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程：清代书院科举化的重要保证

为使清代书院在培养科举人才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清代书院通过制定和完善章程,对山长选聘、生徒甄别和经费资助等书院活动进行严格的规范,使其能满足书院培养科举人才的教育目标。因此,章程既是清代书院科举化的重要表现,也是书院实现科举化的重要保证。     

家族书院与家族发展的互动解读——以唐至五代时期的家族书院为例

家族举办的书院以“期取青紫”和“家传孝友”为宗旨,为实现以上目标,家族对书院给予经费支持并主动选择开放办学。书院与家族互动中的科举因素既是家族书院发展的动力也是桎梏。     

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增强,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文教育,在科举文教育方面作出了重要努力.在利禄的驱使下,一些书院甚至以科举文教育为鹄,此举不仅导致生徒畸形发展,而且使国家难以羁縻实才,不少学者对这种浮而不实的教育现象进行了批判,而阮元在诂经精舍与学海堂中不课科举文的大胆举措是对这种现象所作的一次重要反击.在家长厚望、生徒需要等诸多压力下,清代很多书院对道德学术教育与科举文教育进行了调和.清代末期,西方实学浪潮对一些书院的科举文教育有所冲击,不过,在科举尚未废止的情形下,实学对清末书院科举文教育的冲击程度极为有限.     

宋代书院记中的教育热点问题探析

书院记是书院题材与“记”这种散文体裁相结合的产物。宋代书院记表现了宋人丰富的教育思想,归结起来,主要集中在三个热点问题上:其一,书院教育的目标与宗旨;其二,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其三,对伦理道德教育的高度重视。     

明代书院举业化探析

自书院诞生之日起,其与科举的关系就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众多书院一直游离于科举之外。及至明代中后期,书院与科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随着政府对书院控制的加强,书院的举业化程度也日益加深,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其身上原有的光彩也因此而日渐黯淡。     

论书院教育对封建社会官学的改革

书院在我国历史上存在达一千年之久，官学的衰落和科举的腐败是书院发达的直接原因，精当的管理机构和有效的规章制度，初具民主色彩的管理原则，实行教学开放，教学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等行之有效的改革和探索，对于我们从事高等教育教学和改革，是一份颇具价值的精神财富。     

科举：书院起源研究的新视角——以江州陈氏东佳书堂为例

东佳书堂是我国古代早期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代表,书堂以培养陈氏家族子弟“期取青紫”为办学宗旨,科举制度成为东佳书堂创建的基础与发展的动力。从东佳书堂来看,家族书院的科举取向乃是维护家族稳定,促进家族兴旺的需要使然。在科举的指向下,对家族书院给予经费支持并实施开放办学成为家族的主动选择。     

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探源

朱熹是我国书院制度的建立者,书院传统的开创者,书院精神的奠基者。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的动机是:补官学之不足,纠科举之弊端;以书院为基地,发展儒学,宣扬理学,与佛教争夺在政治思想和学术文化上的领导地位;弥补失落的官学社会教化功能的缺失。     

自由讲学：新文化运动后期书院的发现

在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胡适、吴宓等文化立场不同的趋新学人,不约而同地“发现”了过去书院制的优点——自由讲学。他们都看到废科举以后的新教育出现了根本性问题,而书院这一“传统”体制中,却蕴含着走向现代的可能性。清季废书院的同时也剥蚀了民间固有的办学资源,使后来想要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修改中国教育体制成为极其困难的事。然吸收“书院精神”的做法,当时已有所尝试,后来也在延续。在那个年代,他们已注意到人的物化问题,提出了从“物的教育”回归“人的教育”这样跨时代的根本主张。     

宋代书院的科举文学教育

宋代书院重视科举文学教育。以家族书院为代表的私立书院以科举文学教育为旨归,以朱熹、吕祖谦为代表的南宋讲学式书院以传道为己任,然不排斥科举。宋代书院的科举文学教育在学规、语录讲义及教材等方面具有鲜明体现,对文学和书院的发展各有利弊。     

熊希龄教育思想管窥

熊希龄一生创办过数以百计的学校,对教育进行过许多改革,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尤其是他的一些教育主张,内容丰富,识高意新。去虚求实破旧立新甲午中日战后,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中国踊现出了一批维新变革志士,力图改革清朝政治,以“救亡图存”、“变法自强”为己任。而“图存”、“自强”的首要任务是“兴学”、“育才”,故改革科举制、改革旧式书院教育、设立新式学堂,便成为一种新时势和新潮流。熊希龄顺应新潮,于１８９７年１０月创办湖南时务学堂,大胆提出了改革旧式书院教育的主张,其目标在于改革旧式书院偏狭的“举业”教…     

杨绳武《文章鼻祖》与早期钟山书院的文学教育

《文章鼻祖》作为钟山书院教材,是乾隆书院理念、早期钟山书院教育思想与杨绳武学术思想共同作用的产物。杨绳武选文经传、史汉、诗赋并重,所选皆为“文字之祖”,特别推尊《尚书·尧典》作为万事万物之祖的至高地位,建构了《尧典》与经传、史书、文章的渊源脉络。在具体阐释上,杨绳武采用以文说经的方法,抉发经传、史书的文学特征与价值,与乾隆以后经史研究方法异趋,体现出以文学为本位的教育理念,有为科举写作服务的现实意图。     

清末科举改制中的州县校士馆与新学课艺

甲午战后，朝野议变科举的呼声日益强烈，在省及州县层面，清廷诏命酌改书院为新式学堂。各地为了安抚和安置因变书院而生计受困的老生员，留出部分书院暂改为“校士馆”。这类过渡性机构以“新学”课艺为考课形式，继续发放膏火养士。新学课艺这种知识表述形式在清末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逐渐固定下来，影响及于民国初年及以后。随着科举改制的推进，清末书院、地方校士馆这类传统的国家知识统制空间也相应发生了近代转型，而转型后的书院、校士馆，又在新学课艺的推广和近代知识的普及与引渡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     

谈休宁状元博物馆藏乾隆御赐“福”字及相关史料

中国科举取士制度创立于隋代,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明确谕令停止科举,推行学校教育,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终被废除。科举制度在唐宋时期得到逐步完善,“重文轻武”并成为宋代的基本国策。在徽州,宋以后儒学的兴盛,使的府学、县学、书院及私学发达,徽州科举入仕蔚然成风,科举及第的人数众多,据有关资料统计,徽州在明清两代进士近千人,历代状元有24人之多。     

北宋仁宗朝科举改革与“太学体”之兴衰新探

“太学体”是近年来宋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考察太学体的科举改革背景,有助于了解其兴衰过程.仁宗朝科举策论考试改革,经历了一波三折的曲折历程:策论的重要性由次于诗赋,上升到与诗赋同等重要;范仲淹改革科举,重策论而轻诗赋.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太学体,暴露了策论空疏、怪僻的弊端,导致改革失败,诗赋重新在科举中占据首要位置.嘉祐二年,欧阳修借权知贡举的机会排抑大学体,使之彻底消失.     

书院文学教育的“大文学”属性——以成都尊经书院为中心

成都尊经书院以通经学古课士,文学是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书院不课时文,并非只重学术,举业既属于书院文学教育的内容,也是书院教育的一个目标。经史之学是文学教育的根柢,同时保证了文学教育的道德底色。文学教育具有强烈的经世倾向,书院文学的境界和气象由此阔大。文学教学注重分体研习、循序渐进、书目指引、示范评改。文学风格主要有两种,一是张之洞提倡的“清真雅正”,二是王闿运引领的“古雅绮靡”。书院的日常活动包括抄书、讲谈、考课、批阅、宴游等,文学教学与生活体验融为一体。总体来看,尊经书院的文学教育是审美的,也是功利的;是当下的,也是传统的;是学术的,也是生活的。它以儒学为学术本位,以文体为教学支点,向外融合“科举”“经史”“经世”等社会价值,向内关联“功名”“风格”“日常”等人生体验,是具有“文学与文化生命整体性”的“大文学”教育。理解近现代以来“大文学”观的发生,书院是一个绝佳的观察窗口。     

从《醒世姻缘传》看清初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

清初学校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基本因袭明制,但由于时代和社会的原因,清初在教育和科举制度上又有许多改革和创新。中央官学方面,鼓励纳资入国子监,招收例贡、例监等各类监生;地方教育方面,清代书院、社学官学化程度很高,私塾教育成为科举应试的预备性教育。尤为突出的是这一时期的教育完全为科举服务,不论官学、私学,均以科举为核心,成为科举的附庸。《醒世姻缘传》所记载的文化史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十七世纪中叶(即清初)的学校教育及科举制度的状况。     

张方平《乐全集》简论

张方平 ,宋应天府宋城县人 ,科举出身 ,历事仁、英、神宗三朝 ,先后任御史中丞、三司使、翰林学士、参知政事等职。著有《乐全集》等。在入仕之初 ,他力主改革弊政 ,但到后来他却站在维护旧制的立场上要求停罢新法 ,变成了保守派。在学术思想上 ,他不局限于儒家的传统观念 ,而是兼采众家之长。他的《乐全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分析

自董仲舒“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以来 ,儒家政治伦理作为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 ,确立了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霸主地位。就董仲舒政治伦理思想来说 ,以“天”为依据的政治观是其理论基础 ;“大一统”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 ;中和政治论则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天不变道亦不变”是政治伦理发展观 ;“更化”的政治伦理改革措施使儒家的一尊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强化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特征——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二）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无疑是一场政治斗争.从科举发展来看,牛李朋党经历了六个斗争回合形成了三次斗争高潮,始终都是围绕科举的改革与守常而展开的.由于历史发展的客观因素作用,这种科举的改革与守常之争又体现为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之争.李党作为科举改革派与牛党作为科举守常派力量对比悬殊的较量使得科举改革归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