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的兴起——以徐水县为例

农村公共食堂是1958年兴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是一种曾经轰轰烈烈地改变中国农民传统生活方式的"新生事物".它从1958年夏季的迅速兴起到1961年夏季的倏然解散,走过了四载的起伏曲折的历程.本文将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典型区域--徐水县的农村公共食堂的兴起过程进行描述和解读,希冀对其进一步系统地研究有所裨益.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及初步纠正

与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相伴随的,是农村刮起了形形色色的"共产风"。"共产风"的出现,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体制的必然产物;同时,传统文化中的平均主义思想,战争年代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也对"共产风"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1958年底至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的纠"左"中,毛泽东对"共产风"作了尖锐的批评,各地也通过算旧账的方式对"共产风"作了一定的纠正。     

人民公社化运动亲历记

今年是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50周年。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毛泽东主席在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时的讲话。从此,人民公社好的口号立即传遍了中国大地,全国农村很快就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仅两三个月全国农村就实现了公社化。1958年8月至1961年4月,我担任广东省封开县南丰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是公社化运动中的第一任公社书记,亲身经历了公社化运动兴起的全过程。     

江苏省大饥荒研究(上)——从“非正常死亡”说起

江苏省的"大饥荒",是全国"大饥荒"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苏省由于缺粮和饥饿而导致的"非正常死亡",在1958年冬天开始发生,接着大规模蔓延,直到1961年上半年基本停止,其中,1959到1961年的三年特别严重。酿成江苏省大饥荒的根本原因,是农村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而其根本原因,则来源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极"左"思想、路线、政策的恶劣作用。中共江苏省委虽然无法抵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全局形势,但是省委班子的内部团结、稳健务实作风、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的态度,对大饥荒危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相反,部分县委负责人的极"左"浮夸和相当广泛的基层干部的违法乱纪,则是造成严重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点,是江苏和安徽、河南、四川等问题特别严重省份的一个显著区别。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败原因探析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尝试迅速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次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探索,但由于目标虚无、方法欠妥、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没有从根本上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的根本问题,人民公社化运动最终归于失败。     

试论城市人民公社是改造旧城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有力工具

一个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上海也和全国一样,正在掀起人民公社化的热潮。目前上海南市巡道街地区广大人民群众正以欢欣鼓舞的心情积极准备迎接人民公社的成立。可以预料,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全市都将分期分批地实现城市人民公社化。城市人民公社的大发展,和农村人民公社一样,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全国大跃进的产物;是广大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城市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人民公社一诞生,就象初升的太阳放射出鲜艳的光芒,显示出它不仅能促进生产高速度地发展,而且还是彻底改造旧城市、使之适合于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理想的重要工具。     

朱德投半票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央决定在全国成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全国范围内出现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泛滥。     

“大跃进”时期的河南农村公共食堂

农村公共食堂是“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化的产物。公共食堂严重脱离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因而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靠政治压力强迫农民建立起来的。河南省是全国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源地,农村公共食堂的数量和比例均居全国首位。河南农村公共食堂出现了种种问题,它的解散是必然的,但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付出了血的代价。农村公共食堂问题上血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深思和记取的。     

关于建国初期中国农民信仰实践的历史性反思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是中国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实现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奋斗目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进行的一场伟大的信仰尝试.这一实践给后人留下的多是扑朔迷离.本文试图通过对农民这场伟大的信仰实践的多重视角分析,深刻揭示出这场信仰实践发生的原因以及对后人的经验启示.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社会思潮问题

人民公社化运动作为特定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种历史性创造 ,它的发生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原因 ,但“左”倾社会思潮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尤其是乌托邦式的空想思潮、赶超思潮、中国历史上习惯性的阶级斗争思潮、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唯心思潮和传统的盲目服从思潮在 195 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 ,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它对人民公社的兴起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美国因素(1979-1989)

1979-1989年,中苏关系由对抗走向正常化。这10年,又先后处于美国的卡特政府执政末期和里根总统执政期间,其间美国的中苏政策趋向强硬。这里,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成为了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     

走向破裂的结盟:中苏同盟研究的新进展

中苏关系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苏同盟则是中苏关系史上的最重要问题。随着双方档案的解密和陆续开放以及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学术界关于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及其影响、中苏同盟破裂原因的宏观探讨和微观考察均取得重大进展。这些成果或可引起对某些中苏关系史的重要结论乃至新中国外交史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反思。     

评析中苏两党关于修正主义问题的争论——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

中苏关于修正主义问题的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论战模糊了中国共产党的视线,使得中国共产党对世情、国情作出了错误判断;对马列主义作出了错误解读;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走势作出了错误分析,进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失去了科学前提、内在动力和主体自觉性,一度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中断。重新解读中苏论战,意义在于汲取＂吃了苦头＂换来的教训。     

中苏结盟与中苏关系的演变(1945-1950)

１９４５－１９５０年,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此间中苏关系的发展是体现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侧面。本文以１９４５、１９５０年两个中苏同盟条约为基点,梳理此间中苏关系的发展。本文认为,１９４５－１９５０年中苏关系的演变是国际格局影响的结果,同时又有力地反作用于国际格局。     

美国对中苏的“楔子战略”：从预阻到分化

“楔子战略”是冷战时期美国企图阻止中苏结盟、分化中苏同盟、削弱苏联阵营力量的战略工具。美国通过对中苏关系及其变化的认知与研判，适时调整其“楔子战略”予以应对：从最初“一拉一压”的结盟预阻策略，到“共同打压”的强压促变策略，最后转变为“一压一和”的分而治之策略。美国的“楔子战略”对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既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两国凝聚力从而促成了中苏结盟，也挑起了两国分歧争论并最终加速了中苏同盟分裂。     

中苏关系的演变与中国经济——二论中苏关系恶化对中国的影响

2 0世纪 5 0年代至 6 0年代中苏关系的演变 ,不仅影响中国的政治 ,也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苏联模式弊病的暴露促使中国领导人开始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 ,但不久探索便偏离了正确的方向 ,导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 ;苏联单方面中止对中国的经济援助 ,促进了中国的自力更生 ,但对自力更生的片面理解 ,却又助长了“闭关自守”的倾向 ;由中苏关系恶化引发的“反修防修”斗争则使 6 0年代的中国经济政策急剧“左”倾 ,使中国经济再次陷于停滞状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大论战的原因分析

意识形态的分歧是中苏论战的深层根源,国家利益的冲突是引发论战最重要的内在原因。另外,中苏之间民族传统的差异及其影响下的个人因素无疑也起到了重大作用,再加上其它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最终引发了激烈的中苏大论战。     

以国家利益视野回顾建国初期“苏联援华”始末

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基础和依据,也是处理与其他国际社会行为主体关系的重要参考因素。以国家利益视野回顾建国初期"苏联援华"始末,并从中确认中苏两国因利益趋同而走向合作的动因,以及导致中苏双边关系破裂的国家利益分歧所在。     

尼克松政府对中苏冲突的评估、分析与决策

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后,中苏冲突彻底公开化。对此,尼克松政府进行了周密的调研和分析,认为苏联更有可能是中苏战争的挑起者。在此基础上,尼克松政府预估了中苏之间"可能发生"的战争的规模以及美国的利益所在。围绕如何应对中苏冲突,尼克松政府内部存在着"亲苏派"、"中立派"和"亲中派"的分歧。经过深入的讨论,尼克松政府决定执行"维持当前政策但更多地偏向中国"的策略。这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从“中苏论战”到“中国道路”--《中苏论战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评介

对“中苏论战”的探讨,长期以来是个敏感的话题。《中苏论战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一书是探讨中苏论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的得力之作,探讨“中苏论战”的缘起和实质,研究“中苏论战”对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影响,指明“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具有鲜明时代性和显著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