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鉴真对日本天台宗、密宗兴起的影响

东渡日本的唐代高僧鉴真大师,为建立、完善日本授戒制度,开创日本律宗做出的贡献,早已得到了中外学者的一致肯定.但是,鉴真对日本天台宗和密宗的兴起做出的奠基性贡献,学术界至今探讨得还很不够.文章在肯定鉴真开创日本律宗的基础上,着重分析讨论了鉴真对日本天台宗和密宗兴起所做的贡献及其背后的原因.同时还提出了鉴真既是律宗高僧,又是天台宗大德的新观点.     

鉴真东渡与书籍之路

鉴真东渡对日本文化影响广泛,由他开创的律宗列"南都六宗"之一,在日本佛教史上意义重大自不待言,还涉及建筑、美术、工艺、书法、医学等,甚至连传播豆腐、香木、砂糖、纳豆、茶道、酱菜之类也算在鉴真的功劳薄上。鉴真携往日本的书籍,真实地反映出他的精神信仰及理想抱负。鉴真及其弟子通过"书籍之路"及设坛授戒,极大地传播了宗教文化。他们携带的这些经卷对最澄开创日本天台宗有直接影响。     

关于鉴真东渡二题

佛教东传日本之后,一直没有形成完备的戒律制度,私自出家现象日益严重,日本朝廷对此难以控制,特派使者赴唐邀请律学高僧鉴真赴日,授戒传律。鉴真在中国所学及到日本后所传授的律学主要为唐代道宣的四分律南山律宗,被日本律宗奉为初祖。     

鉴真和日本奈良

郭沫若先生在公元1963年6月1日,为纪念鉴真和尚园寂一千二百周年填写的《满正红》词中写道:“咄咄奇哉!开元有鉴真和尚,盲目后,东瀛航海,奈良驻杖。五渡乘桴拚九死,十年讲学谈三量。招提寺,犹有大铜钟,声宏亮。”试问,鉴真和尚“驻杖”的“奈良”,在今日本的何处?其历史状况怎样? 奈良的地理位置,即在今日本本州近     

唐鉴真大和尚东渡和日本律宗

唐代有很多高僧东渡日本传法,在弘传佛法的同时也将中国的先进文化向日本人介绍,为促进日本文化进步和社会体制的革新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当中,鉴真大和尚是卓越的代表.他怀着到异域传法的炽热感情,不畏艰险曲折,前后经历六次东渡,遭遇五次失败,期间不幸双目失明,最后终于到达日本,向僧众授戒传律,创立日本律宗,为日本佛教的传播发展,为推进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做出了光昭日月、流芳千古的贡献.     

鉴真和他的造像

唐代扬州大明寺鉴真和尚,在一千二百年前,应圣武天皇的邀请,把中国唐朝文化和佛教律学,一起传播到日本,受到了世世代代日本人民与朝野僧俗的尊敬。我国著明的学者、文学家、艺术家和佛教中的知名人士,如郭沫若、巴金、梅兰芳先生和赵朴初会长,以及扬州古大明寺的能勤法师,都曾先后去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瞻仰过鉴真和尚坐像。鉴真和尚的这尊坐像何时塑造,又是     

鉴真对日本佛教文化的影响

鉴真对日本佛教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日本佛教建立了严格的授戒制度，使其走上了有序发展的轨道；二是创造了日本律宗的祖庭——唐招提寺；三是为天台宗、密宗在日本的兴盛奠定了基础。至于作为律学大师的鉴真，为什么会与天台宗。密家发生关系？文章提出了新看法。认为传律授戒是律学师傅的宗教义务，其服务的对象是整个佛教界，并不局限于一宗一派。因而律宗很难算得上独立的佛教宗派。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考证，认为鉴真应属天台宗信徒，但他又能根据客观需要，在实践中吸收密宗的某些仪轨。     

中国佛教律宗源流

东晋法显为求戒律而冒险西行,唐代鉴真为传戒律而六次东渡。他们度流沙、历绝壁、乘危澜、涉惊涛,出生入死,百折不回的精神,虽是为了宗教事业,但从而交流了中外的文化,增进了中外人民的友谊,这一历史业绩是不可磨灭的,直至今日,始终受到人民的怀念和尊崇。欣兹“鉴真探亲”,为作《中国佛教律宗源流》。     

第二届鉴真精神论坛在扬州隆重举行

继2008年首届鉴真精神论坛在日本奈良举行后，2010年11月26日下午，第二届鉴真精神论坛在扬州迎宾馆国际会议厅隆重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鉴真与中日文化交流”。     

赴日唐僧与奈良佛教

在整个奈良时代(710~794)赴日的唐僧中,前期赴日的道璿等人与中期赴日的鉴真僧团具有代表性的意义。道璿不仅结交当时的文人政客,参与国家的佛教大典,而且对于天台教学在日本的传播也起了奠基作用。在鉴真的弟子中,留下著述的法进与思托二人无疑是两个特殊的存在。思托撰写的鉴真传记为我们保留下研究鉴真乃至唐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而法进不仅仅身体力行授戒,传播戒律台教,而且还撰述经论,从理论的深层对奈良朝的佛教社会施加影响。     

日本律宗文献《传律图源解集》研究

《传律图源解集》是日本江户时代东大寺僧人亮然重庆所撰写的一部佛教律宗传法谱系著作.此书广泛采集中日两国的史料,梳理了律学的传播源流及律宗僧人的师承关系,尤其凸显了宋代资持派及日本东大寺一系法脉的兴盛,不仅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重要线索,而且具有辑佚、补史等多方面的价值.     

扬州将举行鉴真东渡成功1250周年纪念活动

为进一步加深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 ,利用鉴真知名度进一步扩大扬州在日本的影响 ,值此今年鉴真大师东渡成功 1 2 5 0周年 ,扬州将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纪念活动将于 1 1月 1日 - 3日举行。届时 ,日本方面将派许多友人参加 ,我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国内嘉宾、社会各界人士代表亦会应邀前来。活动期间 ,举行新闻发布会、电视连续剧《鉴真大和尚》开拍仪式、《鉴真大和尚》专题记录片首映式 ;在鉴真纪念堂隆重举行纪念法会、纪念大会和赵朴初诗碑揭碑仪式 ;此外 ,举行鉴真书画院大型书画展、鉴真佛教学院奠基仪式和植树 ( 1 2 5 0棵 )纪念活动 ;…     

鉴真弟子法进与日本天台宗

鉴真及其弟子赴日,大力推动了天台教学思想在日本的流播,其中弟子法进功不可没。法进赴日前居住的扬州白塔寺很可能早就存在天台教学思想的传播;当时律宗高僧律、天台二宗兼学,鉴真、法进也不例外,均被誉为"天台宗学者"。法进在日不仅讲诵天台经籍,而且还利用自己携带至日的天台经典协助校勘已流传的天台佛经文本,参与佛经校勘事业。其与鉴真留存于东大寺的天台经籍为最澄所阅读,并由此促使日本天台宗的诞生。法进是最澄、园仁、成寻等日本天台宗历代宗师所注目敬仰的杰出人物。     

荣睿、普照在鉴真东渡弘法中的重大作用

鉴真东渡对日本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贡献巨大，鉴真被奉为日本文化大恩人。日本僧人荣睿、普照在鉴真东渡弘法过程中，做出了极大牺牲，是辅佐鉴真东渡和弘关的功臣，为中日两国人民所敬仰。     

从俳句看松尾芭蕉的鉴真观

松尾芭蕉,日本江户时期著名俳句诗人,由于受为推动中日两国佛教文化和民族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鉴真大师精神的鼓舞及天平时期日本朝野对鉴真大师的崇敬等方面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其热爱友好和自然的鉴真观,这对后世日本能够和中国友好相处有着重要的作用.从文学和语言学的角度,在赏析松尾芭蕉描写鉴真大师的俳句的基础上,对他的鉴真观以及这一观点形成的思想根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进行了简单的论述,指出中日两国人民只有世世代代友好相处,才能共同发展.     

中国古典图书分类法及目录学对日本的影响

中国的各种图书分类及目录学很早就传入日本,对日本学术界产深远影响。迄至今日,它们仍然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可稽考的传入日本最早的中国图书分类暨目录专著,是梁代阮孝绪的《七录》,但其分类之学并未被日本藏书界所用。至奈良时代,其图书事业开始勃发的日本,置中国陈旧的七略,七录之法于不顾,而直接受了当时中国最为先进的图书四分法。唐代,代表当时中国图书分类法及目录学在国家藏书与史志中运用的最辉煌成就有《隋书·经籍志》、何茂庶的《四     

唐学东渡与吉备真备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就有密切交往,尤其中国盛唐,正值日本奈良时代,日本不断派出仪容盛大、人数众多的遣唐使,可以说是中日交往的黄金时代。①随使入唐的留学生、留学僧,不畏艰险,渡万里惊涛来到长安,如饥似渴地吸取唐朝先进文化。特别是吉备真备两度来唐,留学十七八年,“研覃经史,该涉众艺”;②才华横溢,播名于唐,回国后位列公卿,参与国政。在输入、吸收、汲取中国文化,推进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可以说他是日本奈良时代传播中国文化的功臣。本文仅就唐学东渡与吉备真备所     

鉴真弟子法进的在日活动——鉴真和上解任僧纲为止

法进是鉴真和上弟子中最为特殊的一位,其不仅与鉴真同样位至大僧都,而且还继承了东大寺戒坛院和唐禅院,在奈良时代的佛教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戒律思想传至日本、最初展开的时期,朝廷对鉴真僧团极为期待。法进跟随鉴真和上同心协力,不负众望,大力推动了戒坛的建立、授戒的展开、经论的讲读、经典的书写等。此外,法进本人也携带大量经论赴日,倾力于戒律思想的传播。鉴真僧团结识当时的实力者即以光明皇太后为首的藤原仲麻吕等藤原一族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其中法进功不可没。     

首部《中国文学史》中的比较研究

黄人,原名振元,字慕庵,号摩西。据家谱记载,他于1866年阴历7月28日生于江苏常熟县,卒于1913年阴历9月16日。在短短四十七个春秋中,他给后人留下各种著作,除《中国文学史》外,尚有由国人编写的最早现代百科全书——《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以及《国朝文汇》、《尔尔集》、《膏兰集》、《摩西诗词集》等。译著有:《大复仇》(英国柯南道尔著,与奚若合译),《日本剑》(英国屈菜珊鲁意著,与沈伯甫合译),《哑旅行》(日本广末铁肠著,黄人译),《银山女王》(日本押川春浪著,摩西译补)。此外,他还主编了清末著名杂志《小说林》,发表了著名的     

中日文学的交融与诗学因缘

中日两国诗学有着特殊的血缘关系。日本诗歌在奈良时期受中国诗学及唐代诗歌影响草创发端,以《古事 记》、《怀风藻》和《万叶集》等为代表的日本古代书面文学均有受中国古代诗歌影响的明显痕迹。这些诗文集大约产生于 公元8世纪左右,当时正值中国唐代诗歌的繁荣时期,也是中日文化交往的鼎盛时期,很多日本学问僧来中国旅居学习, 并将唐宋诗引入日本,从而促进了日本诗学的形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