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王安石变法中的市易法

市易法是王安石变法中的重要法令,对当时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批评市易法施行效果的同时,不少学者对市易法本身持肯定态度。本文认为,王安石的市易法根本就不可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财政的压力必然使其转变为垄断的官营经济。市易法盘剥了广大商人和消费者,造成整个商业走向衰退。至于其中的低息贷款,也不可能发挥作用,反而加剧了官吏的舞弊。     

重评市易法

北宋熙宁、元丰年间推行的市易法,是宋神宗、王安石理财的主要新法。如何评价市易法对宋代社会经济的影响,史学界意见不一。本文从市易法的产生、实施及效果诸方面,重新评论市易法的利弊得失。一宋朝立国之初,采取不抑兼并的方针,对商人和商业实行宽容政策,却严厉禁止官员经商或从事走私活动。这种方针,有利于商业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事实确实如此。待到北宋中期,市场发达,商品丰富,呈现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同时,国家征收的商税,成为主要的财政收入。“景祐中,岁收商税钱四百五十余万缗,酒课四百二十八万余缗,盐     

北宋市易务及其官商业务活动

市易务(亦称市易司)是王安石推行市易法时特设的官商机构,该机构从熙宁五年(1072)三月建立,到元祐初罢去,大约经历了十四个春秋。其间,北宋官营商业发展到了令人惊咤的程度,对当时的商品经济市场秩序产生了颇大的影响。对市易务的官商业务活动作一详细的考察,我们不但能看到王安石变法失败某一侧面的具体过程,而且从北宋官营商业的畸形发展,及其兴衰利弊中,得到一些启示。     

评苏辙对熙丰变法的态度

苏辙(1039年—1112年),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熙丰变法时,他曾任制置司条例司属官,参与变法。在脱离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后,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变法,对变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因此,苏辙一直被认为是保守派阵营中的主要人物,这是以邓广铭、漆侠等为代表的历来的传统观点。本文认为,对苏辙的反对新法必须作具体分析。苏辙的主张并非全错,其中仍不乏合理因素的存在,应作实事求是的评价。他对变法的态度主要反映在其对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的看法上,而对变法的其它内容如科举制、学校制等方面则很少或没有涉及,故本文只就他对青苗法…     

变法模式与中国立法法

本文以全球现代化的实践与理论为背景 ,考察了“自发模式”与“变法模式”的不同历史轨迹与不同特征。在此基础上 ,作者梳理了近年来我国立法理论与实务的基本思路 ,指出审议中的《立法法》 (草案 )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未能涉及立法与市场的关系 (即立法或不立法 )这一根本性问题 ;忽视立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一实体价值 ;在立法程序的民主性与科学性方面仍有欠缺。作者据此提出 ,我国《立法法》的出台宁肯慢些 ,但要好些     

论北宋熙丰变法时期的市易法(续)

(三)从“足国用、增吏禄”方面来看。 熙丰变法有否达到“足国用”的目的?从众多史料的记载来看,这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如陆佃在其《陶山集·〈神宗皇帝实录〉叙录》中说:神宗时,“储积如丘山,屋溢不能容,又别命置库增广之”。后来至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时,知枢密院事安焘也追述说:“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但是,有关理财的新法项目很多,其中市易法推行后,对北宋财政的增收究竟起了多大作用?这就需要作具体研究。     

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几个问题——驳“四人帮”及其喉舌散布的一些谬论

(一)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这是被“四人帮”搞得十分混乱的一个问题。江青和姚文元都说什么“王安石变法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付异族的侵略”。他们授意其喉舌炮制的反动文章,也鼓噪什么王安石变法是为了“抗战自卫”,是为改变“北宋大地主顽固派对     

从德普案谈我国反商业贿赂立法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商业贿赂是贿赂的一种形式，是指以获得商业交易机会为目的，在交易之外以回扣、促销费、宣传费、劳务费、报销各种费用、提供境内外旅游等各种名义，直接或间接给付或收受现金、实物和其他利益的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本文从对天津“德普案”入手，分析我国商业贿赂长期存在的原因及反商业贿赂立法制度中的缺陷，进而提出严惩商业贿赂、完善我国反商业贿赂立法制度的具体措施。     

曾巩与王安石变法

十一世纪王安石变法期间,曾巩与王安石由盟友转为敌对,这个问题引起史学界的极大争论。曾巩是否反对王安石变法?曾巩为什么反对变法?最后,对曾巩的政治生涯,究竟应作如何评价?弄清这些问题是解决他们之间关系变化之原因的关键。 一 变法之初,曾巩与王安石之间,在政策、方针、方法等问题上,似乎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结果是各执已见,不欢而散。所以曾巩忿而作诗:“结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直道讵非难,尽言竞多迕。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曾巩对王安石推行变法由劝阻而哀怨,由哀怨而绝望。     

反理学--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

北宋是理学勃兴的时期。由于理学继承并发扬了传统的为官方所承认、为老百姓所接受的儒学 ,理学思想实际上是当时哲学的主导思想 ,是人们的精神主宰。而王安石所提倡的“新学” ,以及他所施行的“变法” ,是与理学的宗旨和精神背道而驰的 ,是对理学的反叛 ;在这么一种哲学环境、精神环境下 ,王安石的新学和变法 ,从他提出的那一天开始 ,就注定了要失败的。     

魏源的法治观及其评述

笔者在文中对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家魏源的法治观进行了综述,指出其法治观的主要内容表现为：法是一种治国工具,治法在人,因势立法,因势变法。同时,笔者对其法治观进行了历史的、辩证的评述,并就魏源法治思想提出了几点思考：利用法律做为我国的治国工具,抓好执法官建设,立法工作者应借鉴、学习因势立法、因势变法等。      

熙丰变法中宋神宗作用之考析

熙丰变法长期以来被人们称为“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在变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重视。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学者们逐渐更正了这一称呼 ,并开始重视宋神宗与熙丰变法关系的研究。宋神宗因其锐意革新、且独具发动变法的权利 ,任用王安石筹划变法而成为变法的发动者 ;当变法遭到阻力、当宋神宗对变法措施产生动摇和怀疑时 ,宋神宗的态度与决策便决定着变法进程的进退缓急 ;宋神宗通过参与变法措施的讨论、做出新法的决策、监督变法的进行、亲自主持变法、调控变法派内部及其与反变法派的关系来全面指挥变法的实施。因此宋神宗是熙丰变法的主宰者     

免于公开的商业机密的界定问题

信息公开立法中对商业机密等免于公开的规定体现了公益与私益平衡原则,而如何体现这一原则,还有赖于立法和实践中对免于公开规定的商业机密进行界定。通过对目前信息立法最为完善的美国的相关经验进行梳理和分析,对我国目前各地信息公开立法中的有关规定进行评析,进而对我国完善相关立法和规范相关实践提出建议。     

对50年法制建设的几点思考

新中国成立50年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存在急需解决而又尚未解决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为要解决这些问题,最为重要的是辩证地看待“变法”,正确处理“立法”与非正式制度(如习惯、道德)的关系,以及进一步扬弃我国传统法文化,创建适合现代法治需要的新文化。     

论商业的季节性和商品的季节差价

商业的季节性和商品的季节差价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问题。弄清商业的季节性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商品季节差价的客观经济依据,对指导实际工作和正确贯彻价格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试谈谈个人的一些体会,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一、商业的季节性是商品生产与消费的季节性在商品流通领域中的反映在商业上是有淡季与旺季的区别的。商业上淡季与旺季的区别,表现为商品在流通过程中的淡季与旺季的区别。但是,不仅不同的商品,在购销上的淡旺季会有所不同,     

商鞅变法的前提条件及深远影响

商鞅变法的深远影响是与其变法改革的前提条件密不可分的 ,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势必有利于加深我们对秦国统一天下的了解 ,增强我们对封建社会本质的认识。商鞅变法的前提条件是 :变法是在先进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产生的 ;变法是在秦国求贤变法的情况下产生的 ;变法是在商鞅坚定的变法思想之下产生的。商鞅变法深远的历史影响主要是 :建立了较完善的封建专制的行政机构 ,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沉重打击了领主贵族 ,扶植了新兴地主阶级 ,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 ;改变了秦国的旧习陋俗 ,促进了秦国与中原地区人民心理上的平和     

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宪政思想论略

宪政思想是康有为指导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提出了“设议院”、“兴民权”、“立宪法”、仿效日本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等较系统的宪政主张。研究康有为的宪政思想,不仅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宪政建设的历史困境和艰难历程有更深刻的体认,也将有助于我们总结维新立宪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推动当今中国的宪政建设。在此,本文拟就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宪政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康有为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以及其宪政思想的西学渊源等作一粗浅的梳理。     

论“百日维新”前的变法及其历史地位

提起戊戌变法或变法维新运动,人们通常将变法实践局限于“百日维新”这短暂的一刻,即从“诏定国是”颁发之日起算,而对此前三年(光绪二十一年四月至二十四年四月)多视为康有为等维新派自下而上为变法大造舆论。这貌似符合“从舆论准备到政治变革”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程式,实则不然。因为它不能还原出变法维新这一具体的历史过程。光绪皇帝领导的自上而下的变法实始于《马关条约》签订之后,“百日维新”只不过是加快了前三年变法的速率。将前三年的变法切割不提、存而不论或斥之为“一纸空文,实效毫无”,均有违于历史真相,也不能反映戊戌维新的全貌。本文主要依据《德宗景皇帝实录》内的谕旨,析论这三年的变法及其历史地位。     

王安石政治思想及其新法初探

王安石变法,从南宋到明清,大多数人全盘否定,少数人持肯定态度。建国以来,情况相反,大多数文章加以肯定,赞扬变法的历史作用和功勋。但同样也有少数文章表示异议。 近读《评王安石变法》一文,作者对变法失败的原因的探讨精神和某些见解是可取的,这对研究王安石变法的思想、精神、内容以及变法中的经验教训,是有意义的。     

宋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考辩

宋神宗在熙宁初选择王安石的思想或施政纲领作为"国是"进行变法,但在变法过程中又不愿放弃"异论相搅"的祖训,最终导致王安石辞去相位。宋神宗亲自主持元丰时期的变法活动,并确立了"立法于此,使奉之于彼,从之则为是,背之则为非"的国是宗旨。宋神宗选定"国是"的做法不是"不能由皇帝‘以合其取舍者’为标准而作单方面的决定",而是恰恰相反,是由皇帝"以合其取舍者"为标准。因而说宋神宗与王安石等人共定"国是",似与相关史实有一定出入,故予以辩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