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儒评《骚》看两汉文学接受的异化

楚辞的代表人物屈原及其作品在汉代曾引起广泛的争论,尽管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人对屈骚的评价有褒有贬,但他们的批评取向却十分一致:这就是竭力将屈骚评论纳入经学的轨道,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原则作为屈原人格及其作品思想性评价的根本准则,以至于从根本上遮蔽和消解了屈骚的浪漫主义美学精神和艺术特色.因此,汉儒对屈骚的接受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对两汉文学接受的这一异化现象进行认真的考察和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此期文学接受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论陈子昂对屈骚的接受

陈子昂与屈原有相同的文化思想品格,但缺少屈原的怀疑精神;接受"发愤抒情"的文学传统,却没有屈骚"忿怼之极"的强烈之情;托香草美人以抒情言志,本于诗人悲剧命运的相似性,人格心理的认同感.故陈子昂对屈骚既有接受,也有变异.     

论《诗》《骚》审美追求的差异性

<诗经>与屈骚在审美追求上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从艺术真实的呈现、诗歌形式的创造与抒情意象的营构三个层面对二者加以比较与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屈原在美学理念上对文学本质、艺术表现力与抒情意象建构等问题的把握更具有强烈的自觉性,这也正是屈骚之所以能够超越历史时空引起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人们普遍共鸣与激赏的魅力所在.     

从骚体赋看汉人对屈骚的接受与传播

汉代是有载籍以来全面接受和传播屈骚精神的第一朝,汉代骚体赋又是汉人接受传播屈骚精神的艺术结晶。汉代骚体赋从文体特征到题材内容、思想情感,始终映射出屈骚的光辉。汉代骚体赋对屈骚的接受突显出“士不遇”的忧患,对忠君爱国精神、正直高尚品格的颂扬,同时又表现了对屈原以身殉国行为的批评。凡此种种,忧患、颂扬、肯定与批评,都反映了汉人的人生观、道德观和社会思想观念,并带上汉代大一统的社会文化特征。     

刘勰赋学观的缺失——从魏晋赋首谈起

从刘勰对“魏晋赋首”八家的称举与评述中,反映出他“尚宏丽”、“重讽谕”的赋学观,这一赋学观承传于汉人而迥异于魏晋。刘勰以汉人的辞赋标准来观照魏晋赋家赋作,缺失自然产生,对魏晋抒情小赋缺乏应有的重视。刘勰赋学观的偏执和缺失,因其反对齐梁文风而致,但归根到底,又决定于他的儒家思想及诗教观。     

《汉书》"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探微

汉宣帝提出了"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的汉赋观."辞赋"概念的采用主要基于"辞"名与"赋"名不分及秉承屈骚传统.采用"大""小"言赋,则是受到传统大小言说方式的影响及源于汉赋创作实践的总结.大赋与古诗同义,其"义"主要包括:一是"仁义讽谕";二是"观鸟兽草木名".小赋具有辩丽特点,尤其是"丽"的审美观念在汉赋...     

论屈原中期创作特色——屈骚的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轨迹之二

本文是作者研究屈骚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的系列论文之二。是《论屈原早期创作特色》的续篇。对屈原中期创作做了全方位动态考察。汉北“三年”之放是屈原创作高峰。此期屈原传世作品最多、质量最高、最能体现诗人艺术个性。本期创作分四个发展步骤：（一）《九歌》。其写作目的有三个不同层次，产生三种不同效应，是民俗本源、国事寄托、身世感喟隐显有别的立体化主题。较诗人以往作品更多地体现了个性特征。（二）《思美人》、《抽思》。屈原“恋君情结”滥觞于《九歌》，发展于《思美人》、《抽思》。这两篇愈趋成熟地体现了屈骚个性特征。“香草美人”象征体系、两段一“乱”结构、沉郁缠绵风格都基本定型。（三）《离骚》。它最能体现屈骚个性特征。忧愤深广的情思，直陈其事、香草美人象征体系、神话故事化系统虚实相生的三维构思和表现手法，回环往复“三致志”抒情方式，沉郁顿挫、风逸缠绵、刚柔相济风格等等，都达到了屈骚艺术成就的极致。（四）《天问》。它是哲理抒情诗。情韵淡化、思理深化，显示出屈骚艺术风格变化的新趋势     

宋玉的文学成就与地位

宋玉辞赋，因历史条件和作者原因而不可能有超越屈骚的文学成就，但也有自己独特的艺术创造，首先是情景交融的境界，其次是赋形体物上的细微浏亮，再次是语言上的华美艳丽和韵散结合。宋玉的文学地位主要体现在文学的自觉，赋的文学样式和艺术表现方式上。     

宋玉含才惊采绝艳——《文心雕龙》论宋玉

历代学界贬抑宋玉,认为他只是屈原所创辞赋的后继者,且其作品"没其风谕之义".这是受班固观点影响的后果.刘勰未走汉人以"风谕之义"评宋玉的老路,其<文心雕龙>立足于"论文".并注重实证研究,在具体剖析屈宋荀三家作品的基础上,论述宋玉有与屈原同创辞赋之功,然后再分辞、赋为两体,阐明宋玉与荀卿同为赋之鼻祖,且有使赋体成熟之功.刘勰反复论述宋玉所创的夸饰、淫丽艺术,是写赋的"立体之大要".因其"号依诗人"而"渊岳其心",即赋的思想内容丰富;因其"自铸伟辞"而"麟风其采",即赋的文辞彩丽夺人.宋玉赋魅力四射的艺术风采,笼罩千百年赋家之心,给后世五彩缤纷的赋作注入了活力,厥功大矣.我们不应囿于宋玉仅为屈原后继者的成说,而是要恢复宋玉仅次于屈原而与屈原同为我国文学鼻祖的这一地位.     

汉代赋论的文学背景考述

汉人赋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具有自觉意识的文学批评,而汉代赋论内涵的“诗人之赋”与“词人之赋”以及“讽”与“劝”的矛盾与冲突,实蕴涵着广远而深刻的文学背景。概括地说,汉赋创作与理论,与汉代乐府制度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雅乐与郑声的矛盾始终潜隐于汉人赋论之中。而汉赋家文学侍从与儒者的双重身份,又决定了他们的赋学理论笼罩于经学语境,在文与质、言与文的交互衍变中徘徊。     

赋体文学的生命本质——论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的铺陈特征

“赋者,铺也,铺采擒文,体物写志者也”。赋体文学的生命本质即在于铺陈。无论两汉的体物大赋或是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都以铺陈作为自己的生命本质和根本艺术表现手法。然而,铺陈虽然是所有赋体文学的本质特征,但由于赋的题材内容及其体裁的不同,其铺陈的手法也不尽相同。为此,本文拟从纵的方面以体物大赋与抒情小赋的比较、抒情小赋与同类或同题诗的比较看抒情小赋的铺陈特点,此外,对于骈体抒情小赋,本文拟从横的方面对其内在规定性(受情感抒发的制约)和外在结构方式两方面予以探讨。     

论屈骚中的巫文化语言密码

楚国“信巫而好祀”，研究屈骚及屈原其人，在那个巫史并峙于朝的历史区间，实在不应该谈巫色变，排斥那个时代的巫文化的渗透与影响。巫、巫官有其特定的语言，巫文化有其恒绵的内蕴和广袤的氛围。当我们穿过两千多年的历史隧道，再审读屈骚的瑰丽伟辞时，就会发现在屈骚中缀满了巫文化的语言密码，就会产生一种清醒的理念：屈骚是屈原在南楚巫文化基础上进行的天才艺术的再创造。     

汉代拟骚诗产生与兴盛的原因

屈原作品(简称屈骚)问世以后,影响所至,不仅同时代的宋玉、唐勒、景差等相率模仿,创作出一批骚体诗,使其与屈骚一起被后世统称为“楚辞”,而且这种影响波及两汉,使两汉文坛辞赋风靡。这里,在追溯和探讨屈骚对汉代文学影响时,人们往往比较注意赋的产生与兴盛,却忽略了汉代诗坛上曾经一度兴盛的文人诗——极度模拟屈骚而生的拟骚诗。一方面,两汉文坛上诗歌创作是不景气的,除了乐府民歌外,文人诗无论数量与质量均不甚高,这同文人们由于社会因素影响而大量创制赋有密切关系;另方面,我们必须看到,拟骚诗的创作并不寂寞,至少从现存资料可知,当时一批较有影响的文人大多都有作品问世,计如:贾谊《惜誓》、淮南子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王     

《辨骚》四辨

古代文论巨著《文心雕龙》为主“依经解骚”。尽管刘勰内心激赏屈骚的巨大艺术成就 ,但由于遵循“原道”、“宗经”的宗旨 ,他无法对楚辞的思想价值、审美价值、屈原的行为价值、人格魅力乃至楚辞文化的整体价值 ,作出公允的评判 ;刘勰以“雅颂”的准绳 ,试图清理屈骚中“异乎经典”的“荒诞”成份和“楚文化”因子 ,而这恰是楚辞最具光彩的东西。结果由“辨骚”滑向了“废骚”边缘。刘勰的尴尬并非孤立现象 ,传统中国楚辞学历两千年而缺乏创意、成果单薄 ,愧对高耸入云的楚辞文化 ,盖在于历代学者都囿于正统儒学价值观而管窥楚辞的缘故     

从汉儒评赋看两汉文学接受的异化

汉赋以其恢弘的气势、铺张的描写与华丽的辞藻成为有汉一代文学之表征,然而汉代赋论家们对汉赋的认识和研究始终笼罩在经学的巨大阴影之下,他们从经学的角度抬高赋体文学的地位,极力强调赋体文学的讽谏作用,以是否有利于政教风化为准则对赋体作家作品作出价值评判,都是基于儒家狭隘的功利主义立场。因此,汉儒对汉赋的接受纯粹是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这是两汉时期文学接受异化的一个重要表征。     

宣寄情志 联类已身──两汉骚体赋与文人不遇心态

宣寄情志联类已身──两汉骚体赋与文人不遇心态马正学关于两汉骚体赋，古今论者已多有研究，本文试就两汉骚体赋予屈骚言志精神之承沿及其所折射的两汉文人的心态作一粗浅考察。王逸在《楚辞章句·九思序》中说：自屈原终没之后，忠臣介士游览学者读《离骚》、《九章》之...     

体异而神髓通——屈原之与司马迁论略(之二)

本文是作者研究屈原与司马迁文学传承关系的系列论文之二。文章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司马迁第一个继承和发扬了屈子的真精神。屈原是中国第一个个性化诗人，是中国抒情诗人之祖，司马迁则是中国第一个独特风格的史传文学家，是叙事文学这宗。他们二人的理想、情感相通，悲剧命运相近，浪漫气质相似。屈骚、《史记》，体制有别，精神骨子却一脉相承     

论《文选》选赋义例二则

《文选》是按文体选录各类文章佳作的诗文总集。其赋体的编排尚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文选》于全部文体中列赋体为首位,体现出萧统自身的文学见解,同时又是受前人编排体例以及大赋体所处地位的双重影响的结果;《文选》将骚、赋分体,具有重要的首创意义,前人骚赋观念混淆不分,萧统别骚于赋反映出其明确的文体辨析意识。     

《离骚》奠定了我国迁谪文学的审美基调

迁谪文学是我国特殊国情所产生的特殊文学。屈原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迁谪文学的奠基人 ,是他的迁谪经历和叛逆性格使然。屈原的影响 ,主要通过他在作品中塑造的自我形象的人格魅力。以《离骚》为代表的屈原作品 ,“发愤以抒情” ,为我国迁谪文学奠定了审美的基调     

模拟中的解释: 论《楚辞章句》中的汉代拟作

<楚辞章句>中收录了许多汉人模拟屈骚的作品,这些拟作在艺术水准上与屈骚有着一定的差距,但是<楚辞章句>的编纂者将它们收入,符合汉代经学的编纂体例.更重要的是,这些拟作体现了汉人对屈骚的理解,其中一批作品将屈原塑造成为正道直行、眷恋故国的道德楷模,这批作品大致在西汉中后期被结集,流传至东汉,王逸对其进行了修订增扩,最终形成了<楚辞章句>这部楚辞学最重要的选本.这个选本广泛流传,它的阐释倾向抑制了对屈骚的其他理解,深刻影响了从汉代至今人们对屈原及其作品的基本认知,并最终完成屈原和楚辞的经典化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