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口规模调控政策的回顾与反思--以北京市为例

我国部分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对建国50年来城乡分治的"人口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本文通过回顾中国户籍制度下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的制度变迁,以北京为例反思传统路径依赖下社会政策对城市流动人口区别对待产生的诸多问题,从建立和谐社会的角度,提出政府制度创新的对策建议.     

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

中国人口规模已经进入负增长阶段,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使用1991-2020年省级数据,利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研究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数量和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考虑实际经济运行的条件下,以人口老龄化作为门槛变量,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为负,且人口规模扩大或缩小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强于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影响,而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影响为正;在人口规模变动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数量和经济增长质量均呈“U”型的关系。在生育政策调整的情况下,还需要依靠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投资、资本集聚、开放对外市场等途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扩大人口规模有助于经济增长数量的提高,但规模扩张却不利于实现效率优先的发展目标,即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在人口规模巨大优势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变量,在人口老龄化不断深化并不可逆转的背景下,如何利用仍然规模巨大的劳动年龄人口,提高劳动力资源与其他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基本路径之一。     

我国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演化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经济集聚机制,建立了一个城市体系人口规模分布演化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框架,并基于Zipf法则构建了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演化的计量模型,然后采用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0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经济地理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与经济政策因素均显著影响城市人口规模分布。     

基于城市功能定位的人口规模调控方式新探

我国现有的人口调控方式目前,针对许多城市出现的城市规模膨胀、人口畸形集中、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污染加剧、交通拥堵严重等城市病,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方都将其归因于人多,从而在实践中产生了直接的行政限制和间接的经济疏导两种人口调控方式。直接的行政限制方式主要是通过设置门槛控制流动人口进入,通常采用与福利保障相捆绑的户籍制度来达到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的目的。我国过去很长一段时期甚至直到现在,很多城市仍采用这种方式限制人口流入。     

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人口结构体系分析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城市人口结构体系中各种不同规模城市的比重发生变化,其中特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比重下降。另外,通过比较东、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人口结构发现,西部地区的城市人口结构不合理,大城市的比重过少。     

城市经济密度与全要素生产率——兼论城市规模的调节效应

城市经济聚集度是影响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不同规模城市的生产率存在明显差异。在明晰作用机制和影响路径的基础上,文章利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检验城市经济密度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倒U形”关系和城市规模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规模经济正外部性和拥挤效应负外部性的共同作用下,城市经济密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稳健的“倒U形”特征,城市经济密度的总体门槛值为34亿元/平方公里;城市规模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城市规模扩大有利于提高经济密度门槛值。新发展格局下,需采取因地制宜的城市发展策略,推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规避城市蔓延,不断提高城市生产率。     

城市人口规模、产业集聚模式与城市创新——来自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文章运用2003～2018年中国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综合考察城市人口规模、产业集聚模式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探讨城市人口规模如何在产业集聚的创新效应中发挥作用。研究发现:(1)城市人口规模增加有助于城市创新;(2)专业化集聚对城市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多样化集聚与城市创新的关系呈倒"U"形;(3)城市人口规模显著抑制专业化集聚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4)在多样化集聚拐点的左侧,城市人口规模扩张强化了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在拐点的右侧,城市人口规模则强化了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创新的负向影响。文章认为,在推进城市创新过程中,应当把握城市人口规模和产业集聚模式特点,使二者相协调,尤其是要主动把握多样化集聚影响城市创新的拐点特征变化,优化城市创新的结构空间。     

劳动人口规模优势的超边际分析

本文针对我国劳动力过剩的现状。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通过超边际分析方法。论证了只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就能将劳动力过刺的压力转变为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用科学的方法证明劳动人口数量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有正面影响意义。从而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更加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提供支持。     

基于比较研究的上海人口规模再思考

近十几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大城市规模表现出明显的扩张,根据我国人口与经济发展形势,学者们对特大城市上海未来的人口规模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不同视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拟采用比较研究的新视角,参照国际经验,以完全开放的系统观,分成几条线分别对上海的人口规模等进行研讨,然后再适当考虑约束条件,把这几条线加以整合,得出未来上海最大人口规模为2600万人的结论。     

我国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本文在对人口素质的概念进行讨论及其构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国内关于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现状,而且使用离散系数法测度我国的人口素质水平,并将其作为一个变量引入生产函数,对我国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从定量角度说明了人口素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     

西部地区人口红利效应与区域增长差距

本文从人口红利效应角度比较区域之间的增长差距,发现人口红利效应的发挥并非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经济增长还受制于其他因素的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和由知识积累及扩散获得的技术进步以及制度等其他要素从深层次上决定着区域差距的逐渐扩大。     

澳门近十年人口自然增长概况

澳门是一个面积不到 2 4平方公里的地方 ,其人口在过去十年增加了近三成。人口的增加主要来源于移民 ,特别是来自中国内地的移民 ,他们同时亦对澳门人口的自然增长带来很大的影响 ,原因是来自中国内地的移民有较高的生育率。本文简单地介绍了这一现象 ,以及澳门人口自然增长的其他情况。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本文援引国际经验,把人口转变引致的不同人口年龄特征阶段看作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额外源泉,或人口红利;论证了通过高储蓄率、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低抚养比,中国人口转变对改革以来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揭示了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趋势,由此提出最大化促进就业是维持人口对经济增长正面效应的关键.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机制及实证分析——基于水平VAR的Granger因果分析方法和协整技术

本文首先分析了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机制,从环境承载力角度分析了一定数量的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在特定空间内相对稳定时,若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超过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与承受能力,这时经济发展就要受到人口增长的困扰。其次本论文运用Granger因果分析方法和协整技术研究了中国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相互作用数量关系。结果为:在短期内,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显著影响,而经济发展水平却对人口增长率有显著影响;从长期看,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最后得出结论:只有控制人口增长(尤其是农村人口增长),才能促进经济发展;而只有促进经济发展,才能更好的控制人口增长,两者相辅相成。     

Population density,urban centrality,and 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in Jorda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growth,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Ongoing debate in the literature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restricted by the limited availability of time series data and the difficulty of evaluating causality using cross-sectional data. This analysis uses the special case of Jordan with its massive refugee flows to evaluate the influence of a sudden and exogenous change in population in urban areas on the intensific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pearman Rank Order correlations are calculated from time series data to show that the districts which experienced the most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and increases in population density also exhibited the largest increases in agricultural intensity.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in which measures of 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were predicted by population density and urbanization factors reveals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between density and urban centrality, where centrality is an indicator of the accessibility of urban goods to rural communitie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population density has a strongly positive effect on agricultural intensity in areas with few urban goods and services available, whereas the influence of population density on agricultural intensity is substantially reduced in areas with a greater diversity of urban goods and services.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92 Meeting of the Southern Demographics Association, Charleston, SC, 15–17 October 1992.     

对外来打工妹生活状态的分析与思考

打工妹是我国城市外来人口中的一个特殊边缘群体,她们的生活状态不仅反映了外来人口群体所面临的问题,而且是转型期外来人口问题与女性问题共同交织的结果.打工妹虽然通过自己的努力比起还留在农村的女性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给她们的未来还来了很多的困惑和对生活的不可预知.     

人口增长和消费模式对海洋渔业资源影响的实证分析——以舟山为例

现有研究文献显示,人口增长和消费变化是影响海洋渔业资源变化的重要动因。以舟山为例,在建立构建人口、消费与海洋渔业资源相关关系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动态地分析舟山人口增长和消费模式转换是如何影响其海洋渔业资源的。实证研究表明:①由收入水平提高所引起的消费方式转换比人口规模更直接地影响海洋渔业资源的动态变化;②尽管捕捞量持续增加,但由于捕捞强度的迅速提高,单位捕捞努力渔获量在显著下降,预示着舟山渔场渔业资源的逐渐衰减;③影响海洋渔业资源变化的动因不仅包括人口增长和消费模式变化,同时还要考虑经济增长模式、市场价格、政策引导以及当地居民行为等因素。     

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

人口转变是挑战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生命周期和代际更替之间的相互叠加,通过劳动供给、储蓄和科技进步等渠道对长期经济增长施加影响.本文分析表明,人口转变使得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并一直持续到2015年前后.为了迎接人口老龄化冲击,中国需要通过扩大就业、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建立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三条途径来充分挖掘未来潜在的人口红利,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