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人治”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实行人治还是实行法治这一问题曾经引起很大的争论。即使进入了当代,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已经被确定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有些人仍云里雾里,不知该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不能真正理解人治的基本内涵,甚至受外来势力的影响,盲目的抨击时政。简单的把人治理解为专制,甚至把法治与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实际上广泛意义上的人治存在于每一个阶级社会。人治和法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人治。第一个角度是具体历史领域的人治,具有特定的含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建立和完善的必行措施

在整治社会经济秩序及规范市场中,最有效的办法在于强化法律手段,因此,应该进一步完善民事立法、经济行政立法,加强行政立法和依法行政、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法,使我国尽快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     

邓小平法治思想“五论”

邓小平的法治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丰富,博大精深,令人常学常新。通过学习、实践与思考,我们认为,邓小平的法治思想,主要概括为以下“五论”。一“目的”论自古以来,怎样治理国家,是人治,还是法治,一直存在争议。在比较国内外的历史经验、分析人治危害的基础上,邓小平着力彻底解决人治与法治问题,并明确提出依靠法治治理国家的方针。1986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谈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说是要清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并强调：“要通过改革,处理…     

怎样认识人治和法治

关于人治和法治问题,过去打过多年的笔墨官司,未见分晓。在我们进入以实现“四化”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加以讨论,进一步从理论上和思想上搞清它,无疑是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由于人治和法治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始终没弄明白,以致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从什么是人治、什么是法治,到底有没有人治、有没有法治这个ABC开始。     

中国古代的法治与吏治

中国古代对以法治吏问题的认识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实践上也做出了巨大努力。但中国历史上的法治不同于我们今天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化法治,因为在其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下的法治本质上必然是人治。在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中,既要认真总结和借鉴中国古代法治与吏治的传统,又要消除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形成的人治观念。     

信访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

信访制度是我国的一种历史产物,近10年来信访持续升温,信访制度改革已经势在必行。对此,信访部门官员和学者们提出强化信访与取消信访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改革思路。通过把信访潮放到整个社会中去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信访潮的涌起是契约社会的兴起与人治的纠纷解决机制的矛盾,强化信访将把中国的纠纷解决机制进一步引向人治。目前强化信访制度是一个建立在错误的理论之上的错误的制度选择,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强化法院的功能,将信访机构还原为一个下情上达的信息传递机构。     

关于坚持实行法治的几个问题

人治和法治的问题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个重大的实际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个问题曾经在法学界展开过讨论。在讨论中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主张在我国实行法治;二是法治和人治要结合;三是摒弃人治、法治的提法,讲社会主义法制就行了。在贯彻十三大确定的基本路线,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又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人治和法治的问题。我觉得回避这些问题是不利于坚决     

人治与法治的比较研究——论以法治国的重要意义(上)

在治理国家的方法上,是实行人治还是实行法治的问题,历来都是人们所极其关心的一个问题。古今中外的许多思想家、理论家对人治和法治问题都作过深入的探讨,提出许多有益的见解,但由于各自的出发点和侧重点不同,因而不可能取得一致的认识。本文试图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指导下,对人治和法治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希望学术界批评指正。     

法制观念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彻底铲除人治观念

法学界关于人治和法治的旷日持久的论争,近两年已经偃旗息鼓。人治论者虽然嗫嗫嚅嚅败下阵来,但只要跟着法治论者走不多远,便不免暗中窃笑:论也罢,争也罢,胜也罢,败也罢,归根结蒂还得看人治论是否被现实生活所彻底摒弃,法治论是否已经在现实生活中通行无阻;而事实无论对前者还是对后者,都作了否定的回答。这样,就把一个严峻的问题提到了我们的面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论人治与法治

人治与法治,是法学上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在五十年代后期,由于各种原因,在法学界的一些人中,由讳言法治,怕谈法治,到公开反对法治,把法治当做资产阶级的东西。六十年代初,由于提倡人治,大学法律系和政法学院取消了刑法、民法、审判法等部门法的讲授,而代之以刑事政策、民事政策、审判政策等。法学理论也只讲党的领导、群众路线,为中心工作服务,法的内容不见了。人治与法治问题就成了法学领域的禁区。“四人帮”大谈     

谈谈人治与法治

人治与法治,是法学上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无产阶级专政有密切联系的一个重要实际问题。目前,这个问题已引起了国内政法界的重视。本文仅就我国为什么不能实行人治,必须实行法治,以及如何实行和加强社会主义法治问题,谈几点意见。     

百年中国法治艰辛路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的确立 ,是中华民族百年艰辛探索的结果 ,是中华民族在历经屈辱、奋进中的觉醒 ,也是中华民族在改革开放中放眼看世界、敢于融入世界 ,致力复兴中华的理性认识。基于此种认识 ,我们对中国百年法治艰辛之路做一回顾 ,以期我们对它有一个历史的正确认识 ,了解“法治”方略确立的不容易 ,并进而提高依法治国、加强法治的国民认识 ,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而不懈努力。一、上千年的人治首次亮起了红灯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 ,在儒家“为国以礼”、“为政以德”、“为政在人”的思想指引下 ,人治传统早已…     

论孟子义利观的困境和出路

基于“先知先觉”的英雄史观的思维模式,孟子简单地把“义”和“利”对立起来,在义利关系问题上使用双重标准,要求统治者“先义后利”而民众“先利后义”,将动机和效果割裂开来,无视义寓于利﹑利寓于义的道理。孔孟仁政的实质是人治,其理论出发点是抽象人性论(“性善论”),在政治实践上必然导致专制主义。人治的出路在于法治。只有在当今依法治国的社会环境下,才有可能展现孟子义利观的本真内涵。     

论礼治、人治与法治

传统礼治、人治与当代法治的关系，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思想界存在不同的观点。人们一般否定了“人治”，认为“人治”与“法治”相对立。但对于、治”有些人持肯定态度，认为“礼治”不同于“人治”，它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适价值”和“永恒价值”。我国法治不能离开‘’礼治”，“礼治”应该与当今法治相辅相成。笔者并不否定传统礼治中存在某些合理的成份，但也必须指出中国传统礼治正是封建人治的根基，“礼治”的基本内容与实质是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是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对立的。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非常…     

论中国人治传统的经济根源

中国的人治之所以长寿 ,其经济根源在于自然经济和小生产 :小生产者脆弱的经济地位 ,使人治大肆其虐 ;私有财产没有法律保障 ,使财产所有者难以行使政治权利 ;商品经济不发达 ,使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思想难以生长 ;地主经济与专制政权相互为用 ,使人治政治得以长期延续。消除人治的经济根源的根本途径 ,是大力发展市场经济 ,政府依法和依照经济规律办事。     

法治与“德治”

本文对法治、德治及二者之间关系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做了探讨,认为我们必须注意把握“德治”和“法治”的不同涵义和历史形态的区别。本文指出:从人治走向法治是历史的客观趋势;只有人民才是先进的法治和德治的真正主体;我们应该在坚持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加强道德建设。     

走向法治文明的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的回顾与思考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法治建设的伟大历程中,我们实现了从人治到法制、又从法制到法治的不懈追求,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了宪法,使我们的治国方略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在这一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我国法治建设的脚步并没有停止在对法治形式的简单追求之上,而是在推进法治的历史进程中,将法治文明作为我们三十年来法治建设的重要价值目标。从而使这一更深层次意义上的法治建设目标成为了我们法治国家状态所体现的文明,并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一并成为我们制度文明建设的追求目标,推动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法治信仰社会化：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践行现代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成，人民法治信仰的形成是前提、关键和根本。法治信仰既强调的是共同体对法治的认同、依赖、信奉和遵循，也强调共同体成员在日常的实践中践行法治原则，将法治内化为人们心中真诚的信仰。法治信仰社会化是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追求的社会化目标之一，法治信仰社会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其实现和完成过程具有长期性和艰难性两大特征：其长期性体现在根除人治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影响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艰难性体现在法治政治决策的滞后性、公民法律素质提升的紧迫性和根除人治的非制度性影响等三个方面。因此，实现法治信仰社会化的过程需要法治的政治决策机制、法治的宣传引导机制以及公民的法治教育提升机制协同发挥作用，也需要社会各方面坚持不懈地努力。     

论现代政治文明建设

文明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进步状态,政治文明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整个人类社会生活起着决定性的制约作用。政治文明涉及政治权威产生与延续的合理性、政治权力结构的合理、政治权力运行的合理性、政治权威与人民相互关系的合理性等问题。政治文明的两个基本类型是人治政治和法治政治,宪政问题则是从人治政治向法治政治转变的关键问题。宪政的基本内容一是用宪法来约束政治权威的行为;二是运用宪法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力。我们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来造就法治政治的社会土壤、文化土壤和政治土壤,同时将法治成长的过程同民主成长的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实现宪政奠定坚实的基础。     

论法治现代化的社会心理基础

法治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领域,其建立在国家机器民主法治化基础上催生出来的法治社会。建设法治社会不仅要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更要重视国民的法治社会心理的培育。如果没有内生于社会生活的法治心理的支撑与配合,法治国家的实现就缺乏坚实的内在驱动力。当代中国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中存在诸多社会政治心理障碍,特别是传统社会形成的人治意识与现代法治社会存在根本冲突。现代法治心理的核心要素是理性,公正是现代法治心理的"生命线",信任是法治社会心理的价值前提,三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法治的心理基础。实现从传统人治向现代法治历史性转变应加强社会心理基础的培育,塑造以权责意识为内容的公民意识,培育以法律认同为根基的法律信任,建设以民主法治为导向的法律文化,践行以法治思维为核心的法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