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豆》与《青春之歌》对爱情的双重理解

50年代小说《红豆》和《青春之歌》都描写了知识分子的情感生活 ,真正从爱情本身出发 ,写出了丰富性和复杂性 ,是对当时“革命 +恋爱”小说模式的反拨。但那个年代的作家无法挣脱政治意识的束缚 ,她们的思想和创作都无法避开“为政治服务”的套路 ,爱情则成了神话 ,而且一旦背离了革命 ,将必然走向崩溃 ;只有依附于革命 ,爱情才有可能获得新生。     

从《霍乱时期的爱情》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爱情观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不同时代的爱情书写往往会反映时代的精神特征.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关注爱情主题,对爱情人生的探讨与思考总是与家国命运相联系.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与传统爱情故事的书写模式和道德主题小说的表现手法迥异,在爱情书写中增加了关于文化、存在、身份等视角.小说通过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爱情故事,对爱情进行了大胆思考和探索;小说主人公阿里萨的滥情和痴情形成一种荒诞的耦合,围绕一个个恋爱故事,作者探究了爱情的各种可能;马尔克斯通过各种爱情的呈现,洞察人生,探究爱情真谛,思考了拉美的文化与现实.     

“革命浪漫谛克”性质的“普罗文学”的发轫之作——论《野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样式意义

蒋光慈的小说《野祭》作为“革命浪漫谛克”性质的“普罗文学”发轫之作，具有此种流派文学的典型特征：崭新的革命题材与人物形象、“革命＋恋爱”的结构模式、浓郁的主观抒情色彩、主观性“散文化”的情节结构等。《野祭》虽然存在一定缺陷，但它丰富拓展了现代文学多样化形态的艺术探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文学样式意义。     

《红豆》——被革命／爱情双重主题遮蔽的知识分子艺术诉求

宗璞小说《红豆》自问世，或以“革命VS爱情”解释，或以“革命＆爱情”解释，或发现其中有矛盾裂缝，实际小说蕴藏着“革命／爱情双重主题遮蔽的知识分子艺术诉求主题。     

“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重窥

滥觞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有传统“才子佳人”小说模式的影子,又在其中注入了现代革命意识。大致来说,其主题形态可分为“革命战胜爱情”“革命与爱情交融”“革命衍生爱情”三类,其话语模式也有失度的革命话语建构、虚夸的浪漫主义表达、鲜明的“男权”中心话语等类别。“革命加恋爱”小说创作模式中的女性并未因革命而真正实现个人解放,其在“男权”话语中的弱势地位、失语状态或极端抗争方式等,仍在昭示着革命时代的女性解放任重而道远。     

《红与黑》爱情描写特点探讨

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 ,通过主人公于连与两个女人之间的爱情描写 ,反映了法国大革命后王政复辟时期整整一代小资产阶级青年的憧憬、追求、奋斗、苦闷 ,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法国的整个社会风貌 ,也揭露和鞭挞了查理十世的黑暗统治。《红与黑》不愧为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力作     

二战记忆与身份认同——君特·格拉斯《猫与鼠》试论

通过对君特·格拉斯的小说代表作《猫与鼠》中主人公和叙述者形象的分析可以看到,这部小说在表层的马尔克故事之下潜藏着叙述者“我”的故事,“我”和马尔克都是极权思想统治下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在这个意义上,《猫与鼠》中的“猫”成为邪恶的军国主义思想的象征。小说通过对人物悲剧命运的描绘,表现了格拉斯作为具有社会良知和责任感的作家通过个人记忆书写来反思历史、直面现实的文学追求。     

革命至上与民族本位——《第二次握手》中的两种叙述逻辑

“爱情”和“科学”是张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两个主题。这两个主题是依靠“革命至上”与“民族本位”两种叙述逻辑完成自我建构的。这两种叙事逻辑有着二元对立的逻辑结构。以“旧社会”为对立面,“革命至上”将“革命与爱情”“革命与科学”“革命与知识分子”三个方面的相关情节缝合在一起。以“外国”负面印象为对立面,小说试图证明中国人的智慧与正义性。“革命至上”与“民族本位”是一对同构的观念,在小说中,它们互相建构,完成“革命、民族、科学”的循环论证。     

“唱歌一般的哭声”——论《伤逝》的“抒情性”

在鲁迅的第一人称抒情性小说（《故乡》、《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中,《伤逝》有其特殊性。不仅因为它是鲁迅唯一一篇爱情题材的小说,也在于它是一个最容易引起歧解甚至对立性解读的文本。这与读者对它的表述方式——“第一人称独白”,对小说之“抒情性”的不同理解相关。文章从“独白”与“叙述”、“叙事”与“抒情”的关系以及抒情内在的悖论等问题入手,试图呈现《伤逝》抒情的复杂面向和抒情主体的内在困境。     

论《恋爱中的女人》的现代主义特征

《恋爱中的女人》是现代英国文坛巨匠劳伦斯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它标志着劳伦斯的最高文学成就,而这部小说也充分体现了劳伦斯的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笔者从题材和艺术表现形式两方面入手探讨了《恋爱中的女人》的现代主义特征,认为小说在题材方面的现代主义特征表现为对"自我"的着意刻画,对性的描写和对工业文明的否定态度,而艺术表现形式方面的现代主义特征则表现为表层结构的松散无序及独特的象征手法的运用。     

《北京人》:曹禺戏剧创作古典转向的考察

《北京人》是以为爱情画像为最初的创作动机,但却以革命的胜利为结局,这种创作思路的转变,存在多种原因。主要原因是当时的革命现实干扰了作者的写作思路,致使本来以爱情为主题的《北京人》在戏剧情节的展开过程中转变成为以革命为主题的时代体现。透过此个案,显示了近代戏剧创作过程中对古典戏曲继承的艰难。     

论“十七年”小说中知识女性的成长叙事

在＂十七年＂文学创作中,存在着一部分以女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小说。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革命叙事背景下知识女性的成长特征：爱情与革命的二元对立、知识分子叙事态度的变化以及女性意识的消解。     

从“林道静道路”到“白灵道路”——对《青春之歌》、《白鹿原》的一点比较

作为两个不同时代的标志性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与《白鹿原》，在相关的革命叙事中，都带有特定时代语境的意识形态色彩，显示出不同时代对“革命”这一中心话语的意识流变。与《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革命道路相比。《白鹿原》中白灵的革命道路似乎更具有普遍性：作为知识型的革命者，无论其参加革命的动因，还是遭受左倾路线迫害从而与之决裂的事实，更能代表这一类型的革命者的人生历程。     

“革命加恋爱”：一种文化消费符号

“革命加恋爱”小说在 2 0世纪 2 0、30年代普遍流行 ,从自身的主题模式看 ,恋爱有着强大的粘合性 ,革命是变量 ;它大多产生在上海这个 30年代的文化消费都市 ,“文化街”的繁荣为其流行与传播提供了一个重要媒质 ;30年代的作家置身于“文化街”与“亭子间”之间进行文学实践 ,这种文学生产方式将革命与恋爱相粘合产生出大量文本形态。主题模式、文化传播、作家的文学生产方式三者的结合使得“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成为 30年代上海独有的一种文化消费符号     

“十七年”音乐创作与社会的互动研究

十七年音乐在新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属于“特例”,既非建国前的“十里洋场”,亦非文革时代的“高快硬响”。音乐创作对传统的“爱情”主题进行了重新阐释与定位,将其放置到革命或者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语境下来论述,使爱情叙事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但创作者并非完全听从政治指令的艺术木偶,他是以一种更为隐性的方式将创作的触角伸向少数民族题材的音乐,以此寻求“宏大叙事”与“个人情感”之间的平衡。创作出了明显区别于其他时代的爱情歌曲,具有特别的审美价值。     

“十七年”小说的副文本研究

副文本是由封面画、插图等图像符号和内容提要、序言、引语、注释等语言符号构成的文本,＂十七年＂小说的副文本生成以及变迁建构出作家、绘画者、编者对时代、革命与文本的自我认同和价值诉求,促进了承载革命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小说的加速度传播,呈现出文艺大众化和文艺化大众的教育功能。     

吴宓的写实小说论

吴宓认为小说不是生活的消遣，而是人生的表现，赋予了小说对个人、社会和世界以厚重的文明教化功能。他从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流派那里吸收“写实小说”的概念，把自己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作为小说主旨追求的目标，强调小说对真、善、爱等终极价值的张扬。依此为标准，吴宓展开了对中外“写实小说”的批判。     

周文讽刺小说论

集革命者和小说家为一身的周文,其讽刺小说继承、发扬了鲁迅开创的新文学讽刺传统,坚持从内蕴着自己生命体验的生活领域取材,塑造出一批以旧军阀（官僚）为主体的典型性讽刺人物形象,并形成了自己反腐朽、反庸俗、反奴性的基本讽刺主题与冷静、犀利、含而不露却又有浓郁喜剧色彩的讽刺美学风格。独特的讽刺艺术,是沟通周文革命实践与艺术实践的桥梁。     

恋爱与革命——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为例

革命是20世纪中国公共领域最大的事件,恋爱婚姻是个人私人领域能自主决定的最重要的事件。在20世纪这百年时间里,在不同的"革命"阶段,革命与恋爱先后呈现出合一、磨合、革命规范恋爱、革命禁锢恋爱、恋爱与革命相剥离以及革命消失后恋爱呈现出的身体性情形。革命与恋爱关系的变化,可以折射出20世纪中国社会变化的轨迹,映射出百年来人们不同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