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国民政府公债整理述略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政府对战前战时的未偿还的公债进行了整理。主要内容：一是对国币公债进行一次性提前加倍清偿；二是对外币公债以“民国三十七年整理公债”换发。公债是在一定的背景之下进行整理的，且对当时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研究战后国民政府的公债整理，俾有助于近现代经济史的研究。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扶植自耕农运动初探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陷入严重困境,同时,大批农民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社会动荡不安.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稳定农村社会,国民政府从1941年开始召开了多次会议,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来扶植自耕农.在这一过程中,全国14个省的82个县中创设了多个实验区,取得了一些成绩.特别是甘肃的湟惠、福建的龙岩以及绥远的后套,成效更为显著.但由于所需费用巨大,且政府态度消极等原因,这一政策最终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     

战后国民政府在苏北救灾述论

抗战胜利以后,苏北遭遇了天灾与兵祸的双重肆虐,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国民政府为安抚后方并控制这块战略要地,开展了放款、防疫、工赈、遣送难民、举办粥厂、治蝗等救济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以及自身能力的薄弱,国民政府最终并未达到安抚苏北的目的。     

战后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力图利用“四强”的国际地位和英国即将退出印度的机会,加强中央政府同西藏地方的关系。国民政府战后西藏政策的核心是全面支持以热振活佛为首的西藏爱国僧侣和民众,但达扎集团在英国和印度的支持下,将热振逮捕并杀害。由于在处理热振事件上的失策,国民政府在西藏僧俗各界的威望急剧下降,其所制订的西藏政策无法实行。     

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对苏政策

1941年以后,随着苏联在中国抗战中地位和作用的下降,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从抗战初期的联苏抗日转移到反共方面。这首先表现在国民政府乘苏之危,排挤苏联在新疆的势力,隔断苏联与中共的联系通道,并为此不惜中苏关系的恶化。1943年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国民政府积极谋求改善中苏关系,为与苏联订立同盟条约、取得苏联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而不支持中共的明确承诺铺平道路;1945年国民政府对雅塔尔协定的态度转变和在《雅塔尔协定》框架内进行的中苏签订谈判过程中立场的变化,淋漓尽致地展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主题。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关于假道运输之交涉

从1942年初开始到1945年中印公路打通以前,为接受盟国援华物资,国民政府曾考虑利用伊朗和苏联中亚地区的交通体系,开辟一条经新疆进入中国内地的陆上运输线路。实现这一设想的关键在于获得苏联的同意与协助。在直接对苏交涉的同时,国民政府也积极寻求英美的支持。整个过程中,英国始终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多方推动此事,但无力独自提供援助;美国一度展现出了积极的态度,然而内部在此问题上一直存有分歧,最后随着时局的变化选择了放弃;苏联则从一开始就并不情愿,尽管后来原则上同意了此事,但随即在具体细节的谈判中采取了拖延战略。面对这样的情形,自身实力不足的中国无可奈何,假道运输交涉最后只能无果而终。这一结局的产生,不仅深受二战进程和战时国际关系的影响,新疆问题作为地方性因素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显示出盟国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与不信任。     

国共内战中的国民政府、地方当局与流亡学生—以1948年北平七五事件为中心

因国共内战的影响,1948年初大量东北学生流亡北平,这给地方社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北平当局无力安置东北学生,双方关系因而较为紧张,最终导致七五事件的发生.事件后,北平、南京、沈阳之间围绕事件的善后与调查展开了一番博弈.北平当局操控舆论的做法难以为东北各界所接受,但北平与东北当局又因流亡学生问题而相互倚赖.对于北平当局的暴行与国民政府的低效,东北各界反应激烈,地方意识亦急剧膨胀.迫于压力,国民政府不得不对事件进行彻底调查,但在内战紧张的情势下最终仍不了了之.     

战后国民政府教育甄审的出发点探析

抗战胜利后,在如何处理收复区的教职员和学生的问题上,国民政府开展了教育甄审运动.本文通过对政治合法性、道德价值判断和人心整合三个层面的考察,去探析国民政府在战后百废待兴的局面之下,开展教育甄审是否适合时宜,是否取得了应有的成效.     

战后国民政府在浙江检举汉奸工作略论

在战后惩奸过程中,国民政府在颁布律令和司法受理的基础上,注意把民众要素引入检举汉奸过程中去,以物质奖励、控告等方式动员民众积极参与检举汉奸工作,从而检举揭发出了大量汉奸,较大程度上缓和了战后民众对汉奸问题的不满情绪.这对民族正气的弘扬、民族觉悟意识的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增强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检举汉奸工作过程中,由于政府工作的某些失误,民众对汉奸融入了阶级意识和个人恩怨,加上国共两党对未来政权的争夺日益趋紧,使得检举汉奸问题变得复杂化,出现了腐败、诬告、反共等诸多问题.     

战后国民政府对南沙群岛主权的再认识与维护

南沙群岛是我国固有领土,位于中国南海疆域最南部,曾被命名为"团沙群岛"。近代以来,南沙群岛的主权受到帝国主义的觊觎,在抗战期间被日本侵略军直接占领,改名为"新南群岛",并划归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管辖。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南沙群岛也随之被国民政府收复。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国民政府没能及时派军舰接收南海诸岛,使得菲律宾妄图侵犯南沙群岛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重新确认并对外公布了南沙群岛的名称、岛礁范围等,并用实际军事行动维护了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这段历史是我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的重要证据。     

抗战期间国民参政会中女参政员群体的考察

国民参政会在抗战期间召开了三届,共有19名女性当选为代表。她们有着深厚的素养、广博的见识;她们来自不同党派,但以国民党籍为主。这一群体的成长过程有着清晰的轨迹,她们多是来自长江以南,受过五四思想的影响,有着妇女运动的经历。当选后,她们认真调研,努力工作,以女性特有的视角为抗战献计献策。这个群体与延安的女性精英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爱国的信念彼此一致。     

浅析抗战时期的"三三制"政权

作为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具体形态——“三三制”政权,在中国现代宪政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三三制”政权的提出及在抗日根据地的成功建设,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地团结了抗日力量,改善了中共对政权的领导,加强了与党外人士的合作,推动了全国的政治民主化运动。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以淮北、淮南、皖江抗日根据地为个案

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立足于抗战时期农村社会的政治实践,不仅是“三三制”原则在基层政治层面的实现,更体现了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的有机统一。淮北、淮南、皖江抗日根据地把“三三制”政权作为政权建设的主要方向。淮北区致力于改善与加强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合理解决了军队与政权的关系问题。淮南区、皖江区也坚决贯彻“三三制”原则,以推进政权的民主化进程。淮北、淮南抗日根据地积极完成对基层政权的改造。为尽快实现改造保甲制的直接目的,淮北区强调发挥作为代表会议常设机构的行政委员会的职能,努力使基层政权改造与各种政治运动相结合。淮南区通过增加选举程序的公开透明度,鼓励群众参加民主选举。     

抗战时期陈云大后方组织建设思想探析

抗战时期,陈云立足于10年内战时期我党在白区工作的惨烈教训,批评了许多同志不安心大后方工作的急躁情绪;提出了党在大后方"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基本任务;对大后方党的组织建设进行了详尽深入的论述,为我大后方党组织在险恶的白色环境中保存并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战后初期国民党政府对日处置政策述论

国民党政府对日处置政策的出发点是惩罚日本侵略,使之不再构成对中国的威胁,为此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努力使之付诸实施,某种程度上体现出顺应历史潮流、维护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色彩,应该予以肯定。但不久,由于自身地位的变化,社会基础的削弱,为保住其摇摇欲坠的政权和法统地位妥协、退让,最后放弃对日处置政策,出卖中华民族利益,虽然有其受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制约的因素,但其自身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这不仅对中国、日本,而且对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都产生重大影响。     

构筑基层政治文明建设新机制

基层政治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加强基层政治文明建设关键是要调整好乡村二元权力结构,进一步优化权力配置;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实现官民在选举运作中的亲和与合作;确保人民群众在政治生活中真正当家作主;理顺三层关系,促进基层政治文明建设健康发展。     

国家权力和乡村势力间的调适与冲突--抗战时期广东黄冈保甲示范乡透视

广东黄冈保甲示范乡的设立,是因应重庆国民政府抗战需求,最大限度统制乡村人力物力而实施的紧急性的省级社会动员。它是战时广东乡村保甲政策在黄冈乡具体而微的体现。讨论示范乡工作的成败得失,将为战时国民政府的乡村政策及国家对乡村社会控制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宗族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危害及防范措施

农村宗族势力对基层政权构成严重威胁 ,破坏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危害了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 ,严重冲击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因此 ,要大力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 ,采取正确的原则和得力措施 ,打击和遏制农村宗族势力 ,促进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试论家族势力复兴及其对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消极影响

家族是我国农村基层社会的细胞,是反映农村社会关系的一面镜子。在封建制度下,家族作为封建政权的重要补充和延伸形式,成为农村社会的基层自治单位。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组织在农村基层政权体系的逐步建立,新型农村社会主义管理模式取代了封建式家族政权。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农村基层政权管理体制亦发生了重大变革,国家政权对农村的调控有所松动,致使一些农村地区家族得以复兴。家族的复兴对当前我国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多方面的负面影响亦不容忽视。加强对家族制度复兴及其作用的研究,对于强化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