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人学研究的新走向——古代与近代伦理哲学的比较研究

古代与近代伦理哲学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在话语结构上,古代断言人性是善或恶,近代主张人性无善无恶;在考察原则上,古代热衷于价值判断,近代习惯于事实判断;在对人的模塑上,古代要求人去恶从善,近代让人追求幸福、逃避痛苦;在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实现上,古代宣称命运前定、让人安于现状,近代坚信命运自造、鼓励奋争和进取.这些区别反映了中国伦理哲学一以贯之的共同倾向,但更重要的是凸显了近代伦理哲学不同于古代的转型特征,对于理解近代哲学的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三次转型与自觉探索

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经历了清末传统书院向近代新式学堂的教育组织转型、近代新式学堂向近代大学的教育制度转型,以及近代大学由人才培养向社会服务的教育职能转型。其自觉探索之路在于:高等教育的转型加速了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变革,促使了高等教育的全面革新,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制度转型的原因探析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 ,2 0多年的制度变迁进程 ,中国初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转型。实现这一制度转型的主要原因在于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奠定了制度转型的基础 ;渐进改革策略的实施促进了制度转型的实现 ;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推动的结合加快了制度转型的进程 ;强制性改革与诱致性改革的结合确保了制度转型的完成 ;政府作用的有效发挥缩短了制度转型的过程 ;改革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制度转型的思想保证。分析和研究这些原因 ,有助于我们回顾和总结中国改革 2 0余年的历史经验 ,并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中国教育法律体系近代化轨迹的历史考察

中国古代教育和近代教育有很大差别,“学而优则仕”,“学”与“政”的高度统一,虽适应中国古代传统“重农抑商”的农耕经济和乡土社会,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自然科学内涵,加之后期科举考试制度设计渐趋程式化,对社会生产实践尤其是工商业和科技的发展贡献甚微.因此,在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伴随着西学东渐与资本主义萌芽,中国产生了启蒙教育思想.在晚清,近代科技与教育甚至被统治者提高到上层建筑和社会制度改革的先锋地位.20世纪前后,政府开始自上而下的教育法律制度改革,引进西方教育法律制度,颁布学堂章程等一系列教育法律规范性文件,规范近代学校教育.通过教育法律法规以国家干预的形式推进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转型.     

从“刀笔吏”到“在野法曹”:知识转型与近代律师的角色认知

古代讼师的主要知识来源是讼师秘本,讼师秘本所包含的知识内容不仅与传统律学有很大的区别,与近代政治、法律原理更是相去甚远。在传统的法律观念和制度下,讼师是一种社会地位低下并被法律禁止的职业。近代律师制度伴随着近代法学知识的转型而产生。作为一个新的知识群体,近代律师与同时代的法官、检察官一样,源于近代新式法学教育。律师在法律地位上与法官和检察官对等,并对二者予以牵制,是一种独立的自由职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理想追求。     

社区体系与乡村发展——对近代江南乡村发展缓滞的一种解析

从社区内部体系的视角剖视近代江南乡村发展缓滞的历史症结,发现在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缚下,乡土工业层次低下,农业对城市工业的贡献十分有限,小农意识浓厚;近代城市在推动乡村转型的同时,也为低层次的乡土工业提供了残存空间,损蚀了乡村人才,助长了乡村恶习;传统势力群集的乡镇,市场发展畸形,封建文化深积。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结构。     

“天”之近代转型及其特点

天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 ,具有上帝、自然、命运、本体 (理、气、心 )诸多涵义。近代哲学以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对它进行了新的诠释 ,赋予了不同的时代精神 ,反映了不同的思维方式 ,完成了天范畴由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的转型。在此转型过程中 ,凸现了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融合性、批判性、实践性和终结性四个重要特点     

现代化进程中的理与势:天下主义及其建构

中国古代传统中常用"天下主义"的世界观来观察历史。到了近代,中国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这种世界观随之转变为反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并逐渐形成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世界观。到了全球化的当代,中国不仅承袭古代天下主义的内在精神,且积极的实现其现代转型-新天下主义,这是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应有的责任和目标,也是中国人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合理认识。     

库恩的范式理论与"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的解答直接关涉对古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认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的确存在矛盾,以"范式"论的观点来看,其原因显然在于:其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明显"范式"缺失;其二,正是因为范式缺失,因此无法实现范式之间的更替,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就不能形成连续的过程;其三,因此,有朝一日(事实上,这一天是在近代开始的时候),这种不连续必然造成断裂情形的出现.     

近代“朝贡制度”概念的形成——兼论费正清“朝贡制度论”的局限

“朝贡制度”是中国古代史、近代史讨论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议题，但中外学界一直以来就其定义、范围、作用争论不休。归根究底则由于“朝贡”作为传统经史中对外关系的知识，被近代知识体系碎片化地整合为一“朝贡制度”的“学术概念”。因此，若要解决这些争论则应先从儒家经典释出“朝贡”一词的古义及其在传统经史知识体系的位置，继而分析其在近代知识体系建构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被纳入为中国近代史的命题。最后更要透过剖析费正清“朝贡制度论”，指出这一近代转型过程如何造成“朝贡制度”研究视野狭隘、史料单一等问题，从而反思如何突破目前研究困境。     

中德文化差异比较—从中德称呼语的不同谈起

本文从比较汉语和德语中对称呼语的不同定义以及两个文化群体对家庭称呼语,泛亲属称呼及家庭称呼语社会化的不同运用出发,并通过研究与此相关的社会现象,探讨其根源文化的差异.而这种文化的差异又是和教育传统的差异紧密相连的.文章指出,在研究跨文化交际的今天,只有扬长避短,找到两国教育的正确融合点才是至关重要的.     

清代江西溺女风俗中的"奢嫁"问题

奢嫁之风是清代江西社会奢靡风气的一种表现,也是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嫁资越昂贵;同时,在传统社会中,嫁妆是女儿在诸子平均析产方式下间接参与娘家财产分配的最常用的方式,因而富裕人家为了防止女儿分割财产,更愿意采取溺女这种方式来维持他们原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奢嫁"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富裕阶层溺女的主要经济原因.     

清代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现状

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教案史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而地区性教案的研究又是近代中国教案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内蒙古地区因其在清朝独特的地位和清政府对此地区有别于内地的管理方式,其教案的发生又有其特殊性,因此对于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将更具典型意义。通过对内蒙古地区教案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希望以此为基础为日后内蒙古地区教案问题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佛山市道路交通安全问题的探讨

对佛山市道路交通事故作了综合性的比较，分析了交通事故的成因和分布特征，指出了佛山市交通安全极需进行综合治理．借鉴交通安全取得卓著成效的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佛山市的实际．提出了改善道路交通安全的意见．     

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

文章认为信任、信赖、信仰的含义不同,生成机制也有差异。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其实质是指对实证法的信任与信赖。熟悉是信任的基础,法律内容和过程的公正只是法律获得信任的要件之一,移植而来的西式实证法只有实现与社会通行道德、文化传统的有效对接,才能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民众对法律的感情更多地来源于生活经验。应更多地普及权利意识以防法律仅仅成为“治术”。同时,法律必须提高效率,效率是实现信任到信赖有机转变的关键。     

英语跨语言写作中的话题化

研究英语学习者语言材料的输出有助于认清跨语言写作中汉语迁移的性质和特征,从而提高英语教学的效率。在英汉主语的语言表征差异比较大的结构中,可以通过话题化帮助学生理解跨语言写作中英汉主语和主题差异及其语言表征。     

汉语支配关系意义形成的制约因素蠡测

汉语棱镜中,总有一些语言事实折射出支配关系意义。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支配关系意义作为一种文化意义存在汉语中。汉语支配关系意义的形成根源于汉民族价值观和思维特征以及民族心理等文化因素的制约。     

《松陵集》的唱和艺术

依情感互融标准,《松陵集》唱和诗作可分成四类:具深情者;具温情者;情不足者;无情者。从内容上看,《松陵集》唱作与和作以趋同为主的关系有三种:承接与照应;互补与回避;开拓与延展。以歧异为主的关系也有三种:切入角度相异;执守观点不同;和作翻新原唱。《松陵集》以次韵为特色,酬唱诗作沿不用韵→用韵→次韵的顺序,趋同的程度加深。     

解读《恋女》中的女人们

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塑造了三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古娟、赫米恩、厄秀拉。她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作者的价值取向:他赞美完整的人,而不是被产业主义、机械的爱情或僵死的现代知识扯得粉碎的人。     

1990年代的台湾文学生产

197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文学中出现的政治诗、政治小说,以反政府、反体制著称,它们是被压迫者的心声,是弱势阶层的代言人,具有强烈的在野的反叛性格。政治小说有一类是以政治诉求作为主要目标的,另一类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只是基于作者感时忧国的精神去写政治斗争。1990年代以来,"台湾意识"成了知识分子热烈讨论的话题,随着其本土论述的加强,台湾文学的创作也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台语文学不仅有学术层面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族群和国家的认同。一些分离主义者,在"多语言文学"的遮掩下,把原本属于汉语方言的台语膨胀为独立的"民族语言",这是在有意制造北京话与台语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