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少数民族习惯法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作用

西部大开发实质上是少数民族的大开发。千百年来,各少数民族生活在西部这块神秘的土地上,休养生息,繁衍后代,形成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习惯,这些习惯在他们中间有着重要的影响,得到普遍尊重和认真履行。在那里,习惯法就是他们的法律。如果承认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效力并很好地适用这些习惯法,西部大开发就与少数民族融为一体,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奇迹。     

甘肃东乡族刑事习惯法特征变迁的实证分析——以当代国家刑事立法进程为参照

甘肃东乡族刑事习惯法随着当代国家刑事立法的发展而不断发生着特征变迁.在国家刑事立法的萌芽期,东乡族刑事习惯法基本是保守的,极力排斥国家刑事法(政策);在国家刑事立法的起步期,东乡族刑事习惯法对于国家刑事法开始有所借鉴;在国家刑事立法的发展期,东乡族刑事习惯法对于国家刑事法内容的吸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东乡族刑事习惯法在国家刑事立法的三个进程中实现了自“封闭与保守”渐至“契合与兼容”再至“开放与转型”的特征变迁.普法运动、经济、教育的发展、文化的不断融合是促使其发生特征变迁的主要原因.当代国家刑事立法中应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考量.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制度空间与“合法化”路径

少数民族习惯法在一定范围内的民族地区至今仍然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规范。民族区域自治蕴含着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制度空间,宪法和法律的诸多条款都为少数民族习惯法进入国家法提供了依据。民族自治地方并未有效地利用国家法的制度安排,通过自治立法吸收少数民族习惯法,进而导致国家法与习惯法在司法过程中的冲突。开展少数民族习惯法调查,加强相关理论研究,自治立法吸收少数民族习惯法合理的、积极的内容,在司法过程中合理借鉴优良的习惯法,能够消除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实现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良性互动。     

试论习惯法及其适用

习惯法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我国现行立法确立了习惯法的法源地位.由于习惯法具有行业性、地域性、非明示性的特点,司法实践中易造成适用习惯法的混乱状况,因此,必须确立习惯法适用的规则.     

试论西部大开发经济立法的价值取向

本文主旨是从宏观上探讨西部大开发经济立法的价值取向问题。文章认为西部开发经济立法的价值取向主要应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西部农民的脱贫与发展 ;二是西部开发的市场化。     

论西部地区大开发中的地方经济法制建设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 ,中国西部各地区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地方经济法制建设 ,运用法律手段 ,促进和保障西部地区经济的振兴和发展。在西部大开发中加强地方经济法制建设的措施包括 :必须树立长期性 ,全局性的观念 ,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地方立法 ,以实现西部地区方经济立法促进西部地区的发展 ;完善地方经济立法 ,以促进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 ,发展特色经济 ;依据WTO的标准 ,提高西部地区地方经济立法的质量 ,改善外商投资环境     

西部大开发立法必须先行

认为西部大开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必须走依法开发的道路。有法可依、立法先行是依法开发的前提和必然要求。在西部大开发已全面启动的情况下 ,国家应高度重视关于西部大开发的立法工作 ,尽快出台一批专项法律、法规 ,以便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有力的法律约束和法律保障。进而提出尽快制定《西部大开发法》、《西部大开发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建议     

西部大开发的立法思考

西部大开发不仅需要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支持 ,而且需要法律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本文从西部发展的历史经验总结、现实需要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阐明西部大开发需加快立法步伐 ,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法制保障。西部开发立法应吸取东部开发的经验教训 ,从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地制定《西部开发法》 ,主要应包括确立西部开发的地位、投资法律机制的建立、人才资源开发、产业结构调整、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等几个重要的法律内容。     

论习惯法与国家法的辩证关系

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两个宏观方面,一是理论形态方面的关系,二是实践形态方面的关系。理论形态关系的实质方面包括共生关系、互补关系、对立关系,形式方面两者也诸多联系与区别。实践形态关系有立法接纳、立法变通和立法取缔三种,司法（执法）方面有互不干涉、相互排斥、相互渗透、对习惯法的规制。两种形态体现出习惯法与国家法关系的复杂性和辩证性。     

论"西部大开发法"的制定

以“西部大开发法”促进西部地区的开发是可行的。立法应以邓小平理论和中央关于西部开发的方针政策为指导思想,以理论创新促开发,确立“西部未开土地开发所有权”,以调动开发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