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研究的几个"点"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的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不过近年来却有较大的突破,但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重视."民族主义文学"与30年代的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海派及新感觉派等都存在着比较"纠缠"的关系.而这些都为我们较为全面地解读30年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和独特的视角.     

阶级还是民族——对1930年代两种文艺类型的考察

民族主义文学和左翼大众文学这两种文艺类型是1930年代国共两党不同的文艺政策的产物,他们分别诉诸文学的民族性和阶级性,但是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又不免存在相互涵盖的因素,这与30年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和民族危机形势有关,同时也是检验双方各自理论阐释的难题。民族主义文艺诉诸民族主义的背后难掩阶级对立的事实,而左翼文艺坚持阶级的立场,却难免否定了民族情感的正当性。在创作上,双方也共享了新兴文学的某些共同性。     

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历史轨迹——评黎跃进《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发展论》

"民族"和"民族主义"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的热门课题,学界对民族主义的内涵、演变、作用等都有过比较深入的探讨,但这些研究往往局限于西方。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东方文学的研究远远落后于西方文学,而东方文学的研究中,对古代     

《高兴》：“左翼”之外的“底层文学”

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一直是文学研究的重大主题，《高兴》再一次提出了这一严峻的问题。在“左翼”式的“底层文学”标准参照下，《高兴》独特的典型形象、思想资源以及人物关系值得研究界重视。就此而言，贾平凹提供了“底层文学”一种新的方式，即在“美学”与“道德”之间，在不伤害“文学”的“可能性”的基础上，探索对大时代的讲述。     

左翼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的结合与冲突

左翼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在三四十年代特定文学场域中,相互碰撞,形成了结合与冲突的复杂关系。左翼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在三十年代刚刚诞生时发生结合与交锋,民族主义刊物不仅发表民族主义文学作品,也吸纳左翼文学。同时左翼文学在张扬民族精神、反对日寇侵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民族主义话语的烙印。在四十年代延安,两者依然持续交织在一起,发生结合与碰撞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的这种复杂关系,促使各种文化思潮相互作用,发生演变,共同推动着延安文学和四十年代文学的演变转型。     

“文化大革命”文学的反思

“文化大革命”文学是畸形文学，是文学史上的一种特例，值得重视与研究。对“文化大革命”文学作出基本评估，总括其主要特征，并探讨它对文学发展的教训与启示就显得尤为重要     

“想象的共同体”与美国族裔作家的叙事策略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是西方民族主义建构论的代表,强调从文化意识层面建构民族主义。美国主流文学扎根于欧洲文化,带有白人身份的优越性。少数族裔作家的作品,尤其是有色人种的文学,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美国文学的边缘地带,他们被消音、被沉默,文学评论家也是以一种审视异族的眼光看待他们的作品。在此背景下,少数族裔作家不断奋争发出自己的声音,努力寻求自身在美国文学的地位。“讲故事（storytelling）”的叙事策略对三类少数族裔作家发声的功用,以及如何利用“故事”构建自我在美国文学上的声音和身份是文章讨论的重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在民族主义建构的“异质同构”性。     

“为起义的奴隶搬运军火”——鲁迅文学翻译思想演变的文化解读之一

鲁迅的文学翻译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1903～1908年）晚清时期的意译倾向、（1909～1929年）“五四，，时期的“直译”思想以及30年代（准确地说。应该是1929～1936年）的“硬译”观。研究发现，这种文学翻译思想的演变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为每一次演变都是有其深刻的文化成因。改造社会和“为人生”、新文化运动、社会革命和发展现代汉语的需要分别为每一演变提供了动力和缘由。伴随着其文学翻译思想的演变·鲁迅也完成了从“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转变。     

“革命加恋爱”：一种文化消费符号

“革命加恋爱”小说在 2 0世纪 2 0、30年代普遍流行 ,从自身的主题模式看 ,恋爱有着强大的粘合性 ,革命是变量 ;它大多产生在上海这个 30年代的文化消费都市 ,“文化街”的繁荣为其流行与传播提供了一个重要媒质 ;30年代的作家置身于“文化街”与“亭子间”之间进行文学实践 ,这种文学生产方式将革命与恋爱相粘合产生出大量文本形态。主题模式、文化传播、作家的文学生产方式三者的结合使得“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成为 30年代上海独有的一种文化消费符号     

张扬与觉醒：“民族意识”与“民族文化意识”——台湾“乡土文学”与大陆“寻根文学”之比较

本文运用比较的方法，从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文化等不同角度切入，具体地分析论述了台湾７０年代“乡土文学”运动与大陆８０年代中期“寻根文学”运动在精神文化内涵方面所由表现出来的差异。     

对“新疆当代文学研究”的看法

首先,“当代文学正在经历无情的死亡,幸存者很少,殉葬品很多“,有学者在文学评论中将当代文学简单地理解为“小说家文学”,或把新疆当代文学中的20世纪80年代文学称为“诗歌文学”,90年代文学称为“散文文学”,新世纪10年文学称为“小说文学”,这样的分类看起来比较清晰明确,但是遮蔽了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缺少对于诗歌、散文等文学样式在内的新疆当代文学的总体关注。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左翼文学论（三）

穆木天思想和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其核心体现了与“边缘文化”相联系的左翼文学的精神特征，与30年代左翼文学的灵魂——鲁迅有着一致的精神趋向。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性”，在这个问题上，穆木天的文艺思想既有重要的价值，又存在着局限性，这种局限是与他的“日本体验”内在相关的。     

《文学》月刊的“儿童文学特辑”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儿童文学兴盛的时代,这一时期许多著名的作家都参与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文学》月刊作为30年代的一个著名文学刊物,对儿童文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文学》月刊的"儿童文学特辑"体现了30年代儿童文学的特点和发展方向。     

关于“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若干思考

自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 “重写文学史”这一说法第一次被明确提出，遂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活动的核心面向之一。但笔者认为，如果仅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重写文学史”是远远不够的，它不只是80年代产生轰动效应的文学事件，更是自现代文学产生以来就贯穿整个文学史而无法抗拒的历史思想潮流。广义而言，“重写文学史”一直是文学建设者们或隐或显的文学思想诉求，或被动或自觉的文学参与姿态。它在80年代被正式赋予了学术的内涵，但却上可追溯至现代文学的源头，下可延伸至不断发展的当今文坛，既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孕育下新生，也从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中汲取力量而发展。只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认识“重写文学史”这一问题，才能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文学发展的挑战，以更客观的立场审视文学发展的调整，也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发生发展的理解。     

“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的嬗变——以韩少功、贾平凹、张炜为中心

1980年代初,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文坛产生了《乔厂长上任记》等典型文本。但随着文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先前的“舌战群儒”和“过关斩将”等模式已经不再适合深入描写变革的需要。此时,宗族观念作为改革的难题被重视起来,农村和地方的资源也被作家越来越多地汲取。随着传统伦理和文化开始被正视,人性被放置在历史中进行考量,人心变革书写开始更多地取代政策、体制变革的书写。外部变革渐渐成为背景,而“人”作为主体越来越被关怀。在这个过程中,以韩少功、贾平凹、张炜为代表的作家悄然完成了从“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的过渡。     

经典的纪念碑与阴影：“朦胧诗”的再反思

如果从1978年算起，中国的“新时期文学”已有30年的历史，而以1978年年底创办的民刊《今天》为标志，“朦胧诗”的历史同样是30年。当我们回顾政治年代结束之后中国的文学进程，时至今日，仍有重要的诗学问题尚待重新评价和确认。时下，关于朦胧诗的重新认识问题重又引起了诗歌界和批评界的广泛关注与争议。2007年年底，当年极力鼓吹“朦胧诗”，为“朦胧诗”的崛起做出汗马功劳的谢冕先生，在海口召开的“21世纪中国现代诗第四届研讨会”期间接受《南国都市报》记者王亦晴的采访时认为“朦胧诗是永远都不可能超越的，     

“纯文学”讨论迷思

始自2001年的“纯文学”讨论没有在对八九十年代文学历史的检讨中对“文学自主性”的理解做出新的贡献,其引发的关于“文学性”的讨论深化了对文学自身境遇的思考,但是这些讨论依然以认识论思维讨论文学的经验属性,没有对“文学性”的根本依据问题做出深入讨论。“纯文学”反思不足以代替对八九十年代文学的整体概括,“文学性”问题应该在“文学本体论”的层面得到理论升华。     

“五四”后文学书写中“中国形象想象”发生的溯源考简

中国形象的想象是“五四”后中国文学写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它甚至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都具有空前的重要性。文章即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与文学书写主题之间存在的关联影响切入,论说“五四”后文学书写中“中国形象想象”发生的源头,进而揭示这一文学书写主题所具有的“民族主义”建构这一社会意义;以及说明只要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还未完全实现,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就不会在文学创作中停止。     

关于“民族文学”——一个备忘的提纲

对国统区文学过程进行宏观分析,清理一下“民族文学”(或“民族主义文学”),应该是必要的。它是文学客观过程的一个侧面。 “古人也早经说过,‘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所以要剿灭革命文学,还得用文学的武器。作为这武器而出现的,是所谓‘民族文学’。”鲁迅这里谈的是三十年代的“民族文学”,但从这段话也许也可以合理地引出以下结论:革命文学存在,“得天下”者是不会放下剿灭革命文学的文学武器的,“民族文学”因此也将存在。     

口头诗学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关于“文学文本论”的思考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2004年由聂珍钊教授针对当下文学批评浮现的诸多问题提出的极具原创性的文学批评方法论，至今已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广泛影响。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具备理论的创新性与统一性，“文学文本论”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础理论之一。在对文学本质的研究中“文学文本论”将文学定义为“文本艺术”,创造性地提出了“脑文本”等文本概念来解决文学形态等基本理论问题。但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文本”主要指狭义上的“文字文本”,忽视了发生学意义上以语言为基础的“口头文本”,限制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同时文学伦理学批评将“脑文本”看作口头文学的文本，一定程度上不完全符合口头文本的产生、传播、接受规律，不能科学全面地描述文学现象、揭示文学本质。利用跨学科方法与视角，运用“口头诗学”等理论分析“文学文本论”对“文学形态”“文本类型”“文学本质”等问题的理解，或许可以弥合文学伦理学批评“文本”和“语言”的断裂，促进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文本论”理论完善，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进行跨学科研究提供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