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浩文文学翻译主体审美关系论

葛浩文与作者、译文读者共同构成其文学翻译活动的审美主体,各主体之间相互关联,形成彼此互动的审美关系,使得葛浩文的文学翻译作品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传播价值。探索葛浩文文学翻译审美主体间的不同关系及其对葛浩文翻译作品审美再现效果的影响,从美学接受角度为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借鉴与参考。     

世界文学视角下莫言作品文学性的传递

莫言作品入选《诺顿世界文学选》,跻身世界文学。然而，学界过于强调经济、政治、诺奖的象征资本等外在因素，忽视莫言作品的内在文学价值。从莫言作品的文学性本土化过程及文学性的英译两个层面进行研究，探讨了莫言作品的世界文学之旅。从作者角度，莫言借鉴外国文学写作手法和叙事风格，同时扎根中国乡土，其作品具有特殊文学意义。从译者角度，葛浩文不仅注重文学性的传递，而且通过增加文学元素，如增加韵律、意象、隐喻等，提高译文审美价值。中国文学能否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学，涉及引进来与走出去两个过程，受作者和译者主体作用的共同影响，其中文学性的准确传递是决定性因素。     

“以意逆志”辨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是正确把握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一个重要审美原理。长期来，学界对该说的解释或“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或“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皆失之于片面。本文试以西方读者学之基本观点，作一新的解释，把读者之意和作者之意统一起来，强调了在文学作品的欣赏过程中欣赏主体与作品客体之间的交互作用。     

新批评＂自律性＂文学观源流探

新批评的自律性文学观是对文论史上被冷落甚至被抹杀了的文学独立价值的再次申说和改写。从“审美不涉利害”到“为艺术而艺术”,从“非个性化”到“文学的内在必然性”,从“本体论”到“意图谬见”、“感受谬见”和“起因谬见”,新批评将作品变成了一个与作者、读者和现实无关的独立自足的文本。这种绝对化的文本崇拜,使文学研究具备合法性、超越性和神性的同时也丧失了有效性、现实性和人文性。     

用动态文学观考察红学诸流派的利弊得失

虽然审美研究成为红学研究的主流已是大势所趋,但乾嘉考据式的家世、版本研究仍不断成为“热点”问题,索隐和社会历史批评也颇有市场。只有从动态的文学观即文学四要素“世界—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在解读《红楼梦》这部作品中的地位这一独特视角,对红学诸流派的利弊得失进行探讨,指出文献、文本、文化研究在红学中的融通与创新这一多角度研究,方是拓展《红楼梦》诠释维度的根本途径。     

对“文学”作为学科能指的反思

以“文学”为学科能指的现代所指,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有相当稳定的界域。由此,形成了我们现代的文学史写作格局,但当所指相对稳定后,我们又会进一步发现“文学”作为能指的局限和误导。首先,从约定俗成的角度,“文学”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充满着矛盾与歧解;其次,从文化传统的角度,在“文学”书写的同一性下,掩盖着技艺论、明道论与摹仿论、审美论、特殊言述的语义差异;第三,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视觉文化的冲击使文字的文学文本从中心趋向边缘。“文学”作为建构学科的概念,失去了近百年被赋予的价值,已到了重新思考的地步。     

文学·政治·政治文学

从"政治三元论"出发,追溯历史发现文学的伤痛缘于政治人为的狭义化,"政治"概念的含混是文学与政治关系争论不清的根源."政治文学"以政治生活作为作品"核心轴",审美地反映人类的美好政治理念和情感,具有理想性、否定性的特征.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阐释放弃了一个重要的想象维度--乌托邦,实际否定了文学与政治在理念层面结合的...     

《文心雕龙·定势》篇述评

“文势”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独特的理论范畴 ,“文势”理论源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定势》篇。从刘勰所论看 ,“文势”属于作品形式范畴 ,它的形成与作品的语音、文字、语句等形式因素相关。“文势”具有运动性、包蕴性和多样性等特点 ,对读者有巨大的审美功效。刘勰的“文势”思想对今天的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雪·月·镜——川端文学艺术美的建构与解析

川端康成,日本“新感觉派”文学巨擘、１９６８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作品之丰、创作风格之标新立异在日本文学中可谓独树一帜。本文从雪——空灵与纯粹、月——盈损与寂寞、镜——反射与叠印几个方面切入,试图以新的表述探讨川端文学艺术美的特质、成因及其独特的表现方式     

论“打工文学”的创作困境与美学建构

运用文学社会学的有关方法，辨析“打工文学”的概念，指出“打工文学”目前主要陷入了两方面的困境：“打工”与“文学”的矛盾和独立还是皈依的两难。认为“打工文学”作为具有革命性意义并区别于一直以来所有文学的崭新的文学类型，应该具有自己独特的美学规范，可以从本体性、人民性以及独特的打工文学批评等角度进行建构。     

艾米莉逃不脱的悲剧命运--福克纳《献给艾米莉的玫瑰》的接受美学分析

“读者期待视野”和“结构召唤性”是接受美学中的重要概念,它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范式。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讨论了福克纳在小说中运用的独特的、开放式的叙述模式和结构安排,并详细分析了小说结构召唤与读者的期待视野之间的独特关系,同时也初步探寻了艾米莉爱情悲剧的深层原因。     

从欧洲文学谈文学审美风格结构

从欧洲文学谈文学审美风格结构苏敏一、问题的提出通过对欧洲文学风格的考察，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不再把文学结构研究限于从具体作品的人物、本事中概括角色类型、情节类型，不再把文学风格结构限于语言体系，而是把文学审美风格视为一种结构，把文学手法统一体视为文学符...     

论王国维的“本色”观——基于王国维对元曲的评价

王国维用“意境”“境界”等概念建构起自己的美学体系。他认为作为抒情文学的词作必须有作者的真情实感蕴藏于内，“真情”是“境界”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出于对“真情”的看重，王国维着力于对元剧的研究，从戏剧艺术的角度，他对元剧十分鄙视，但从文辞的角度，他对元剧十分欣赏。王国维称元曲为“活文学”，与元曲作者蕴于其中的“真情”有莫大关系。王国维对元曲的研究基本延续了治词的角度和观点，论曲仍以“真情”为首要标准。不同之处在于，“当行”也是他的“本色”观的组成部分，是其“本色”观比“意境”说在理论范围上更为广阔之处。相比较而言，吴梅的“本色”观亦注重“真情”，对作品的评论，他更多的是从排场角度分析、评价作品。对作品的用字，吴梅亦崇尚自然，同时又有所保留。     

简论魏晋玄学与文艺批评

魏晋玄学产生了当时的文艺理论,无论是从作品的风格还是从文学的本质上看,都与玄学有很深的理论渊源。玄学的“有无”之辨导致对文学本质的思考;玄学的“才性”之辨导致对作品的风格、文体和作者个性的关系的讨论。这些思考与讨论进一步推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走向成熟。     

文学的心理真实与催眠机制

一 林达尔(M.S.lindauer)1984年在一篇综述西方当代文学心理学研究状况的论文中写道:“在文学心理学中,作者和作品研究相对处于领先地位,而读者研究则处于不平衡位置。”事实确实如此,研究读者对作品的反应的主要困难在于:比起音乐与绘画欣赏来,文学反应有一个较长的展开时间,文学阅读是从知觉到认知解释再到情感激活的一个复杂的心理过     

读者·作品·召唤结构--关于多维文学接受的一种构想

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批评四要素中,“读者”是最后一个进入研究领域的。注重读者创造性的文学接受过程事实上涉及到接受主体的一切方面,并通过作品的阅读评价曲折地反映出来。受伊瑟尔认为作品是一种“召唤结构”式的存在启发,我们提出读者也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召唤结构”,并主要通过心理学和哲学解释学的方法为文学接受过程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做出一个尽可能清晰的理论描述,使文学解释获得一个相对稳定和可靠的立足点,进而对读者的接受心态起到一个预先调节的作用。     

论当代中国文学文本与文学作品的艰难转换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分析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文学文本转化为文学作品的艰难性及其深层原因,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当下对权利崇拜与金钱崇拜的后新时期的文化语境中,文学的接受主体审美趣味发生了根本变化,传统读者对文学的人文精神的接受与追求作品真、善、美的艺术境界变成了对于文学刺激性与消遣性的阅读;读者主体性在退化,读者与一些追求世俗化的作者共同联手解构当代文学的理想精神,从而使得表面繁华的当代文学实际上在退化衰弱。大量的文学文本存在也仅仅是一种缺乏读者的潜在“文学作品”。文学文本要实现其文学作品的转换,当下读者必须经得起时代的物质考验,要培养自己阅读经典的兴趣及从整体上提高读者的文学意识。     

试论作品意义的“精神产权”

谁是作品意义的创造者?或者说,谁对作品意义拥有“精神产权”?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我们全面并深入地认识文学的本质特征。以下,我们拟从作者和读者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些分析。创作意图:引导与影响作品意义固然只存在于读者阅读理解之中,但却绝不应当象美国读者反应批评理论所主张的那样,否定作者对作品意义应当拥有的那部分“精神产权”。作品是作者创作意图的产物,读者的阅读理解要想不受创作意图的引导和影响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 其一,语言表述只能是线性的,因此作品对生活画卷的描绘,必然是作者从创作意图出发精心安排语言序列的结果,目的是使“句子在运动中建立起一个能够导向存在于读者头脑中作为相关物的审美对象的形式”。结构主义试图排除作品语言序列的形成与作者创作意图之间的联系,把这一序列形式孤立起来,     

“隐含作者”与艺术真实──兼论中国中代艺术真实观的局限性

中国古代美学强调文品与人品的统一，认为文品是人品的投射与镜子。但是，文品与人品在很多情况下难以统一和协调，两者分裂与相互矛盾的情况在古今中外屡见不鲜。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在作者及其作品之间存在一个中间环节，即“隐含作者”的形象。“隐含作者”与实际作者有时距离较近，但有时却差距甚大。“隐含作者”的艺术真实性是在读者与作者的双向交流中，不断超越双方的狭隘与局限而得以生成的。这个过程就是作者超越功利自我向审美自我生成的过程。而且，作者的这种超越，要经过内心的搏斗与灵魂的苦痛。因此，我们在分析文学作品的艺术真实时，既要看到作品对现实生活形貌的超越，又要看到作品对作者的超越。     

从“兴观群怨”到“薰浸刺提”——角度嬗变中的阅读效果研究

阅读效果具有直接和间接两种表现形态。孔子的“兴观群怨”说着眼于创作,从创作意图对阅读效果的预成关系中较全面地概括了文学的社会作用,所以它所偏重的是阅读效果的间接形态,但又没有脱离对审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并以此作为其立论的前提。梁启超的“薰浸刺提”说则既着眼于作品,又着眼于读者,从作品美感特征与读者审美需求的相互作用中较全面地分析了构成阅读效果直接形态的基本因素,因此它也可以看作是对“兴”的一种“放大”研究;但它的目的并不在于片面夸大美的愉悦性与超脱性,而是为了更有效地运用文学服务于社会。可见,“兴观群怨”和“薰浸刺提”虽然对阅读效果的考察角度有所变异,但却有着理论上的互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