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新考

文献组为一词,最早出自孔子之口。《论语·八佾篇》载孔子语: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何晏《集解》引郑玄语谓:“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邢昺《疏》略引其说,无甚发明。朱熹作《集注》,亦袭此成说,语气更为肯定:“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君言矣。”宋末元初的史家马端临,不仅取朱氏之说,且以“文献”二字直名其“典章经制”之著作为《文献通考》。其《自序》云: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     

评《清代春秋左传学研究》

罗军凤著《清代春秋左传学研究》已由人民出版社于2010年5月出版。这个选题很难,实际牵涉到两个重大的学术领域:一是《左传》本身,包括其成书年代、作者、流传、性质等问题,是一个纵向的学术史研究;二是清代的学术背景,所涉及的问题又远远超出学术范围,学术参杂着政治,中外文化又融汇其间,是一个横     

钱穆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考论

文章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中心,以书中所收录学人的取舍标准作为切入点进行考论,再将其置入其与《国学概论》、《清儒学案》和《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四部著作所组成的清代学术研究体系中进行考察,从而阐明钱穆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观点演变与其著述体例建构的内在联系。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理论创构探析

《清代学术概论》是清学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也是最能体现梁启超晚期治学特点的标志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梁启超提出了三个有创造性的理论学说,即:“时代思潮”论,“反动”说,“以复古为解放”说。这些理论创构既加深了梁氏著作的理论内涵,又增进了人们对清代学术的理解,还对后人的思想史研究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百年来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接受史

《清代学术概论》作为清代学术史的“典范”之作,自其成书以来,对它的评论和研究数量可观。1949年以前,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不多,但提供的思想史材料较多。1949年以后港台和海外方面出现了对《清代学术概论》专门性质的学术研究;在大陆方面,建国前十七年学界对梁启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思想的评价与研究上,而不在其学术史著作上。改革开放以后,大陆学界不仅对梁启超的思想作出肯定性评价,还对其学术史论著给予了较为公允的评述,并开始对梁启超的学术史著作的基本文献作整理和导读工作。同期学界开始重视对梁启超和时代大致相近的钱穆、章太炎、刘师培、胡适以及日本学者同类著述的比较。随着研究的深入,除了梳理基本史实来评判乃至超越以梁启超代表的清学史的意见外,还出现了许多超出清学史范围更为开放性的倾向。此外,有关《清代学术概论》的海外研究及跨学科研究也值得关注。     

“儒林列传”与“汉学师承”——《汉学师承记》的修撰及汉宋之争

江藩撰写的《汉学师承记》历来被视为清代学术史的重要资料,但是在该书学术内涵的解读方面尚有待发之覆。此书的学术意义与作者的撰述动机密切相关。江藩撰写本书特别与阮元总辑《国史儒林传》一事有关,江氏的意图是要影响《国史儒林传》的编撰。由此江藩以正史的笔法和规模,在《汉学师承记》中构建了一个以“汉学”为正宗的清代儒学学术史,在此过程中他强化了汉宋门户之见,将主宋学者摒弃在外。正是因为其强烈的门户之见,《汉学师承记》才引起宋学者的激烈反对,但是因为具有正史的笔法和规模并得到阮元的支持,它得以对整个清代学术史的书写产生了巨大影响。     

梁论《清代学术概论》中的几个问题

人们能从<清代学术概论>中得到学术启发,但该论稍嫌粗疏.一则清学只是从学术上而言,并不能代表也不足以成为时代思潮;有清一代学术只有补于学术建设,实无多大现实意义.二则,清学是经学,清今文学到康有为结束,梁启超只是史学家[1].他的启发得自章太炎、刘师培[2],且以史论经,总显疏浅.笔者意在提醒梁氏此书只可作史看.     

明清小说研讨三题

一、《历代神仙通鉴》的作者与成书《历代神仙通鉴》的作者不只徐道一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戴不凡《小说见闻录·历代神仙通鉴》推断:“就题署及序文视之,书之作者应为徐道,生年不详.仅于自序可知此书成于乙酉,盖即明亡后一年。”这一推断有误。春风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明清小说论丛》第三辑刊张颖、陈速《通俗小说书目补遗及其他·历代神仙通鉴》谓“作者徐道,生卒、里居不详。……据自序,此书实成于顺治乙酉二(1645)年。”同样失误,失误在没有仔细考察全书。     

《清代学术概论》的人文解读

<清代学术概论>勾勒了清代学术史的基本轮廓,提示了清代学术"以复古为解放"的时代精神,并从学术本位、思想独立、科学研究三个方面发掘了清代学术的现代意蕴.     

王闿运《尚书大传补注》之辑补述论

伏生《尚书大传》流传至明朝,已经亡逸,清代为之搜罗辑佚者,多达十余家,成果颇可观。然清末湖湘学者王闿运不满意于前人之成绩,遂以雅雨堂、陈寿祺二本参校,并增补郑玄之注,以成《尚书大传补注》一书。王校于二家各有所取,并不专主一家,或兼弃二家,独出一己之见。由于此书纂著之目的,即是用作书院讲授之教本,故极为简明扼要,并不繁冗,实为初习者极佳之入门之作。而王氏另辟补注之举,则异于前人,此则有助于研读《大传》之理解。     

《老子自然哲学·自序》(附:读老随笔)

唐数躬先生积多年研究之心得,著成《老子自然哲学》一书,时年八十七岁。原稿较长,我们选取其中《自序》与《读老随笔》刊载现下。这几年,由于各种原因,学术专著的出版颇难;即使是已采用的付排稿,其问世周期也长得难以想象。本刊提供少量篇幅披露唐先生的见解,旨在呼吁出版部门重视解决学术专著的出路问题。     

叙录书中的杰作——评《两刻豫章丛书题记》

章学诚在其名著《校雠通义》中,归纳出目录学有两大功用,一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二是“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故此,优秀的目录学著作被历代认为是治学之门径,刘氏父子《别录》、《七略》,为我国目录学开山之作,龚自珍曾谓:“微夫刘子政氏之目录,吾其如长夜乎?”(《六经正名》)又晚清张之洞所著《书目答问》亦为著名的目录书,范希曾称:“书成以来,翻印重雕不下数十余次。承学之士视为津筏。故目录之学,沾溉后人,厥功至伟。喻剑庚君主编的《两刻豫章丛书题记》(以下简称《题记》),为江西先贤陶福履、胡思敬二氏所刻《豫章丛书》,凡129种书…     

清代楚辞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评陈欣教授《清代楚辞学文献考释》

陈欣教授勤奋治学,潜研于清代楚辞文献之渊薮十余年,通过多方考证、钩沉索隐,撰成《清代楚辞学文献考释》一书。该书对清代楚辞学文献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体现出以下三方面特点：旁搜远绍,资料详实;引证博赡,考证细密;视野开阔,思路新颖。该书以新颖的视角揭橥清代楚辞学的特点与成就,不仅将清代楚辞学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学术水平,并且为建构楚辞学史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悬置、还原中探索 ——《清代学术与<史记>文学阐释研究》平议

王晓玲的《清代学术与<史记>文学阐释研究》是在其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修订而成,2020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里从古代文学学科、学术建设的视阈谈一点对该著的认识.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评论

《宋元戏曲史》是中国近代大学者王国维的巨作,原名曰《宋元戏曲考》,商务印书馆在出单行本时方改为此名。此书在我国近代学术史上价值甚高,现试作评论。日本学者狩野直喜把《宋元戏曲史》看成是王国维“业余的著述”,未免对它重视不足。王国维因受叔本华、尼采之影响,一直将“破坏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开拓新的学术领域为己任。他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中云:     

“中国的文艺复兴”与《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文艺复兴概念的使用,与他1919年的欧洲之行有关。必须把此书与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和他本人的《欧游心影录》对读,才能对其中的某些论述获得更深入的见解。胡适对梁启超将清代学术比作文艺复兴表示不满,认为只有正在进行中的“新思潮”才称得上这个名号,不过胡、梁双方的主张后来也都有向对方靠近的趋势,表明他们对“文艺复兴”的认知主要还是在象征层面展开。文艺复兴的概念不仅塑造了梁启超对清学的认知,也参与了他对当代文化运动的构想。在他的方案中,后者既是对清学精神的承继,也是对其不足的弥补和超越,从而被赋予了一种“后文艺复兴”的意义。     

论司马迁的学术个性

《史记》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地位,是与其作者司马迁的学术个性密切相关的.讨论司马迁的学术个性,是深入研究《史记》及中国古代历史思维的重要课题.所谓学术个性,用司马迁本人的话来讲,就是“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著史,是要“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进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成一家之言”为著述目标,表明司马迁对确立自己的学术个性已有较自觉的意识.但这种自觉意识并非一开始就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转折.促成这一转折的契机就是他所遭受的腐刑之祸.《史记·自序》所记司马迁受刑前与壶遂讨论《春秋》及司马迁本人著述的缘由动机的对话,和受刑后司马迁的自我表白,反映了其思想的变化.但以往的研究者并未充分注意和重视司马迁受刑前后思想的变化(较多提到的只是他受刑后发愤著书及对生死的看法,且时有把二者混同的做法).     

清代学术平议

我国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学术发展源远流长。在历史长河中,代有新变,一直到现在。清代,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高峰。清代学术,与过去血脉贯通,不能割断联系。研究清学,便得从源头说起。早在先秦,九流百家争鸣。儒、道、墨、法,号称“显学”,儒居其首。儒家奉六艺以为经,章学诚以为“六经初不为尊称,义取经纶为世法耳。”“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类。”“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俱见《文史通义》)由此可知,六经所阐述的,是夏、商、周三代的学术,也就是我国远古奴隶社会时期的学术大要。战国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战国百家争鸣,著书立说,有的是当时著作,有的还托始于较远或很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道家托始于商、周之书《伊尹》、《太公》、《辛甲》;墨家托始于周     

王昌龄的诗歌理论

王昌龄是唐代杰出诗人,其诗论有《诗格》。《新唐书·艺文志》载王昌龄《诗格》二卷,《崇文总目》同。《直斋书录解题》载为《诗格》一卷、《诗中密旨》?卷,当即是《诗格》二卷分为二书。今存北宋末期蔡传所编的《吟窗杂录》,已收入《诗格》、《诗中密旨》,以后明代胡文焕的《格致丛书》、清代顾龙振的《诗学指南》均曾收录。《四库提要》曾斥王氏此书系出后人依托(见诗文评类司空图《诗品》、《吟窗杂录》两条)。按日本入唐僧人遍照金刚所编《文镜秘府论》自序有云:“沈侯(沈约)、刘善     

清代前期广西的矿冶业

清代前期,中国的矿冶业是否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问题,学术界曾有过争论。我认为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认识的问题。现在我从历史资料出发,就清代前期广西矿冶业的发展情况,进行初步的分析研究,提出个人不成熟的看法,同大家讨论。 一、清代前期广西矿冶业发展概况 清代前期,广西的矿冶业,有金、银、铜、铅、铁、锡等主要金属。矿藏的特点,多为各种金属混生。如《粤西琐记》记载:“砂色白者为银垅、绿者为铜垅,黑者为铅垅,然虽垅各异名,其实一矿,所产五金皆备。煎炼而后,从分金炉以别之,金千之一,银百之一,铜十之一,其余皆铅铁锡耳。”金矿的开采,以梧州地区为最著,如乾隆(1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