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述评

汉藏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即使在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复杂而微妙的民国时期,仍维系着文化交流的纽带.文章从文化交流以及经贸人员往来等角度对民国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作一概述,并论及这一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的特点和功能.     

班禅大师与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

民国时期,汉藏佛教界的文化交流是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发展的重要渠道.其中,班禅大师躬亲力行,前往内地研讨显密持法修行,弘法宣化,举行法会,筹建蒙藏学院,组织翻译佛教经典,介绍藏传佛教的教理和修习方法,从宗教与国家、宗教与政治的层面来弥合汉藏宗教文化认识上的隔阂.班禅大师在促进双方关系向纵深发展上超越文化层面的承载,赋予文化交流以纠补汉藏关系的社会功用,在认识宗教文化的历史定位和角色问题上给我们新的思考与启示.     

民国时期喜饶嘉措汉藏文化交流活动研究

文章介绍并探讨了民国时期喜饶嘉措在沟通汉藏文化交流方面的活动,如:国民政府邀请喜饶嘉措前往内地大学开设西藏文化讲座,追溯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支持汉藏佛学研究团体翻译整理佛教经典,建立双方互鉴的研修基础。抗战期间,喜饶嘉措前往甘青宣传宗教文化政策与抗战方略,以国家认同意识稳定边疆民众;递交国民参政会提案维护佛教文化,团结边疆民众。为培养汉藏文化交流人才,喜饶嘉措在古雷寺举办青海喇嘛国文讲习所,增进彼此共存共依观念与共同体意识。     

从元代瓷器看汉藏文化交流

元朝统一中国,汉藏两族文化交融的步伐空前加强。在此背景下,内地文物源源不断地输入藏地,对藏族人民的物质、精神和政治生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内地宫廷和民间使用的器物也受到藏族文化的浸染,汉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这些文物材料上得到鲜明的体现。本文通过对藏地存世和内地受藏族文化影响的元代瓷器进行梳理,结合图像器汉、藏文史料,从汉藏文化交流和元代西藏特殊政教环境的视角,对元代瓷器所映射的特殊功能进行剖析。     

从文学看汉藏文化交流

本篇试图通过藏族文学这一角度论及汉藏两个民族在历史上的文化交流。强调以唐朝的两位公主先后嫁到吐蕃为契机 ,所产生的大规模的文化交流 ,着重介绍医学、建筑、壁画、文学和茶马互市等情况     

论汉藏佛教界的交流与吐蕃时期的佛经翻译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后,从印度和大唐引入了佛教.吐蕃时期是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促使吐蕃与周边民族加强了文化交流,同时也开始了佛教经典的翻译.随着唐蕃甥舅关系的进一步稳固发展,吐蕃不仅大力吸收唐朝先进的文明,佛教的引进与佛经翻译也成为唐蕃关系史上重要的一环.本文就吐蕃时期的汉藏佛教界交流和佛经翻译进行了概述和探讨.     

《土地神广经》中的汉藏文化交流研究

土地神在藏语中叫“萨达”(■),与“念”(■)、“鲁”(■)、“赞”(■)等是青藏高原本土的神灵。藏族文化传统中认为动土翻石、砍伐树木、污染水源、建房立柱等皆是触犯土地神的行为,会招来危害,因此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产生了各种禳解“土地神”危害的仪轨。民间祭司“莱坞”家藏的手抄经文《土地神广经》(■)为系统讲述土地神族系、分类、形象、功能、危害和禳解方法的仪式文本,其中列举的“土地神”种类庞杂、形象各异,掌管的领域非常宽广,从天地的形成、人类的繁衍、动物的生死、植物的生长,到瘟疫、地震、冰雹等。通过分析内容可知,其文本在形成过程中杂糅了当地文化、中原文化和印度文化,尤其是中原的五行占算是文本的核心内容。禳解土地神危害的仪式文本多托名为“孔子神变王”(■)所著,学者认为“孔子神变王”的原型是儒家先师孔子,佛苯都将五行占算和禳解术归入其名下,也从侧面表明了与中原文化的密切联系。文章从汉藏文化交流的视阈出发,分析和考证了藏族民间拥有深厚信仰基础的土地神文本中的中原文化因素,以此阐释汉藏文化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密切关系。     

民国时期回族留埃学生群体的中阿文化交流

民国时期,回族留埃学生群体自觉展开了多种形式的中阿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不仅有利地推动了中阿文化的沟通与交流,为世界伊斯兰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对国内穆斯林的思想意识及回族社会在文化教育等领域的长远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国内学术界汉藏文化交流史（唐代～1949年）研究状况述评

汉藏文化交流是汉藏关系发展与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概览当今学术界汉藏文化交流史研究,主要是以宗教、经济、文学艺术等作为文化交流的载体,以朝代的更迭和政局的演变为维度,认识彼此在交流中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和互补的过程。唐、元、明、清时期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呈现出时间上的阶段性以及特殊性。当今藏学界更多地是以断代史的角度探究汉藏文化交流,归纳历史特征,探析推进因素。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过程中,非政府行为有所增加。当今学术界对此研究则相对薄弱,且侧重于关注政治文化在双方交流中的操作与演变。与此同时,佛教界之间的交流研究也逐步引起学者关注。     

全国首家汉藏文化交流基地打造湖北跨越援藏新理念

2011年5月13日,全国首家汉藏文化交流基地(西藏印象)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正式揭牌.湖北省旨在通过这个窗口将西藏的企业、产品、文化、旅游等长期、可持续地向华中地区辐射.该基地的模式是武汉市立体跨越式援藏的又一次积极探索,这种双向的援藏模式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     

国民政府在第三次康藏纠纷中的治藏之策

民国时期的第三次康藏纠纷由国民政府主持调解,反映了国民政府对康区和西藏的统属关系。由于康藏纠纷的复杂性,国民政府在处理过程中的措施和原则,实际上是国民政府的治藏政策的综合反映。研究这一历史事件,有助于认识近代中国治理西藏的历史事实。     

民国时期大瑶山的族际通婚

本文通过对地方文献和访谈资料的分析 ,认为在民国时期 ,大瑶山地区的《过山榜》及石牌制度对汉瑶两族通婚的限制 ,在瑶族五个族系中产生的影响各不相同。相对而言 ,茶山瑶对族际通婚的限制最为严格 ,而其他四个族系则较为宽松。此外 ,大瑶山的通婚禁忌不仅存在于汉瑶两个民族之间 ,而且还存在于瑶族内部的“山主”与“山丁”之间     

民国初年的制宪活动与民族事务

民国初年是中国近代法律体系形成的重要阶段,在这个时期出台的一系列法律和法规中,尤其是在各类宪法性文件及草案的讨论与制定中,都有关于民族事务的规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宪政思想的影响,但同时也关照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客观上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推动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起了重要作用,对处理国内民族事务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由于时代的局限,民国初期制宪活动中关于民族事务的考虑仍然存在较大缺陷,相关规定也难以真正落实。     

枢纽与融合：民国时期拉萨北平商人的经商之道和历史经验

民国时期内地在藏商人（如“北平商帮”）以坐商为主,多集中在八廓街,他们走海路从天津港出发,将内地的绸缎、瓷器和玩物等商品运往拉萨售卖,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这一民国时期在拉萨经商的北平商人群体为了谋求生存,通过诚信经营、抱团发展和因地制宜的经商之道,在边疆地区自主迸发出的各民族之间由接触、互动、熟悉及信任而来的内生动力和交往态度,并不是作为政治统治秩序构建的需要被建立,而是自发形成的。他们在族群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动力和方式,对于认知不同的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因商贸活动而自发形成的持续时间长、贸易频率高、涉及人数广、接触方式灵活的多民族之间的互动与接触,对彼此之间所持有的印象和体会更为真实,亦会在相应程度上修正自身对他族印象的既定认识,因而更能审时度势、适时调整因时空间隔和时局变动所造成的族际隔阂。探讨北平商人在民国时期的经商之道和经验价值,可为新时代治边稳藏、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与当代启示。     

民国时期康区的金融财政

民国时期,康区金融业相当混乱,先后流行多种货币;地方财政收入微薄,百姓民不聊生,社会经济生活长期处于困顿、艰难的状态。康区的金融财政萧条与当时全国国民经济发展迟缓有密切的关系,为国际、国内大的社会政治环境所决定。     

民国时期青海省人口统计研究

人口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对人口数的还原是再现一个地区在某段时期社会状况的关键。在本文中,笔者通过对有限的资料认真详细的考证、周密细致的分析,论证了民国时期青海省人口发展具有较高的增长率——30‰左右;并以此为基础,对民国时期青海省各个年份的人口数作出估算,希冀能对青海地区社会研究提供借鉴参考。     

基于高利贷和鸦片关系视角的民国时期甘宁青农村社会问题分析

高利贷猖獗和鸦片泛滥构成旧中国病态社会的两大重要问题,这在民国时期的甘宁青农村表现尤为显著.研究表明,高利贷贯穿鸦片种植、征收、交换和吸食等全过程,双方存在着密切的历史联系:鸦片生产为高利贷剥削提供了机遇.高利贷成为农民因鸦片问题而遭受重重剥削的重要环节;鸦片因高利贷的助长而更加泛滥,高利贷借助于鸦片而尤为猖獗.高利贷猖獗和鸦片泛滥互为因果,相互作用,并和一些社会现象发生了密切的互动关系,从而带来了甘宁青农村灾荒频发'、军阀暴政、农村破产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进而成为民国时期甘宁青社会落后的重要因素.     

清代至民国时期汉族移民在巴塘活动之面面观

随明清两代经营川藏线和清末川边改流的开展,大量汉族人进入四川藏区,位于川滇藏三省区中界的巴塘一时成为汉藏文化交流的活跃区域。文章从开荒垦殖、开设商户、兴办学校、汉藏通婚、帮会组织等角度对清代至民国时期汉族移民在巴塘的活动作了论述,呈现汉藏两个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中的藏汉文化交流与交融——以南路边茶传统制作工艺变迁为例

通过梳理南路边茶的传统制作工艺和贸易历史,认为南路边茶的制作工艺在唐代初见雏形,到宋代又新增了“渥堆”工序。唐宋两朝的“茶马互市”,由唐朝的单纯经贸往来,到宋朝的“以茶治边”“以茶博马”,客观上促进了民族经济文化的互动交流。元明清时期在茶马政策和“西番茶”制造工艺的影响下,南路边茶制作工艺发生了一系列变迁。其变迁过程反映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交融,是藏族对汉文化趋向性的认知,是汉藏在漫长岁月交流互动中达成的文化基因上的契合,体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自觉与文化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互动过程述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平台上,经过新一轮的民族互动,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础上,中国各民族实现了现代意义的民族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