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小人”

小人的“小”．既不指年龄，也非指地位，而是说小人思想素质低、道德修养差。小人是从什么时候才有的，至今没有确沦。但早在2500多年前．孔老夫子就注意到了这类人物。在他那篇《论语》中．十多处提到小人，诸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在孔子的笔下．小人的臭名早就远扬了。     

“小人”在中国政治文化符号中的演变

"小人"是中国政治文化中一种特有的现象,往往与"君子"对举,在先秦时期,经历了由位到德的变化,成为社会评价和审美评价的标准。汉唐时期,不攻小人,国家强盛。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唐末的牛李党争,都是由于君子和小人的激辩而产生的党争,致使国家衰亡。宋明时期对小人大加攻伐,宋代产生了庆历党争、元佑党争、蔡京对新党的迫害以及庆元党禁等几次党争,并伴随宋代始终。明代围绕着大礼仪开始了君子和小人的激辩,因此而影响了明代的政治格局,明末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加速了明代的灭亡。其实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小人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代名词。     

被误读的孔子

孔子讲过一句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流传甚广。可是,这句简单的话。很多人愣是没读懂。以为在发财这件事情上还分为君子和小人,害的许多小人发了财．许多君子失去了发财的动力与勇气。其实,这句话中的“喻”,不是传统的注解中“知晓、明白”的意思．整句话的意思也不是君子只晓得道义,小人只晓得利益。这里的“喻”是“告诉”的意思。“喻”的右边是“俞”,是直截了当．加上左边的“口”,就是用嘴直截了当。     

文化象征的符号 ——《论语》中“君子”与“小人”文化现象探析

《论语》中的“君子”与“小人”是孔子文化精神上的两类人物。而“君子”,成为了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历经政治失败而转入学术关怀的孔子企图恢复周礼而塑造的具有理想人格的化身,担负着复周礼而治国的神圣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笔者认为,不能将“君子”与“小人”简单界定为一种人格力量,而应该看作是以庞大的周礼文化体系为背景的一种文化现象,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与重要的历史现实意义,从而成为了一种文化象征的符号。     

“和文化”与跨文化传播

中华“和文化”若要实现跨文化传播,应厘清如下议题：1．中华文化缺乏跨文化能力的原因;2．到底什么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华文化要传播什么;3．“一多不分”是“和文化”的特征：君子有“和”文化,小人有“同”文化;4．“一多二元”不是“和”文化;5．“和文化”是具有穿透力的文化;6．学习比较中西文化精神的阐释话语,是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的根本能力。     

《周易》的人格类型与伦理价值导向

《周易》提出了一系列的人格类型，其人格类型基本上划分为二大类一类是肯定型的人格类型，即君子一类；一类是否定型的有待教化的人格类型，即小人一类。“君子”是《周易》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而“小人”则是君子所要教化的对象。     

“取利而和，则谓之义”:康有为义利观的新发明——兼与朱熹之比较

康有为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融合了朱熹注的全部内容，同时又不满于朱熹注把君子、小人解为“以德言”,补充了刘宝楠注所谓“君子、小人以位言”的说法，将社会上层官员与下层百姓在义利上的不同道德要求区别开来。与朱熹一样，康有为反对“利心”,推崇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反对上层官员为自己谋取私利；同时又不同于朱熹所谓“不求利而自无不利”,他发挥《易传》“利者义之和”而讲“取利而和，则谓之义”,对“取利”有更多的肯定，并且重视外在的事功，批评宋儒“轻鄙功利”,从而展现了朱熹之后儒家义利观之复杂变化。     

论中国儿童文学的后现代和产业化问题

发展中的中国儿童文学已经出现后现代文化现象，通俗儿童文学正迅速地从艺术儿童文学中分化出来，其产业化势头越来越猛。在中国儿童文学产业化进程中，需要警惕“数字崇拜”和电视“图像”化写作这两种倾向，因为前者消解思想和艺术的创新，后者难以养成儿童的“阅读”能力，难以由此生成自我意识、想象力和批判能力。作为应对，中国儿童文学应该加强艺术儿童文学的修为，同时，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张扬“经典”思想、“文字”力量和“深度模式”。     

“和而不同”与“同而不和”

李零先生在其著作《丧家狗——我读〈论语〉》第244页中注疏“子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时如是说：     

“先君子后小人”与“先小人后君子”——两种人性论对中西方传统政治生活的影响

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一些文化学人通过对东西方文化的剖析,将中国哲学称为“君子哲学”,西方哲学称为“小人哲学”。以“君子哲学”为基点,中国传统政治走的是“人治”之路,以“小人哲学”为基点,西方传统政治走的是“法治”之路。这是中西方传统政治最显著的不同     

读《三习一弊疏》 解一道历史难题

文章分析了清代名臣孙嘉淦进呈乾隆皇帝的奏疏《三习一弊疏》 ,提示了千古帝王近小人而远君子的一个普遍规律。往昔多少人论述君子小人进退之由 ,往往注目于小人 ,多从剖析小人心术着眼 ,殊不知奸臣小人之滋生 ,之所以得逞 ,其根源在于皇帝养成的“耳习”、“目习”、“心习”这三种坏习惯 ,使之终于蔽于“三习”而被小人包围 ,做出祸国秧民的糊涂事情。《三习一弊疏》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从皇帝身上探得根源 ,这就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预除三习 ,永杜一弊”这是一个历史难题 ,及至今天中国社会的一些当权者也难免蹈“三习一弊”之覆辙而铸成大错 ,所以《三习一弊疏》的价值是永久的。     

论校园文化环境在大学生道德教育中的作用

中外思想家在不同程度上看到了环境对塑造人的品德的影响，但中国思想家所讲的环境主要是指人际关系环境，主张“近君子，远小人”的处世原则；西方学者理解的环境主要是指社会政治和法律环境，主张环境的改善和建立理想社会必须实施良好的教育。他们理论的局限性是过多地看到了环境对人的制约作用，忽视了人在社会活动中的主动精神与创造性。马克思超越了他们的理论局限性。在现代道德教育中应关注环境的教育作用，使之成为新时期道德教育的重要方法。     

杰姆逊文化研究的地域视角

杰姆逊是美国较早从事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不仅关注第一世界化和第三世界化的特性，而且多方面比较不同“地域”化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杰姆逊对美国化给予深刻剖析和尖锐批判，对化的“整体性”和“世界学”的形成提出自己的看法。     

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李存山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撰文指出，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变”亦有“常”，“变”就是文化发展的变革性、阶段性，“常”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孔子论三代之礼的相“因”与“损益”，符合文化发展之“变”与“常”的辩证法。自汉代始立的“三纲”，并非中国文化所“因”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作出的“损益”。在中国近代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从“中体西用”发展到“标本并治”乃至“重估一切价值”，“哲学”观念和进化论的引入对这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其常道并非“三纲”，而应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这也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优秀传统，而我们也应在文化上作出与现时代相适应的“损益”。     

《论语》中的君子与小人是个纯阶级概念吗?

<正> 现代不少学者长期以来把《论语》中的君子与小人当作纯阶级概念看待。如说:“孔子从其特定立场出发,区分了与历史上奴隶主奴隶两阶级不同的‘君子’‘小人’两大身份等级的阶级关系和地位。”另有人说。“处于剥削地位的一群人,孔子称之为‘君子’处于被剥削地位的另一群人,孔子称之为‘小人’。”在最近出版的著作中,持这种观点的也不少。如说:“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这是说‘仁’这一道德品质是统治阶级(君子)的道德品质,被统统治阶级(小人)是说不上‘仁’的。他所讲的‘仁’不包括劳动者。”总之无论是     

行义与取处——“大发展”随感之十二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孔老夫子的教诲；也是很多“君子”求得心境自适的寄托：然而，君子也罢，小人也罢，只要他要生存下去，就无法摆脱“利”的纠缠。就说那个孔圣人吧，鲁国郊祭天地后，没有分给他这个大司寇一块祭肉，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带着学生去周游列国了，最后“累累若丧家之犬”。当然，他倒不是完全从利益上计较这块肉，而是从这块肉上感到国君冷落他了，     

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角度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有着深刻的认知和非常精辟的论述。中共一大对社会主义实践目标的确立,为毛泽东开启“中国化”思考提供了现实依据,而对科学理论应用中个性化问题的理性认知,则是他具体探索和研究“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毛泽东不仅科学揭示了“中国化”的内在特质在于“具体化”,而且详细阐述了实现“中国化”的根本手段,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还深刻指明了“中国化”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儒家对“小人”的伦理评判

在儒家思想中,有非常系统的"君子论",是儒家对人的认识的重要阐释,而与"君子"相对的"小人"却似乎没有"君子"那样备受关注。文章从"小人"的多种含义入手,针对儒家对"小人"的伦理批判,以及"小人"的种种危害性进行了探讨。贬小人,褒君子,成为两千多年来的社会观念。     

由儒家“人性善”导向的人治下的法治

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派别,它们相互影响,对中国政治思想的演变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自西汉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儒家强调“人性善”,而人的善性主要由“圣贤君子”来体现、发掘、弘扬;当“小人”没有行“善”的自     

从"乡里小人"视角看陶渊明的"君子"形象

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其浓厚的"君子、小人"观念,对他的生活、思想、创作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陶渊明眼里的"乡里小人",一类是"督邮"、"渔夫"式的乡里小人,一类是真正的乡里小人,即普通平凡的平民百姓.从"乡里小人"视角来看陶渊明的"君子"形象,其眼里的"君子"因其生活时期的不同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