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

中国人口规模已经进入负增长阶段,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使用1991-2020年省级数据,利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研究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数量和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考虑实际经济运行的条件下,以人口老龄化作为门槛变量,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为负,且人口规模扩大或缩小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强于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影响,而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影响为正;在人口规模变动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数量和经济增长质量均呈“U”型的关系。在生育政策调整的情况下,还需要依靠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投资、资本集聚、开放对外市场等途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扩大人口规模有助于经济增长数量的提高,但规模扩张却不利于实现效率优先的发展目标,即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在人口规模巨大优势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变量,在人口老龄化不断深化并不可逆转的背景下,如何利用仍然规模巨大的劳动年龄人口,提高劳动力资源与其他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基本路径之一。     

大城市的人口只能主要靠行政手段调控吗?——基于区域人口承载力研究

中国的大城市,大多数患上了城市病且日趋严重。这些城市是"人满为患"吗?只能靠行政手段调控人口吗?本文从区域人口承载力研究入手回答了这些问题,认为人口承载力的传统研究结论与现实情况屡屡相悖的原因在于对人口承载力的影响因素出现误判,提出只有经济因素才是区域人口承载力的直接影响因素,其他因素作为经济因素的成本要素间接影响着区域人口承载力,然后基于生产函数将这一观点进行了数理表达并代入北京的数据进行了论证。以这些分析为据,认为主要用行政手段调控人口是不合理的,中国大城市的城市病的直接成因不是人满为患而是"人挤为患"的情况下政策失当,正确的调控方法应该是以业控人、合理布局。     

城市人口规模和生存环境质量——以中国上海市为例

城市社会经济的最佳发展,在客观上有一个适度人口规模。 在未来五十年或更长的时间时,该城市在国际、国内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是研究总人口规模的重要依据。 九十年代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和上海的战略地位都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上海优越的自然、社会、经济、人才条件和国家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决策,上海将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将承担带动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以至全国经济新发展的重任。为此,上海的城市化地区必将有一个极大的发展。搞大都市、建城市群、走城乡一体化的路,是上海发展的必然趋势。 上海有3340.50Km~2土地,且以每年新淤增1—2万亩土地的速度不断扩大,预计总人口将达3000万之众。 总人口规模的增长,必须与社会经济规模的扩大相适应,与不断增多的劳动岗位相适应,与现代化市政设施的建设速度相适应,与不断提高人均道路、人均住房、人均绿地面积相适应,与多中心的城市群分布形式相适应,与改革户籍制度和加快人口城市化的进程相适应。方方面面的适应与协调,必须在土地利用和资金投向等宏观调控指导下进行。达到现代化国际花园城市水平,不断改善和提高人口的生存环境质量。     

北京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匹配性研究

由于北京人口规模过猛、过快的增长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交通拥堵和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因此,对北京人口规模调控的讨论从未停止。然而,北京人口规模的过快膨胀仅是一种表象和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北京人口与经济分布不匹配导致的居住与就业的错位。为此,在详细探讨北京城市内部人口与经济分布匹配性演变基础上,深入揭示北京人口与经济分布不匹配的根源,最后,为北京制定区域人口和经济发展政策,实现人口与经济合理分布和协调发展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我国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演化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经济集聚机制,建立了一个城市体系人口规模分布演化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框架,并基于Zipf法则构建了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演化的计量模型,然后采用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0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经济地理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与经济政策因素均显著影响城市人口规模分布。     

产业疏解背景下北京市人口保有规模测算

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规模应控制在2300万以内,以后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然而从目前的人口变化趋势来看,北京市人口规模很有可能会出现持续减少,保持稳定面临挑战。如何在保证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情况下维持城市应有活力和可持续发展,将成为亟待关注的问题。利用城市经济学理论与方法,通过对北京市城市基础部门和非基础部门的辨识及确定各部门间就业人口的合理比例关系,测算出北京市疏解非首都功能后所必须保留的最低人口规模即人口保有规模为1800万;北京市疏解非首都功能后的总就业人口规模约940万。由此得出的结论,希冀为北京市制定未来的人口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和参考建议。     

人口规模回旋空间与区域产业发展

未来30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意味着需要雄厚物质基础,这个物质基础需要一个相对完整、自主、庞大而丰裕度较高的产业体系予以支撑。深入认识人口增长时期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因素在产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有助于在人口负增长条件下更好地保持产业体系完整性,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产业丰裕度。为此,本文基于文献析出方法从理论上阐释区域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依据自身人口规模进行专业化与多样性选择的情况,并且存在两者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选择以地级市和城市群为观察样本,采用两步广义矩模型（GMM）、空间杜宾模型,并通过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检验了在一定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等其他条件下,区域产业专业化和多样性变动发展过程中人口规模的回旋效应和具体作用。研究发现：区域人口规模对区域产业专业化集聚和发展的互动影响呈现倒“U”型;区域人口规模对区域产业多样性集聚和发展的互动影响呈现“U”型;在区域产业专业化、多样性集聚过程中,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中原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集聚的专业化效应和多样性效应得到充分释放,长三角城市群产业集聚的多样性效应更加明显。这充分说...     

1985～2000年我国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均衡作用研究

经济体制改革后的区域经济差异持续扩大是促动我国人口迁移空前活跃的主要因素 ,而日趋活跃的人口迁移亦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区域差异变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将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结合起来 ,通过测算我国 1 985～ 1 990、 1 990～ 1 995和 1 995～ 2 0 0 0年各省区在人口迁移前后“人口-GDP”的基尼系数变化趋势 ,验证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减缓作用。在此基础上 ,测算相应时段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情况下的各区域理论人口规模和人口迁移潜力 ,并分析了我国迁移人口的释放速度。     

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基于工具变量的实证研究

人口空间分布受地域生态环境、商业条件和历史文化差异的影响而呈非均匀性特征。随着大中城市经济优势的日益扩大及限制人口自由流动政策藩篱的消除,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的向心力不断强化。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规模已经突破2 000万人,大规模的人口流入对城市的交通、社会秩序、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住房保障等诸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人口疏解与人口控制成为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重要社会管理举措。同时,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人口红利加速消失的背景下,人口作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成为各个地区竞相吸引的宝贵资源。面对疏解人口还是集聚人口这一现实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回答人口集聚是否拥有经济增长效应并在实证上检验人口集聚经济效应的大小。为此,本文应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我国人口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为了克服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应用工具变量、矩估计等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小学教师数和卫生医疗工作人员数符合工具变量的要求,结果显示人口集聚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此外,通过引入交叉项实证研究人口集聚引发的人口结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改善人口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基于此,应进一步促进人口集聚,发挥人口集聚效应,特别是通过人口集聚来改善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这对于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更有意义,在实行人口疏解政策时有必要考虑人口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效应。     

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条件、问题及对策

在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进程中,人口的均衡发展是一个关键。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我国人口生育率下降,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促进了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协调发展。但是,从1990年代我国进入低生育率开始已有20来年,长期的低生育率的人口非均衡发展下将产生了更为复杂的人口现象,引发了人口规模与结构、劳动供给与需求、人口流动与区域发展等之间的失衡和矛盾,成为制约未来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口难题,破解这些人口难题是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应有之意。     

澳门近十年人口自然增长概况

澳门是一个面积不到 2 4平方公里的地方 ,其人口在过去十年增加了近三成。人口的增加主要来源于移民 ,特别是来自中国内地的移民 ,他们同时亦对澳门人口的自然增长带来很大的影响 ,原因是来自中国内地的移民有较高的生育率。本文简单地介绍了这一现象 ,以及澳门人口自然增长的其他情况。     

Urban growth in Korea, 1970-1980: an application of the hum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This study supports 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proposed by Duncan (population, environment, organization, and technology) explaining urban population growth. Data were obtained from the 1970 and 1980 Korean Population Census and Korean Municipal Yearbook on cities with a minimum size of 20,000-50,000 people (108 cities and towns). Urban growth is most strongly influenced by indigenous labor surplus and the population potential of the city to be in contact with another city. Nine multiple regression variables explained just under 66% of the variance in urban growth. Net migration was influential among those aged 15-24 years. The extent of differentiation of industry affected net migration only among those aged 15-24 years and those aged 35-44 years.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was more affected directly by changes i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migration was affected indirectly by environmental and technological effects on organization. Urban growth through migration of older age groups was affected by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public works. Urban growth was not much affected by transportation/communication concentration, manufacturing concentration, urban labor surplus, population size, and site. Urban growth was viewed a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unemployment rate and the urban wage, following Todaro's equilibrium models. In Korea, larger cities only grew faster during the 1960s. By the 1970s, upper middle-sized cities grew faster. Location was not a significant factor in explaining urban growth, but growth was rapid along a corridor within 100 km from Seoul and 50 km from Pusan, the second largest city in Korea. Caution was urged in interpreting Korea's ecological urban growth patterns as indicativ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对北京市郊区化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通过对北京市各类区域自1958年以来的人口增长速度以及四普和五普时北京市各类区域按现住地和五年前常住地分的人口数据的分析,本文对北京市是否进入了郊区化阶段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把北京市的城市功能拓展区全部看作是近郊区或全部看作是城区都是不恰当的。在对北京市的郊区化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需要分乡、镇、街道的人口数据,这样才能对拓展区内部的城区和近郊区分别进行研究。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首都功能核心区人口增长率下降、包含近郊区的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属于远郊区的城市发展新区人口增长率上升以及近年来发展新区人口增长率超过拓展区,本文认为:北京市的城市化进程已经进入了郊区化阶段。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1990s: Pattern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1

Census 2000 counted 281.4 million people in the UnitedStates, up 13.2 percentfrom the 1990 Census population of 248.7 million and thehighest percent increasefor the nation since the 1960s.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1990s was not only higherthan in recent decades, it was also more geographicallywidespread, with more states,counties, and cities experiencing population gains.This paper examines populationgrowth during the 1990s for a variety of geographiclevels, including regions, divisions,states, metropolitan areas, counties and large cities.It then compares growth rates forthe 1990s with earlier decades to provide a historicalcontext to present-day trends inpopulation growth and decline. Finally, it discusses howdifferential population growthin recent decades has resulted in a new form of populationdistribution in the US.     

从大连来看中国大城市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和趋势

以大连市为个案,通过对近十几年来大连人口老龄化特点及其未来十几年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的分析,讨论了中国大城市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及表现出来的特征。像大连一样,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人口控制政策持续发挥作用以及大城市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继续延长,中国大城市将会更加普遍地面临大连市目前已经遇到及今后将要遇到的问题,对此,中央及各大城市政府有关部门须引起高度重视,尽早研究相应的应对措施。     

上海人口城市化和再分布发展态势

本文主要通过对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指出城市人口郊区化与农村人口城市化共同加快推进,是上海人口再分布的主旋律;上海人口城市化仍相对滞后于经济发展和非农化水平;外来人口对上海人口城市化和再分布有着重要影响;人口城市化和再分布实质上是一个深刻的社会重构过程。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特征与变化趋势分析--基于1995～2014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人口年龄结构是经过多年人口自然增长和迁移变动等综合作用而形成的客观状况,对未来人口发展的速度和趋势以及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整体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1995～2014年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20年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以下特征：少儿人口数量减少且比重呈持续下降趋势;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稳步增长且比重呈稳定上升趋势;老年人口数量持续增长且比重呈上升趋势,老龄化进程加快。总体人口年龄结构呈现老年型,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存在差异。各地人口负担系数存在较大差异,人均GDP与总抚养比和少年儿童抚养比呈负相关,与老年人口抚养比呈正相关。经济发达省市区人口负担系数较小;城乡人口比例呈持续升高态势;城乡人口总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呈下降趋势,城乡老年人口抚养比呈稳步升高态势;乡村人口抚养比高于城镇。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

利用公安部 1996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和国家统计局 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数据 ,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 :(1)城市流动人口规模与市区从业人口、市区个体劳动者人数、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税总额、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相关显著 ;与市区人口、市区非农业人口、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和市区客运总量相关不显著 ;与地区人口呈负相关。 (2 )流动人口超过 5 0万以上的城市 ,其流动人口规模与市区的社会经济因素回归效果较好 ,回归方程可以用于预测     

人口城乡结构变动对城镇失业保险需求的影响研究

人口城乡结构变动是引发失业保险需求增长的因素之一,本文在对失业保险需求概念及人口城乡结构变动对失业保险需求影响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失业人口变动测算模型和失业保险需求测算模型。以陕西省为例的测算结果表明,引入人口城乡结构变动因素时的失业保险需求远大于不引入人口城乡结构变动时的失业保险需求,两者之间的差额从2010年的12.70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31.72亿元,年均递增9.59%。     

人口密度、平均工资、公共交通与城市商圈发展

文章引入城市人口密度、城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和年末实有公共（汽）电车运营数三个变量,作为影响城市商圈发展的自变量系统。在提出假设的基础上,论证了他们与城市商圈发展之间呈同向关系。弹性系数分别为0.30、0.96、0.84,表明城市人口密度、城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和年末实有公共（汽）电车运营数三个变量各自分别每提高1％.城市商圈发展分别增长0.30％、0.96％、0.84％。提出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水平;消除贫富两级分化,建设和谐社会;加快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优化城市商圈消费环境、提高和完善城市商圈服务功能,促进城市商圈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