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反腐败比较研究

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反对和防止腐败工作,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反腐败的认识和实践上于诸多方面各有建树和侧重,既一脉相承,又创新发展,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表现出突出的阶段性特征。通过对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反腐败认识和实践的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任何社会历史时期,反腐败必须顺应社会物质基础、体制条件和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具有法制保证、政治保证和思想保证,与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人民群众需要相符合,才能取得良好的反腐倡廉的政治经济综合效益。     

亚里士多德论法治、德治与人治

现代人通常认为,德治就是人治,两者都与法治相对立;然而在古希腊人那里,法治并不与德治对立,两者都与人治对立。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而澄清这个问题。法治与人治的竞 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明确地提出来了,他认为法治比人治要好。由于古代法律的内容就是要培养勇敢、节制、慷慨与正义等美德,从而法治就是德治,两者具有形质不可分的关系。法治是让理性去统治,故而法治与人治的对立就意味着理性与欲求的对立。虽然其强调了立法者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治,立法者也是美德与理性的化身。到了现代社会,法律不再关乎美德与理性,从而美德与人治相连,并且与法治对立。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观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观强调 :要把实现“政治文明”作为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根本目标 ,在实践中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规律 ,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要建立规范、完善的民主制度及与之相配套的政治运行机制、监督机制 ,实现决策的科学化、规范化等     

论治国模式与机制——人治、法治、德法兼治利弊之比较

本文从国体和政体的视角 ,分析和比较人治、法治和德法兼治运行机制依不同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利弊 ,并进一步阐述了法治与德治机制互补性和内在的一致性在治国中的显著作用 ,从而使我们坚信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道路的正确选择     

法治和德治关系断想

人治、法治、德治有社会治理形态和国家治理手段两种意义.作为社会治理形态,它们与人的发展形态相适应;作为国家治理手段,法治和德治可以兼通结合于人治和法治社会形态.我国封建社会建立了"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应建设成"法主德辅”的法治社会形态.     

对法治与人治问题的再思考

法治与人治,都是统治者治国的方式。但统治者是实行法治,还是实行人治,对国家和社会以及人民群众来说,却有着极不相同的治理效果,尤其是时国家的繁荣昌盛,长治久安,以及老百姓幸福安康来讲,意义非常重大。本文拟从法治的含义、内容以及与人治的比较中,探讨法治对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强大、百姓康乐的深远意义。     

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论略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成熟、稳定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其历史轨迹漫长,核心突出,成因复杂,特点鲜明,功过分明,影响深远。     

"法制"与"法治"

“法制”与“法治”是两个容易混淆且在实践中易被人们通用的概念。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用法治国家代替法制国家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通过这两个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众多思想家的不同观点及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旨在阐明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揭示依法治国方针的重大意义     

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可持续发展观

本文从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可持续发展观的历史背景、具体实践及中国未来形势三方面展开论述 ,高度评价可持续发展观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国情、现代化的唯一正确选择。     

浅析法治与德治

本文从法治的历史渊源出发,论述了如何正确对待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并提出了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应注意解决的一些问题。     

法治中国：中国法治的高级形态

十八大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命题,由此催生了法治建设的热潮。 作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一种特殊形态,法治中国的概念具有其特定的语境和面向。 对法治中国概念的剖析应当以中国法治建设为观照,并予以适当地超越与创新。 与此同时,法治中国的建设要注意法治社会的构建以及避免可能发生的法治大跃进思想、法治话语泛化以及法治建设主导力量与法治内涵之间的悖论。     

关于法治的若干理论分歧

法治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经过多年的反思,我国终于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这标志着法治的价值得到了普遍认同,同时,也意味着法治理论的研究工作进入了开拓和创新的阶段.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理论上的分歧是难免的,而且,这种多样性恰恰蕴含着理论发展的契机和动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依法治国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依法治国是世纪之交相继产生的两大重要的成果 ,二者政治目标完全一致 ,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不仅深化了依法治国的内涵 ,而且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 ,增强了党领导依法治国的合法性与艺术性     

传统与现代——中国近代法学界法治诉求略论

从近代开始的法治诉求,从思想到理论再到实践,对适合中国的法治道路进行了探索,但这种探索一开始就陷入了"中体西用"这种中学与西学二元对立的陷阱,出现了法治诉求中自我与他者的矛盾与困境.对于近代中国认识、接受西方法治的智识活动,法学界的一些思虑还未得到应有的疏理.正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本文对近代中国法学界在接触、认识、效仿西方法治以建构法治中国时,如何认识、对待传统资源,进行梳理、反思.以希对我们走出一条自我化的法治道路有所裨益.     

中国法治发展道路与中国法治实践学派

中国有自己的法治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在对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传承中走出来的,是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法治实践的探索中走出来的。中国法治实践是中国法治理论最重要的源泉,中国法治发展道路必将催生中国法治实践学派。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旨在从学术流派的角度对中国法治发展道路和中国法治理论进行理论概括和学术阐述。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梳理中国法律发展历史,总结当代中国法治发展实践,在国际视野下开拓创新中国法治发展道路,为人类法治建设走出一条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之路。     

比较视野下的法治理念

法治理念是随着历史的推演而逐渐清晰的,法治在世界各国的鲜活实践不断地充实着法治理念的内涵。不同文化域的法治理念,总是不同文化域的知识类型的反映,有其不同的历史传统、民族性格等特征。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在继承中华古代法制文明基础上。借鉴英国自由法治理念、德国公正法治国理念的最新成果。     

法治共识与法治中国

当下中国,选择法治、践行法治的价值正当性已获得执政者的高度认同。法治作为现代社会良善治理的方式,是提高治理能力、治理方式现代化的不二选择。对"法治是什么"这一恒久命题的追问与探索,使得法治理论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形态。然而过度分歧繁复的法治认识,难以形成指引实践的有效合力,以致无法从容应对法治建设中的困窘与纠结。要推进法治中国的事业,惟有秉持开放、包容的立场和态度,凝聚法治共识,方能终有所成。     

中国法治的命门

法治作为现代世界各国社会治理或管理的基本方式,必须与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相适应,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和教育活动的广泛开展,抓住了中国法治建设的牛鼻子,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命门。     

WTO与中国法治

WTO法律规则是国际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传统国际公法之中的条约法、国际组织法和国际争端解决法均有所发展.加入WTO之后,中国法治所受的影响也是全方位、多向度的.文章认为,我们既要接受WTO法律中的公平竞争、国民待遇、统一和公开的理念,也要尽快完善经济行政法律和民商法律,改进行政执法和司法,提升法律服务业的水平.     

中国法制建设的观念障碍

培育法制观念相对于整个法制工程而言是先导性和基础性的工作。西方法治思想源远流长,而中国人治思想极为丰富。当前中国官方和民间存在着法制观念的诸多障碍:官方视法律为管制民众的工具,持片面的"秩序观",对法制采取"机会主义"和"便利"态度,盛行官场"潜规则";民间"情"重于"法",迷信"关系",缺乏权利观念和争讼意识。官方和民间的观念障碍又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培育法制观念既是渐进的,又是紧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