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时期水稻发展研究

伪满时期,日伪当局为保证日本国内的大米供应,以最大限度地掠夺东北的农产资源,在东北实行强制发展水稻生产的政策,从日本、朝鲜大规模向中国东北移民,制定和实施水稻增产计划,水田面积和水稻产量逐年增加,水稻耕种地带进一步扩大。然而,伪满时期东北的水稻发展是一种适应日本的殖民统治和战争需要的畸形发展。由于日伪当局对东北水稻生产实行"统制",推行"粮谷出荷"政策,所以在水稻生产迅速发展的同时,整个东北农业生产却处于萎缩状态。     

略论日伪保甲制在冀东的推行

为了严格控制广大农民,牢固建立起在农村的经济秩序,以确保冀东这一战略要地的稳定,日伪采用了保甲制度。笔者通过对冀东北部山区(遵化、迁西)、中部平原(丰润、丰南)、南部沿海(昌黎)的实地调查与采访,发现日伪的保甲远非传统意义上的“管、教、养、卫”组织。由于封建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在保甲体制上的结缘,它就变成一种强控农民的政治束缚机制,因而更具有反动性和残酷性。所以,对日伪保甲的研究,仅凭日伪法规与静态保甲机构是无法反     

试析日伪对赫哲族的毒化政策

为了获得高额利润,麻痹赫哲族的民族意识,断绝赫哲族与东北抗联军队的联系,从而加强对赫哲族的殖民统治,日伪对赫哲族实行毒化政策。日伪在赫哲族地区广泛种植鸦片,给赫哲族发放“吸烟证”,鼓励赫哲族吸食鸦片,从而达到其拉拢引诱的目的。在日伪毒化政策的实施下,赫哲族的体质受到了摧残,人口数量急剧下降,民族面临濒危,同时在精神上意志消沉、萎靡不振,丧失了反抗精神。     

“运”而不“动”:华北沦陷区日伪铁路“爱护村运动”及其效果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为了控制铁路沿线治安、打击反日力量，从1937年开始陆续将华北沦陷区铁路沿线的村庄划入“爱护村”范围，并开展了规模庞大的铁路“爱护村运动”。日伪通过各种手段动员铁路沿线村民尽心护路，但效果并不如预期。“爱护村”加重了华北农民的生活负担，其中无法解决的经费困境和农村劳动力匮乏问题，不仅使民众与日伪离心，也使日军与伪政权内部产生了矛盾分歧。这场由日伪运作、多方参与的“爱护村运动”在1945年最终随着日本战败而走向终结。     

封邮与通邮: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东北邮政的两难抉择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邮政仍屹立东北达十个月之久。受日伪胁迫,国民政府被迫封锁东北邮政,以孤立伪满。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东北封邮反而使日本“客邮”收入猛涨,中华邮政出现巨额亏损。在此困境中,国民政府迫于日方压力和民众需求,与日本签订通邮协议,商办的“汇通转递局”产生,封邮转化为通邮。封邮与通邮政策的实施,是国民政府受日军威胁而被迫做出的艰难应对,反映出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的无奈与妥协。     

“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农业与农民——以伪满后期粮食、劳务和日本移民政策的推行为中心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北并制造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后 ,推行经济统制政策 ,在经济上使东北彻底附庸化 ,殖民地化。为逞其霸权主义的战争政策 ,始终将“资源的战争动员”作为主要目标 ,将军事重工业作为主要产业 ,直到最后 ,对煤、铁、石油、有色金属等所谓“战时紧需物资”的掠夺亦不遗余力。广大的农业部门也被拖上战时经济轨道。日伪初期的政策目标是“谋求依赖外国的农产品的自给”和“努力输出普通农产品” ,随着备战性经济计划的推行 ,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也被列为“战时紧需物资” ,最后升至首位 ,大肆收掠。以劳动统制政策为基础的强制劳…     

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对东北棉花的统制与掠夺

日伪统治时期,棉花作为重要的军需产品,其种植和生产受到日伪当局的高度重视.作为具体的增产目标,1933年,伪满洲国制定了20年棉花增产计划;1937年以后,日伪进一步加强对棉花的掠夺,重定棉花增产对策;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为了确保棉花供应,采取强制性的行政措施.指定的植棉地点,必须强行种植.对完不成棉花出荷的棉户,施以酷刑,棉农售棉时更是百般刁难,压等压级,克扣极为严重,棉花从生产到分配全部被日本人控制.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棉农生活受到极大影响.     

“让步政策”不是统治阶级的恩赐而是农民战争的必然结果

在我国农民战爭史上,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现象:每經过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风暴后,如果沒有民族矛盾使斗爭的形势复杂化,那么新出现的統一政权便会采取一些“輕徭薄賦”、“劝趣农桑”等旨在緩和阶級矛盾的措施。这些措施在客观上多少起到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的作用、也是新王朝初期出现繁荣景象的原因之一。这是一个一般的现象,也是应該承认的史实。对于这个现象,过去有不少历史教科书和专著把它解释为統治阶級的“让步政策”所致。最近,孙达人等同志著文否定历史上曾有过“‘让步政策’这个东西”,认为“地主阶級对待农民不     

伪满时期日伪的边境政策

本文梳理了伪满 14年间比较复杂且多变的日伪边境政策。从总体上看 ,前期以防御为主 ,中期具有扩张性 ,后期又回到防御的态势。边境地区的军事布防也随着政策的变化而变化 ,其间修建了大量军事要塞、军用机场、交通壕等防御设施。与此同时 ,前苏联方面也存在扩张问题 ,他们趁着“九一八”和“八一五”两次事变我国东北地区暂时乏人管理的机会 ,偷移界石 ,蚕食了我国大片领土。     

农民对不同林权改革方式的满意度存在差异吗?——广东农户对“均股均利制”和“均山制”林改政策的评价及比较

不同的林改方式会对农民间可行能力差异产生不同的影响,可行能力差异越大,农民的相对剥夺感越强,从而对改革政策的满意度评价越低.基于“可行能力—相对剥夺—满意度”的逻辑思路,采用广东省的农户调查数据,检验不同林改方式下农民对林改政策的满意度是否存在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影响农民对林改政策总体评价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农民对以“分”为主的“均山制”改革的满意度高于以“不分”为主的“均股均利制”改革,“均山制”制度安排更有利于农民可行能力的塑造;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以“明晰产权”为主要内容)是农民行使可行能力的基础,配套改革(包括林权抵押、林权流转等)是农民提升可行能力的关键,两者都显著地影响农民对林改政策的整体评价,且主体改革的影响更为显著.应完善“均股均利制”的利益分配方式,并通过赋能措施降低赋权不公的负面影响,积极推进配套制度改革,提升农民的可行能力.     

景耀月之死之谜

《老照片》第４期《南社雅集》介绍南社发起人有芮城景耀月,谓其“１９２３年因接受曹锟贿金,被开除出南社。１９４４年被日伪暗杀于北平”,这与传闻不符。《山西人物志资料》收景氏小传两篇,亦各不相契,一谓“１９４４年,日伪政府已将北京图书馆馆长的委任状送到景...     

李自成农民军辖区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及其对清朝初年土地政策的影响

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次巨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在这次斗争进程中,李自成农民军提出了“均田免粮”的战斗纲领,为寻求解决土地问题作了勇敢的尝试。 如何看待李自成的“均田”及其历史作用,是值得探讨的一个课题。有的同志认为史书中所载李自成的“均田”,片言只语,不足为凭,即有其事,也不过是个口号,并无多少实际意义。有的则认为“均田”等土地政策的存在和实施是事实,它的革命意义应当予以充分肯定。因而有必要予以探讨。     

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探析

从我国“三农”问题的现状入手，着重对解决“三农”问题的几点政策进行分析探讨，提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新的政策建议：牢固树立起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想；实现我国农村的战略转型；推行以农民参与为主旨的工业化道路；推行以吸纳农民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化战略；开辟农民增收新渠道等。     

农民缺场与在场：资本下乡的多重博弈与治理——基于S村的经验材料

资本下乡是多元主体围绕自身收益最大化进行博弈的过程。在田野调查中发现,S村农民在多重博弈中整体上处于“缺场”状态。一方面,基层政府资源配置向工商资本倾斜,资本攫取了农民用于自身经济发展的土地资源与政策资源,农民处于“显性缺场”状态;另一方面,工商资本与村庄、农民互通不畅,资本按照“市场逻辑”推进生产经营管理,成为与村庄发展脱节的“飞地”,割裂了农民生产与生活协同的有机空间,农民处于“隐性缺场”状态。基层政府需要以“严格准入—动态监管—规范退出”为政策主线,建构“全过程”农民在场的治理体系。事前协同农民审查,实现预警防控;事中依托农民参与,推动常态监测;事后及时纠偏补偿,维护农民利益,使国家自上而下的资源供给与农民自下而上的需求偏好系统耦合。     

华北敌后战场的小学“伪化”与“反伪化”斗争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伪在华北敌后战场持续发动政治攻势,并加大对小学学生与教员的思想洗脑与政治控制,妄图使其服从日伪领导,是为小学“伪化”活动。部分学童受到蒙骗,沦为日本侵略者的马前卒。中共有针对性地完善教育系统、开展灵活教学,并加强对日伪小学学童与教员的政治争取,是为“反伪化”斗争。在中共的努力下,多数学童政治觉悟提高,广泛参与社会动员、社会教育、抗敌宣传工作,有的还投身抗日一线。“反伪化”取得重大成果,为中共日后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     

论“让步政策”与农民战争的作用

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多数史学工作者认为,在大规模农民战争之后封建统治者曾被迫执行过“让步政策”。“让步政策”的内容相当广泛,但看来主要是指“轻徭薄赋”、“减轻刑罚”、“选用廉吏”、“抑制豪强”、“招抚流亡”等。他们认为,这些“让步政策”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利的,它的推行是农民战争作用的一个方面。应当如何评价地主阶级的“让步政策”,正确地阐述农民战争的伟大作用,到现在还是     

还有多少农民在种田

当有人问到中国有多少农民时,一般的说法是9亿人。这种说法对不对?国家统计局人口司的最新分析资料认为,所谓的“9亿农民”,是笼统地指“9亿农业户口”的人数。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农民已经往城市转移,实际上只有7.97亿农民住在农村,而这     

“革命压力”压不出“让步政策”

“让步政策”論者,都同意漆俠同志提出的这条理由:“新当权的封建統治集团在革命的压力下,不得不对农民实施‘让步政策’”。人們提出怀疑:革命压力,对地主阶級来說,是无时不有的。为什么沒有从秦二世、隋煬帝身上“压出”“让步政策”,而独独从汉高祖、唐太宗等人身上“压出”了“让步政策”呢?于是,他們马上出来堵漏洞,說:“不能认为任何压力,都会使剝削阶級让步”,“…‘让步政策’…只是在农民阶級的阶級斗爭压力下的某些时期才会出现。”意思是說,只有在农民大起义之后,才会出现。最近,漆俠同志在坚持这个观点的同时,又做了一次修补:“并不是任何一次大规模农民战爭之后都會出现让步政策”,“让步政策的出现,意味着革命农民的胜利和地主阶級的失敗,意味看失敗者在农民革命胜利的面前訂立一个‘城下之盟’。”总之,“压力論”的調子,被他們弹得越来越响。这样,“让步政策”論者就給我們提出了一个极需解决的問題,那就是:他們所高談的“革命压力”,同地主阶級的政策之間,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保障农民权益:农村土地政策演进特征与启示

文章通过还原土地改革时期以来不同阶段典型的法律、政策与法规,详细梳理我国农村土地政策的演进历程,揭示政策变迁过程中深层次的规律.研究结果表明,政策演进过程中实质是农民土地权益交叉实现和不断增强的过程.在更大程度上赋予农民更清晰、更确定的土地权能是我国未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因此,当前在坚持土地承包责任制度的基础上,可尝试构建以“农民家庭”为主体的土地产权制度,以期最大限度保障农民土地权益.     

沦陷时期日伪政府对保定商会的体系再造及其控制

华北沦陷后,日伪政府从便利"经济统制"出发对保定商会进行了组织结构上的改造,从而将其殖民控制力下移,向基层社会渗透。日伪政府变更了原有的商业组织结构,使同业公会附属于商会,在事实上建立了纵向的商会组织体系;在调整后的商会系统上绑定新民会组织——新民会职业分会,以控制商会及同业公会的人员;另外建立各业"组合"用以控制商业物资。在日伪政府与保定商会的关系调整中,虽然日伪政府始终是强势的一方,但商会对于日伪政府的每一项调整仍有自己的诉求,并努力减少日伪政府对商业的侵害,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当时商民生活的实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