庆的“国立编译馆”约他写一本《明史》,稿子写好一部分送去了,不久退回,附有一个条子:“红军之起,拟改为‘民军之起’,以下一律照改。”意思是:必须改红为民,《明史》才能出版。吴晗认为:国民党怕红军,连将近六百年前的明朝红军都怕,不敢让红军这个字眼出现;研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事领导地位的确立

自1932年10月召开的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及其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原则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指责,尔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调回苏区中央政府主持工作,直至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未得参与军事指挥工作.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加之红军长征初期所遭受的严重损失,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使党和红军许多领导人开始改变态度,重新选择毛泽东的领导,特别是推崇其军事指挥才能.毛泽东则开始由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继任"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军事三人团成员"、"陕甘支队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西北军委主席",终为"中央军委主席".正是有了毛泽东掌舵全局,才能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导引红军长征步步走向胜利之途.     

一九三○年红军赣湘进军行动论略

1930年夏秋,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指挥红军向赣湘两省中心地区进行了一次建军以来最大规模的进军。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实行反共内战政策的国民党大规模的反击,客观上又是立三路线进攻中心城市冒险战略中的一个部分。所以,这次行动带有极大的复杂性。 这次进军行动,60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研究中大致形成三种基本观点:(一)毛泽东虽有怀疑,但接受并一度执行了立三路线,打长沙后才逐步觉察其错误而予以抵制。(二)毛泽东组织上一度服从或接受过中央决定,然从未赞成、执行过立三路线,实践中又有效地抵制和克服了它的影响。(三)毛泽东在整个立三路线时期,赞成和执行了立三路     

试论李富春的历史功绩

１９００年,李富春出生于长沙一个教师家庭,１９１９年赴法勤工俭学,从此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５０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李富春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忠心耿耿,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呕心沥血,毕生奋斗,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一、拥护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在长征时期,李富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拥护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１９３５年元旦,为扭转被动挨打的处境,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申了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以遵…     

红军长征胜利与发展壮大的原因及启示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中国工农红军被迫放弃南方革命根据地，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远征到达陕北，并以此为落脚点和根据地，最后将胜利推向全国。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一历史奇迹时，应该肯定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英明决策和工农红军浴血奋战的结果．但同时也与国民党内部状况和客观形势不无关系。本文拟就红军长征胜利及胜利后发展壮大的原因给予我们的启示进行简要分析。一、国民党在第五次反革命“田规”结束之后，逐渐夫失7组技迫别红军的优势和主动征1934年10月，工农红军开始突围西征，进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     

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的民主实践与理论

毛泽东在红军初创时期创造性地把属于政治范畴的民主制度应用在军队政治建设之中，开创了红军政治建设的新纪元。民主制度的确立，唤发了广大官兵极大的内驱力，增强了红军的凝聚力，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是粉碎蒋军“围剿”和完成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坚实基础。毛泽东在红军初创时期的民主实践和理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开展官兵政治平等经济公开的民主生活毛泽东对我军民主制度建设的深入思考和伟大实践，开端于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转移的途中。民主制度的建立，彻底地否定了；日军队的雇佣制度，建立了完全新型的内部关系。秋…     

长征初期毛泽东对红军前途的重要贡献

红军长征得以改变进军路线跳出敌人的合击圈以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一是因为毛泽东同志不顾个人进退得失在长征初期为军事大转移出谋献策;二是湘江战役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甩开敌人的重兵合击,放弃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师的原定计划;三是毛泽东以战略上的远见卓识影响了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在通道转兵、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等关键决策会议上坚持正确的军事路线,以党和红军集体领导的力量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错误指挥,为红军走出困境和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训令(执字第十三号)——为发行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券事

目前革命战争在全国苏维埃运动的新发展和红军的积极行动之下,已大大开展起来,继续不断的在全国获得最伟大的胜利,反动统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等,在革命战争胜利的极端威胁之下,为挽救它将要死亡的统治,更是集全力的来抵抗革命,帝国主义已由秘密的帮助国民党军阀进到直接公开的以武力来干涉中国革命。最近国民党军阀动员中部南部的全部反动武装来向全国苏区和红军作全线的四次围攻,但全国苏区工农群众与红军的英勇作战,已开始给国民党军阀四次围攻的计划以严重打击。现在我们是动员与领导全国苏区工农群众与红军有配合的互相呼应的作全线的总进攻去粉碎敌人四次围攻,争取     

毛泽东与臧克家——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一位伟大人物的生活总是丰富多彩的,他身边会有许多好友。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也有不少知心朋友,臧克家就是其中的一位。 相会在重庆 1945年8月毛泽东同志为谋求和平,从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谈判。9月1日毛泽东在张治中寓所举行招待会,臧克家应邀出席。这是他们第一次会面,席间臧克家问毛泽东:“国民党这么顽固,争取团结、民主、进步,办得到吗?”毛泽东笑着回答说:“雪山草地都过来了,没有争取不到的事情!”虽然彼此交谈不多,但人民领袖那“乐观的精神,质朴而亲切的神态”给诗人臧克家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因而很快谱成了一首长达70多行的诗篇《毛泽东,你是一颗大星》,诗是这么开头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福建事变宣言

全中国的民众们! 福建的所谓人民革命政府由于蒋介石的武装干涉与人民革命政府领袖们的投降出卖,是最后的失败了。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领袖们,自从去年受到我们工农红军东方军在连城与闽北的严重打击之后,自知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的暂时让步,已成为保持他们的实力与统治的必要条件。同时卖国残民的国民党统治的破产,全国千千万万工农群众对于帝国主义国民党日益增加的愤怒与反抗,和对于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红军的同情与拥护,使当时福建国民党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与共产国际

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国际日益重视苏区和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它为共产国际支持下的王明“左”倾错误执行者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领导地位以实现对苏区和红军的控制提供了政策依据;它同时又使毛泽东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不断扩大,在党内的地位不断上升,为遵义会议最终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才溪乡调查》的历史成因、基本经验及其时代启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遭受国民党军事“围剿”和多重封锁、“左”倾教条主义在我党内盛行的严峻形势下,加强苏维埃政权建设、坚持革命斗争、摆脱被动局面成为党和红军的迫切需要。时任苏维埃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同志有着强烈的主体自觉,他深入苏区“模范乡”——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才溪乡开展调查研究,撰写了《才溪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总结了符合历史环境的乡苏维埃建设经验和革命斗争理念,有效指导了当时的经济建设和革命斗争,也凝练了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新时代,《才溪乡调查》为中国共产党人大兴调查研究树立了坚持实事求是、人民至上、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的行动标杆。     

跨世纪的精神动力──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

60年前的长征，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所创造的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是本世纪震惊世界的伟大事件。小央红军长征是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而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红军进行战略转移伊始，就遭遇到国民党“追剿”部队的重兵堵截，层层封锁。党内历经一系列的斗争，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以前所未有的行军方式和机动灵流的战略战术，穿插手放军的封锁围堵之小‘开始了充满牺牲但却不断通向胜利的艰辛之路。回眸整个长征岁月，小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飞夺沪定桥，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突破天险…     

红军长征在藏区的民族政策及实践

红军入藏初期,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加之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尚不完善,藏民,尤其是藏区上层人士与红军关系曾一度紧张。后期入藏,红军吸收了前期经验,在抗日反蒋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下,大力开展民族统战工作,赢得了藏区上层人士和藏民的支持,为顺利北上提供了保障。红军在藏区前期与后期的不同遭遇,充分说明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对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