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动态

武汉地区研究經济史的部分同志,最近举行了一次座談会,就国民经济史研究的对象、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分期等問題交換了意見。一、关于国民經济史的研究对象問题对于这个問题,有两种意見。一种意見認为,国民經济史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是个別国家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它的任务在于揭示个別国家的生产关系发展的規律;它是按严格的历史順序     

关于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的分期問題

一問題 馬克思主义的中国国民經济史是一门新建設的科学。几年来,在这門科学的建設上已經取得很大的成就,特別是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部份;随着这門科学的建設,許多有关的基本問題都提到討論的日程上来了。这些問題,有的已經在公开討論,如对象問題;有的虽未公开討論,但不同的意見都以各种方式提出来了,如中国近代經济史的分期等問题。很明显,这些問題的討論是有助于这門科学的发展的。本文企图对后一問題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1919年应作为中国現代經济史的起点——和郭庠林、赵德馨、茅家琦等同志商榷

应当以政治和经济統一的观点来进行经济史的分期赵德馨同志提出: “整个社会經济史应以生产方式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根据(标准)”。“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是一門专史,它的对象是社会經济整体的发展过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統一的发展过程,虽然不可能也不应該离开阶級斗爭、民族斗爭和其他社会現象,但是它的主要內容和任务是叙述和分析經济发展过程的。这是它和近代通史的主要区别。从这里我們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的分期标准,应当是国民經济变化的重要表現,和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是有区別的。”我基本上同意以上观点,这一分期的基本观     

对中国近百年經济史分期的意見——与茅家琦同志商榷

中国近百年经济史,一般的含义是指自1840年鴉片战爭时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为止的社会經济发展史。关于这一百多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史要不要分时期的問題,目前正在討論。我們相信通过讨论是会得出正确的結論的。《学术月刊》1960年第八期,发表了茅家琦同志的”读关于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在文章中作者批评了我们将近百年中国經济发展的历史分成两个时期,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經济的形成和加深期,以及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和胜利的时期的说法。認为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对1927年以后中国社会經济性质的错误看法”,“以1927年为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的下限的意見是错误的。”茅家琦同志的文章对我們有不少教益。但是,茅家琦同志在文章中所提出的某些論点,我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討論。     

國民經濟史的對象任务和方法——兼評孫健同志對國民經济史對象的看法

一、怎样確定國民經济史的研究对象 关于国民經济史的研究,无論是外国的,中国的,我們目前都在摸索前进中,特別是关于中国国民經济史的研究,困难更多。一方面是由前人沒有給我們留下什么較有成績的作品,即使是资料問題也有待于我們大力搜集整理,从头作起;另一方面,由于我們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有了資料后还不能一时把它变为科学成果。因而,几年来,我們研究进展很慢,短期內恐还不能出現貭量較高的作品。但有一个問题,目前需要得到适当的解决,这就是国民經济史的研究对象問題。对于这一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经济实质——对“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第二讲的意见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湖北大学政治經济学教研室編的“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講义”。該书第二講对清政府实行閉关政策的經济实質作了不正确的解釋。作者認为,英国自十八世紀末叶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基本完成产业革命以后,由于資本     

上海经济学界讨论商品生产问题积极准备第二次全国经济理论讨论会

根据中国科学院經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上海經济研究所等十三个单位于1958年12月在北京关于輪流在各地举行經济理论討論会的协議,决定于今年3月20日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經济理論討論会,会議将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和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領导下进行。会議内容是討論商品生产和价值規律以及計件工資等問題,并就有关經济理論的学习和經济科学研究工作的問題交換意見。这次討論将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为实现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的更大跃进而奋斗

吉林大学經济系和中国科学院吉林分院經济研究所,于2月21日至26日,在中共吉林省委和長春市委的領导和关怀下,联合举行了1960年度第一次經济理論討論会。討論的主題是: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經济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討論我国国民經济高速度按比例发展問題,人民公社經济問題,批判馬寅初的反动的“新”人口論。提交大会的著作、論文和調查报告共36項。参加討論会的除吉林省、長春市各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关和业务部門外,还有辽宁、黑龙江两省一些高等院校和科学研究机关,共40多个單位。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业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吗?

“农业是我国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是毛澤东同志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經济建設的实际相結合而树立的科学論点,是农业在我国国民經济中客观存在的极端重要的作用的最完整、最深刻的理論概括。毛澤东同志对于我国农业的这一命題,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經济学的創造性的发展,它有着极其重大的理論意义与实踐意义。学习与正确領会毛澤东同志关于我国农业的这一天才論点,是理論工作者与一切經济工作者的迫切任务。由于自己水平很低,学习得很不够,仅将一些不成熟的意見提出来,以供大家批評指正。     

小农经济不经改造能作为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吗?——与陈道源同志商榷

三月十四日的光明日报刊出了陈道源同志的“农业就是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一文,对拙作“农业怎样成为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一文提出了一些意見,使我得到很大的教益。为了便于討論,深感拙作原文某些不够明确的地方,有加以明确的必要。首先,拙作“农业怎样成     

經济系科学討論会紀要

經济系于1962年12月27～29日举行了全系科学討論会。这次提交全系討論的論文共6篇,其中政治經济学方面有“关于《資本論》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关夢党)、“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消費品分配規律的研究”(林皇杜)、“略論农、輕、重次序安排国民經济发展的方針与国民經济綜合平衡”(曹明国)等三篇;統計会計、經济思想史、中国經济史方面有“試論社会主义企业經济核算中成本核算的几个問題”(陈冠华)、“魁奈《經济表》对馬克思再生产理論形成的作用”(高貴荣)、“鴉片战爭前后东北官田旗地的經营和民佃以及民地的发展”(孔經緯)各一篇。現仅將部分问題的討論情况簡介如下。     

从经济效果看大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问题

工业企业的規模問題,是工业基本建設中一个带有根本性質与长远意义的問題。我国早在制定发展国民經济的第一个五年計划时,就已明确地指出了大中小型企业的配合問題。1956年4月,毛澤东同志在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議上做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根据毛澤东同志报告的精神,周总理在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議上所作的“关于发     

不能以小农经济需要改造就否认农业的基础作用——再与黄永轼同志商榷

“理論战綫”1960年第四期,刊載了討論“农业是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的文章五篇,其中黄永軾同志的文章系答辯性質,其它几篇文章基本上都是对黄永軾同志在“理論战线”1960年第2期上所发表的文章中的基本論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为了进一步弄清问題,我們再次提出一些意見与黄永軾同志商榷。黄永軾同志第一篇文章的标題是:“农业     

关于纯粹流通费用中可变資本部分的补偿形式問题

一我对兩种不同意見的看法从“經济研究”1956年第四期上登載了江詩永同志的“論商业利潤与純粹流通費用的补偿問題”一文后,引起了各方面的热烈爭辯,先后有徐毓枬、樊弘、蔣学模及宋承先諾同志各抒己見,展开了論战。大家在探討的过程中,关于純粹流通費用的补偿源泉問題,关于純粹流通費用中不变資本(即K)部分的补偿形式問題,大体上可以說已經有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的讨论——记中国新经济学研究会上海分会的座谈

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規律的作用問題,是政治經济学中一个重大的理論問題。中國新經济学研究会上海分会在去年九、十月里,組織上海部分經济研究者和經济工作者,开了三次座談会來討論这个問題。座談会原定的討論題目是“价值規律在我國过渡时期的作用”,并指出应着重討論价值規律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我國現階段的作用。随着討論的進行,把間題轉到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規律的作用方面。除了正面討論价值規律的作用外,座談会还提出应討論价值規律和其他經济規律的关系問題。座談所涉及的問題很廣,意見很分歧,甚至沒有完全相同的意見。所談的問題的范圍和角度也不相同:     

农业剩余劳动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吗?——与汪旭庄同志商榷

近年来,我国經济学界在闡述农业是国民經济基础的原理时,往往引用馬克思提出的“超越于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这个論点,作为分析問題的理論依据。但是,大家对这个論点的理解却不很相同。一种流行的看法,是把它解释成为农业剩余劳动是国民經济的基础。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汪旭庄同志。他在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三年期間,先后发表了《怎样理解农业是国民經济的基础》和《論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和农业相互結合的規律》两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实际上是把生产超越农业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产品的劳动視为“农业剩余劳动”,并把农业提供給共     

关于中国資本原始积累的几个問題——兼与孙江、紀新两位同志商榷

最近,在《学术月刊》1963年第11期上,讀了孙江、紀新两同志的一篇論文,題为《从中国資本原始积累的討論談起》。文中,提出了对中国資本原始积累研究的方法問題。的确,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問題。孙、紀两同志指出“研究和运用一个經济范畴,首先一定要从它所表現的生产关系,尤其是阶級关系去考查”,这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孙、紀两同志的某些具体論点,却还有些不同意見。現不揣浅陋,試将涉及有关中国資本原始     

对“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的认识

“农业是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是毛澤东同志的一贯思想,是我们在任何时期都必須重視的首要問題。最近,国內报刊上发表了許多这方面的文章,并且出现了某些爭論。无疑,有爭論是好的,这可以誘导大家对这一問題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这里,結合着黃永轼同志在     

怎样理解“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理論战线”1960年第2期,登载了黄永軾同志的“农业怎样成为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一文,提出“要使农业成为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必須实現农业的技术改造……”,“作为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的农业必須是自給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的农业”等论点。我們的認識和     

农业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最近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明确地指出了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貫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經济的总方針;指出了我們的經济工作必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的地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門的工作轉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軌道上来。这个发展国民經济的总方針的理論根据,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农业是国民經济的基础”的观点。我們都知道,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四年《我們的經济政策》的論文中就指出:“农业生产是我們經济建設工作的第一位”。他在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所作的《論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进一步地、更全面地闡述了农业在国民經济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了工业的发展必須要有一个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指出了我国工业必須以本国农业市场为主体,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