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的“事实”与“价值”二元论

波普尔认为,以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为代表的历史决定论把“是”与“应当”混在一起,是事实与价值一元论,在理论方法上是错误的。波普尔本人主张事实与价值的二元论,认为无论历史还是外在自然都不能替我们决定什么、选择什么,道德决定不可能从社会事实或对这些事实的描述中推导出来,而是源于我们的自由选择。对“休谟问题”中的“事实”与“应当”,马克思持一元论和二元论的辩证观点,由此坚持了历史决定论中的辩证法。     

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二元论及其规范意义

"休谟问题"不是一个有关推理有效性的逻辑学问题,而是理性与规范之间关系的元哲学问题,是指涉社会规范体系合法性的依据和源泉问题。休谟的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二元论取消了对价值进行理性判断的可能性,波普尔以休谟的事实与价值二元论为基础,进一步深化了对事实与价值关系一元论的逻辑批判,阐述了批判理性主义的事实与规范关系的二元论,为自由传统奠基。历史决定论根本性逻辑错误就是坚持了事实与价值一元论,把"是"与"应当"混为一谈;休谟和波普尔的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二元论对20世纪西方伦理学、政治哲学甚至后现代主义哲学文化思潮均产生重大影响,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批判与休谟走的是同一条路,它坚持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二元论,批判和拒斥事实与价值关系一元论的理性主义,对同一性哲学采取批判立场,倡导非同一性、差异性、多样性,以此捍卫人的独立性和自由。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守护基于启蒙精神的现代性也不成功。后现代主义试图摆脱"现代性"对人的压迫与控制的消解意义应该肯定。但在思想文化和价值领域陷入相对主义、怀疑主义、悲观主义,导致崇高与意义的彻底失落。     

历史:确定与不确定--评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波普尔在其《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 ,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提出了批评。其批评的立足点就是认为历史不可预测。本文认为 ,波普尔实际上未能正确理解历史中的必然与偶然、历史的客观规律性与主体的能动选择性之间的关系。他对“历史决定论”的批评 ,是与他的证伪主义原则的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     

论波普尔对唯物史观的错误解读

波普尔把马克思说成是社会预言家,视马克思为历史决定论的典型代表,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法西斯主义。对波普尔的反历史决定论思想作一个深入的解读,指出其对唯物史观错误解读的原因,证明马克思主义是辩证的唯物史观就显得很有必要。在文章中通过解读波普尔反历史决定论的思想总结出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错误解读的原因,主要是波普尔不能辩证的理解唯物史观和脱离实践的解读唯物史观两个主要原因。     

论伦理学的超科学性——以西方伦理学为例

在西方伦理学史上,许多伦理学家如苏格拉底、洛克和摩尔等都力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伦理学问题当成是一个科学问题来处置,竭力确认伦理学与科学的正相关性,企望建立起“科学的伦理学”,走向了道德问题上的科学决定论.对于这种科学决定论,卢梭、休谟还有康德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抗.他们要求在事实与价值之间作出分离,并预示了伦理学的超科学性.伦理学不是自然科学,因而也不能以自然科学的原理、方法来把握.道德公理既不能经验证实,也不能逻辑证明.科学理性说明不了道德的行为,不能最终解决伦理问题,相反,科学对道德的承诺很容易变成对道德的暗中消解.这一点在西方伦理叙事的神学有效性那里可以得到佐证.     

试析波普尔反历史决定论的两个命题

近年来,我国哲学界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波普尔的思想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批评,特别是针对他反历史决定论的核心观点即“历史无规律”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但是,学界对波普尔理论中两个关键命题还没有给予足够的分析。这两个命题就是,(1)科学知识增长的不确定性导致人类历史的无规律性和不可预测性;(2)渐进的社会工程是唯一值得尝试的社会进步的方法。我认为,这两个命题,前者是波普尔整个理论得以成立的基石,后者是其理论的一个具有直接实践意义的结论,因此,它们是波普尔反历史决定论思想中十分重要的观点,不对这两个命题进行认真分析、检视就既不能有效地驳倒波普尔,也不能从中获取有益的启示和教训。     

宗教改革:慧能禅学的深层结构及意义

慧能禅学已形成体系化的宗教改革学说。它以“不二”、“无住”反二元论、反决定论哲学为本。慧能用“不二”、“无住”思想揭露了旧禅学的形而上学二元论、决定论实质。“见性”,是慧能修行论的中心概念,它呼唤伦理学与宗教“万法”的分离．慧能的“自性”戒定慧,是摆脱神秘、奇迹、魔力,回归伦理学的修行新方法．慧能还大刀阔斧地简化、改造了忏悔等修行资粮。慧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宗教改革家。     

超越“事实”与“价值”之紧张:在普特南的视域中

“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虽业已成为现代西方道德哲学一个很重要的教条,甚至构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根本前提,但是这种彻底割裂、极端二分以致二者紧张对峙的做法却不断遭到质疑与反驳.比如普特南就立足于实用主义转向后的基本立场,从认识论、伦理学和科学哲学的角度对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予以了激烈的批判.在认识论层面,普特南通过批判古典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事实观念从而瓦解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认知基础;在伦理学层面,其通过对“混杂的”伦理概念的阐扬从而显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缠结;在科学哲学层面,其通过消解科学和伦理学之间的紧张从而揭明科学并非价值无涉,价值判断对于科学实践不可或缺.     

海德格尔的“原始伦理学”及其当代影响

本世纪以来,西方伦理学经历了一场以逻辑实证原则为基础的理论变迁,其根本指向是要通过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批判,把伦理学改造为一种立足于对伦理概念进行逻辑分析的科学伦理学,即元伦理学(Meta-ethic)。然而,虽然元伦理学对传统伦理学的逻辑评判正确地揭示了价值伦理选择中非认知的、非描述性的一面,但就其提出问题的出发点而言,并没有走出主体理性主义的思维模式。元伦理学陷入一种明显的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具有伦理意义的道德命令本身不具有道德伦理的普遍性,只是主观情绪或感觉的表述,而本身没有任何道德含义的道德语言的逻辑分析却成了伦理学存在的科学根据。这表明,对经验主义及形而上学伦理观念的批判虽然应当从事实与价值、存在与应当关系的考察入手,但是,将二者截然二分并逻辑主义地划定其最终界限,绝不是伦理学的出路所在。问题必须被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去思考,具体说来,我们要追问的是,“事实”与“价值”、“存在”与“应当”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逻辑界定的关系吗?它们之间更深层、更本真的关系应当从何谈起?在此,海德格尔及其后继者的思想对我们很有启发。     

道德确证与自由选择——论萨特伦理学对道德确证问题的本体论回答

元伦理学是现代西方伦理学的主要思潮之一。早在18世纪,休谟就提出了事实和价值之间的区别,这一区分得到了后来大多数哲学家的赞赏。1903年,G·E·摩尔在其《伦理学原理》中提出“自然主义谬误”理论,批判了将事实与价值等同的自然主义伦理学,标志着元伦理学的正式兴起。因而,对于事实与价值问题的探讨就成了元伦理学的出发点。什么是事实和价值,它们在道德确证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对关于什么是道德上的善或道德上的恶的答案能否被确证?这些问题也就成了元伦理学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问题。     

论西方现代生态伦理学的"东方转向"

西方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基本思想全然不同于传统伦理观,其吸收、借鉴东方传统文化中丰富的生态智慧,呈现出“东方转向”的趋势。这种“东方转向”是西方现代生态伦理学对造成现代生态危机的西方文化传统的批判否定之后所做的文化选择和价值转换,是对东方传统文化的丰富意蕴和价值的再发现。但它在方法论和价值取向上也存在意识决定论、以道德话语代替制度变革等局限性。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对中西文化的互动、传统与现代的撞击做深入的思考。     

追寻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从伦理学到元伦理学

迄今为止,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规范性基础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分裂为道德主义与非道德主义两大阵营。马克思否定道德的独立性以及从意识形态维度所作的伦理学批判,使得从伦理学角度寻求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面临着巨大的理论困境,但另一方面,这一困境并不相反地意味着马克思政治哲学以非规范的事实为基础。从元伦理学而非规范伦理学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对道德原则的批判以及围绕着资本批判所形成的各类政治哲学讨论,展现了事实维度与规范性维度的相互缠绕,呼应了元伦理学对“是”与“应当”关系问题的探索。不仅如此,由于马克思借助实践原则超出了事实与规范的二元论,所以,其政治哲学不是建立在道德实在论或道德非实在论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超越事实与规范二分的元伦理学的基础之上。     

道德观上的启迪与超越──试析马克思对康德伦理学价值观的扬弃

西方近代史上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康德是首屈一指的道德思想巨匠。他在建构自己的价值系统时，首先立足于“实然”的历史考究了道德作用，然后从中提升出“应然”的道德原则，最后借助这“应然”原则为所有个人悬设起值得永远追慕的“未然”伦理目标。这在实际上提出了与人类命运交相缠绕的三大道德课题：道德对“实然”历史的作用是什么？“应然”的道德原则对人类有何价值？人类“未然”的道德远景何在？马克思正是在接着对这三大课题的再思索中，批判性地吸收并超越了康德思理的有益成果，才在伦理学上达到了自己的理论高峰。道德对“实然…     

当代伦理精神的生态合理性

本文认为 ,2 0世纪西方伦理学确证价值合理性的“伦理学方法”经历了由西季威克所揭示的“自我本位”到以韦伯为代表的“关系本位”的理论推进 ,至 2 0世纪 80年代 ,麦金太尔提出“何种合理性”的著名难题 ,于是 ,如何建构伦理精神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 ,便成为当代伦理学尤其是当代中国伦理学的前沿性课题。 2 0世纪 60年代以后的生态觉悟 ,并不只是技术文明的觉悟 ,而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觉悟 ,它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方法论基础。生态合理性应当成为当代“伦理学方法”的新理念。有机性与内在关联原则、整体性原则、共生互动与自我生长原则、具体性原则 ,构成生态合理性的价值原理。反文化帝国主义与价值霸权主义是生态合理性方法的重要特点     

“可欲之谓善”论析

“可欲之谓善”要么是一个价值命题 ,要么是一个事实命题 ,不能同时兼是。传统伦理思想不能区分出事实与价值、“是”与“应当”的本质不同。文章深入反思并揭明了中西传统伦理学在这方面的理论缺陷。     

社会契约的重建──试论罗尔斯伦理学的反思平衡方法

纵观思想史，任何有影响的正义原则莫不伴有相应的伦理学论证。作为当代新自由主义思想的领袖人物，约翰·罗尔斯对自己的公平正义现作出的论证尤为复杂、精致、系统，以至可以说他提供了一种具有独立价值的伦理学方法论。反思平衡从其《正义论》（1971）全书来看，罗尔斯采用的论证方法叫“反思的平衡”（re－nectivequilibrium）。作为这一论证的论据，最关键的“事实”是原初状态。罗尔斯由描述原初状态的条件引出正义原则，然后把这些原则同人们对正义的审慎判断相比较。如果从比较中得出二者相符的结论，那么在他看来，这些正义原则就…     

波普尔哲学的杜威起源——波普尔与杜威的认知模式之比较

从认知模式的视角对比波普尔的科学发展的四段图式和杜威的思维五步法 ,可见二者在对问题的重视程度、对尝试行动的强调、与进化论思想的相关性以及将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其他领域的思想方面的异同点 ,从而为波普尔哲学的杜威起源提供佐证。波普尔和杜威在认知模式中都突出了“问题”的重要性 ,这正是其科学价值所在 ;有关尝试行动的思想 ,对于我们丰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颇有教益 ;所蕴涵的进化论思想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杜威和波普尔将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其他领域的观点对今天也不失借鉴意义     

论波普尔"批判二元论"的崩溃

波普尔的批判二元论坚持主客对立的二元思维模式,既在道德问题上错误地批判了马克思,又在“历史的意义”问题上作出了荒谬的论断。事实和价值诚然有着区别,但它们又是辩证统一的,而波普尔拘泥于形式逻辑,不能辩证地看待二者,从而作出了错误的论断,这种错误的论断最终会在批判中崩溃。     

黑尔元伦理学对事实与价值的弥合

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是自从20世纪元伦理学出现以来才彰明的一个基本理论观点.1903年,C.E.摩尔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标志着元伦理学的兴起.其任务主要是运用逻辑分析和语言学的方法分析道德概念、判断的性质和意义.但是元伦理学割裂事实与价值的联系,回避社会现实的道德和价值问题,不能给社会道德生活以指导,使元伦理学产生了严重的生存危机.黑尔看到了这一点,他在元伦理学的范围内,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弥合了事实与价值的鸿沟,使元伦理学开始了向规范伦理学的复归.但是,应该看到,黑尔对事实与价值的弥合,没有超越元伦理学的范围,这是黑尔的时代局限性,也是其他元伦理学家的时代局限性.     

“应该”与“是”的通约之桥

休谟提出的“应该”与“是”能否相通实质是价值领域与事实领域是否通约的问题。康德依理性思辨设计了从“应该”到“是”的思路。功利主义者以苦乐计算为基础弥补两者间的断裂。斯金纳借助于行为主义理论实现两个世界的通约。马斯洛则以人性及需要为价值与事实相通之桥。马克思从对社会现实特别是生产关系 (是 )的科学批判入手 ,揭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局限性 ,展望“应该”之前景 ,开辟了“应该”与“是”通约的崭新途径。而中国传统伦理则是一条由“应该”到“是”的独特心路。只有以西方伦理学为参照 ,以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为支援背景 ,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主导 ,科学分析社会主义实践 ,才能真正建立“应该”与“是”的通约之桥 ,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