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整体利益实现机制探究

社会整体利益不是虚无缥缈的理念,而是可以生成的和应用的制度体系,是建立在国家与个人博弈基础上的共赢。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其面临着政府单一行政管理失效和公众参与渠道不畅等现实困境。构建社会整体利益实现机制需要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发展公民社会,各方利益主体合作参与决策制定,实现政府、个人与社会三方共赢。     

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利益博弈及其法律调整

城市房屋拆迁是一个关系到公民个人财产权利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政府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重要体现。但现实中拆迁时各方的利益博弈却存在严重的不均衡,被拆迁人利益经常受到侵害。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在于重构我国房屋拆迁制度的立法理念;厘清政府在房屋拆迁中的职能定位,退出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的民事关系;同时需要完善相关法律体系控制政府权利的滥用以及加强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和监督。     

农村社区治理中的利益衡量机制构建

农村社区治理作为农村公共政策实施的延伸,最关键的问题便是治理中存在的各类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农村社区治理其实是公民社会在农村地区的重塑,这一过程并不是简单地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加农村地区公共产品供给,而是需要从更大程度上优化农村社区治理机制、变革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同时完善农村社区利益分配制度,着力解决农民关心的利益问题,健全农村社区利益主体的保障体制,规制各主体利益关系,以此构建农村社区治理中的利益衡量机制。     

中国与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

互联网技术治理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由一个不断发展的私营部门主导的、"多利益攸关方"的治理制度。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各国已经逐渐认识到互联网的意义,并开始谋求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更重要的角色。随着中国重塑全球治理能力的增长和日益崛起的力量,中国在全球互联网治理领域的参与越来越重要,其倡导的治理模式已经对当今美国主导的、自由的全球互联网治理模式形成挑战。北京主张用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机制来取代现存的"多利益攸关方"全球互联网治理机制。本文介绍了"多利益攸关方"和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制度,描述了中国参与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中的核心组织,讨论了北京政策的动力机制及其问题。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治理效能体系建设

治理效能是一个关于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效用的度量命题。对治理效能价值观意蕴的考量,关涉能否深刻理解国家治理效能的价值取向及其实现的根本路径,是治理效能诸问题展开的"元问题"。制度是治理的刚性要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是制度治理的柔性机理。具有人民利益现实需求价值合理性的治理效能体系,是一个由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目标等多因子构成的、交互影响的行为互动过程。这种互动过程必然呈现为治理效能体系多因子之间的利益相关性。治理效能的最大障碍来自因治理体制机制束缚而形成的各种利益樊篱。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建构更加立体、更高质量的治理效能体系,旨在突破利益樊篱,凝聚多元利益主体、协同分层治理机制、整合散落社会资源,形成体系性、整体性、拉手性的治理能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社会—公民"三维融合的治理效能体系建设,规范治理效能的价值取向,营造治理效能体系的文化生态,是将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基本遵循,也是在联防联控联治中经受住新冠肺炎疫情大考的中国治理智慧。     

构建合法性维度下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发展与完善政府绩效成果考核评价体系是在客观认识国家治理状况前提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现代化为背景,从合法性的制度维度、有效维度、参与治理维度、治理多元维度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进行分析,并针对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实践中存在的绩效评估目标设定偏差、指标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不足、评估中的公民参与沟通不充分等问题,从利益整合、大数据支撑、扩大公众参与、建立制度化的操作机制等四个方面构建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使其真正成为政府治理行为有效性与否的"晴雨表"。     

环境群体事件危机管理:发生机制及干预对策

诸多案例表明,环境群体事件是公民受到严重、甚至危及生命的利益侵害且正式利益表达途径受阻时所激发的一种非理性的集体利益表达活动,其参与者的个体行为选择可从制度经济学者奥斯特罗姆由的长期存续公共池塘资源个体行为选择理论得到解释。而其发生逻辑则符合“个体因环境污染受到巨大的利益损害——正式利益表达无效——诱发群体事件”这一诱发机制,是受害者在政府环境规制无效且正当利益表达失败的情况下做出的无奈选择。因此,健全公民参与平台和渠道,成为了预防环境群体事件的必然对策。而在治理话语下,这一参与机制尚可为治理参与主体网络的完善提供助力。     

政府决策中公众参与的制度思考

政府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制度选择.公众参与程度较低,政府决策公开征询不利,是我国当前政府决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缺乏公众参与的利益表达和决策过程中的协商民主机制是造成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为此,培育社会利益群体组织化的参与模式,建立公众参与的利益驱动、表达机制;同时将协商民主引入政府决策领域,确立政府决策中的对话、沟通制度是实现我国政府决策中公众参与的根本路径.     

基于利益视角的农民群体制度保护研究——以经济法制度为重点

农民问题是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问题、核心问题。对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群体保护问题进行研究,从法律制度架构层面去分析农民群体问题,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必然选择。从利益和利益机制的角度对农民群体保护问题进行分析,努力架构起保护农民群体的制度化利益机制体系：利益代表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利益产生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利益保障机制。在经济法保护农民群体的制度体系中,要创新经济法主体,从经济主体法角度保护农民群体;要优化农民群体生存发展环境,从市场规制法角度保护农民群体;要合理配置对农民群体利益的调控规范,从宏观调控法角度保护农民群体。     

利益平衡视角下太湖流域水污染治理分析

以利益平衡理论为分析框架,集中关注有关案例中企业和公民利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从企业利益、公民利益和政府政策的价值偏好三个角度来分析目前水污染治理中利益格局的不平衡状态,并从政府公共管理出发探寻利益结构失衡的原因,即地方经济利益格局、GDP政绩考核模式、权力配置错位,环保财政投入不足与资金利用低效等。在此基础上,讨论政府如何通过政绩考评体系、权利问责机制及提高排污成本相关法律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来调节企业和公民之间的利益关系。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现阶段的贫富分化及其对策研究

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 ,我国现阶段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趋势。贫富分化既抑制效率 ,又损害公平 ,是阻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大隐患。只要我们始终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加强宏观调控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就能够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消费者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可追溯鸡蛋为例

为了探究消费者的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购买农产品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390份辽宁省消费者购买可追溯鸡蛋行为的调研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法,验证消费信心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信息追溯标签有较高信任度,其对可追溯鸡蛋的消费信心也相应提高,进而更...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从师道尊严到师生平等

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师道尊严”的传统受到了无情冲击。在商业化社会中,如何建立相互尊重的、朋友式的、平等的师生关系,应是21世纪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