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思想家论“爱国主义”

19世纪英国的政治思想家从功利角度论述爱国主义的积极效用,将爱国情感视为政治共同体的凝聚力量和培育民众公共精神的工具。他们的"爱国主义"观有三个要点:一、否定对"出生之地"的本能的爱国主义,强调理智的爱国主义是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二、反对民族狭隘性与民族优越心理,重视外国人的看法,希望一国能在国际社会上做到与己相称。三、将爱国主义与普遍人道联系,视爱国主义为一种通往对全人类的世界主义的必要步骤。     

大同世界与世界主义——兼论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联

当今的"世界主义"要置于历史纵深与多元文化的视野当中来加以审视,有一种预设的观念认为,世界主义是当代的,又是西方的,但事实恰恰相反,世界主义既有古代的渊源,又有东方的对应。儒家著名的"大同思想"就是如此,它在《礼记·礼运》当中得以集中表述,但对于大同思想的阐释却忽视了原本所论的"人情"的内在支撑,"人情乃圣王之田"就是其中的基本观念。实际上,中国儒家的"大同思想"提供了一种同样具有普遍性的世界主义东方版本,而这种返本开新的思想版本既是植根本土的,也可以翻身为世界的。中国式的民族主义,对内是实行"仁政之治",对外实施"王道之治",仁政就不是"苛政",王道就不是"霸道",这才是具有中国性的民族主义的积极内核所在。如此一来,民族主义的中国温和型态,就可以警惕内部独裁的"大一统"观念与实施,外部则反对那种"天下帝国"的发散型的观念与践行。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关联的建构中,中国式的民族主义乃是儒家的"等差爱"为准则的民族主义,而不是以墨家的"兼相爱"为标准,更不同于以欧美为中心的那种看似平等等爱、实则差之远矣的国际地缘政治体系。     

亚里士多德正义观及其启示

亚里士多德对正义问题做出了较全面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正义、公正就是给予和维护幸福,或者是政治共同体福利的组成部分。正义可分为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普遍正义它要求公民的言行举止必须遵守法律,特殊正义则包括分配正义、矫正正义和交换正义三种。就正义作用范围而言,正义分为家庭正义和政治正义。关于公正原则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城邦政治法律制度原则。其二,作为个体正义美德原则,即人们从内心自觉服从和践行这些规则时,社会正义方能有效实现。亚里士多德正义观充满了内在矛盾。他的正义观,不仅为西方文明奠定了基础,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也具有一定启示。我们应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战略方针,正确认识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扩大中产阶层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涂尔干的公共思想难题

在全球化时代,曾经作为个体或集体认同主要支配模式的宗教和民族主义,似乎已构不成为现代社会政治认同和公民权的牢固基础。因此,在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深入理解涂尔干有关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关系的思考尤为必要。涂尔干的社会思想中蕴含着两大基本主题即“社会如何可能”和“社会学如何可能”,它们又融入于其一生所专注的“根据实证科学方法来考察道德生活事实”之研究中。从整体上观照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问题并基于现代社会中人性神圣性的社会事实,能够从方法论和实质性问题思考的交汇层面充分揭示现代社会团结的基础。按照涂尔干的思想,解决这对矛盾的根本出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厘清法团和公民国家的关系问题,换言之,关键在于阐明有关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关系的问题。     

正义的领域及其缺陷--女性主义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批评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是否适用于作为私人领域的家庭,这是女性主义批评罗尔斯正义论的一个重要话题.罗尔斯对该问题的论述存在着矛盾,他既承认家庭是社会基本结构的"某种形式",又认为正义原则不应该运用于家庭领域.女性主义认为这种矛盾源自父权制传统与自由主义的"两分法",这就需要解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元对立结构,将正义原则的运用范围从"公共领域"延伸到作为"私人领域"的家庭,在实现家庭正义的基础上,保证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性.     

小学数学"指导——探究"教学初探

学校在推进素质教育课程改革的过程中,面临着两个突出矛盾:一是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教学现实之间的矛盾;二是数学课程内容总量偏多与探究教学在客观上存在的费时较多之间的矛盾.为切实解决这一问题"指导--探究"教学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世界主义视野中的忠诚与认同

世界主义这个古老观念为人们思考和解决全球性问题、正确处理自己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的关系、引导人们在这个世界上共同生活提供了思想资源。本文旨在说明,如果人们坚持对道德和正义的忠诚,对整个人类的忠诚,并且正确地看待文化、国家以及认同,那么,世界主义与地方性忠诚(如爱国主义)、文化多样性以及文化认同并不必然处于冲突之中,相反是相互促进的。一种动态、开放的世界主义有助于促进公平的全球背景,而只有在公平的全球背景下,我们才能合理地认识、维持以及追求地方性忠诚、文化多样性以及认同。     

Multiculturalism or Cosmopolitanism： How Can We Describe and Understand the Diversity of the World？

过去数十年来,多元性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图景演变甚巨;然而我们却仍未找到一种话语来描述、界定、理解、解释和研究当代世界的超级多元性。关于多元性的社会思想和政治行动大多受制于民族主义方法论和多元文化主义框架;然而,对此应该提出质疑。和民族主义方法论相对的世界主义方法论,是观察多元性问题富有前景的视角。另外,对规范的、哲学意义上的“世界主义”和作为一种结构现象及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世界化”进行区分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可以把哲学及规范意义上的世界主义与世界性社会科学结合起来,构建一种世界性的现实主义。     

重新认识WTO

世界主义主张以WTO推进贸易自由化,促进各国经济和福利增长。民族主义则反对贸易自由化。WTO正是这个两种力量妥协的产物,它既体现了世界主义也包容了民族主义。现实的贸易体制是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畸轻畸重的组合。WTO并不像自由贸易理论所说的那样,对民族国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它对民族国家有利也有弊。     

儒家经济学原理——作为经济学范式（paradigm）之一的东方经济学

一些学者很早就提出要以东亚的发展为基础,构建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的新社会科学.作为东方传统文化的儒家学说,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隐含着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另一种学术范式.<儒家经济学原理>对此进行了系统阐述.不同于西方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观,儒家学说是以"正义"这一规范性价值判断作为前提的,在这一基础上将经济学定义为"依据正义原理" "管理财产"的科学.对经济活动的逐利与正义之间的关系做了合理的论述,并形成了经济发展理论.     

论孟德斯鸠自然法观的内部张力

孟德斯鸠的自然法观横跨了古代与近现代自然法学的立场,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先验理性正义,又包括近代勃兴的自然主义正义。两种论证进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而孟德斯鸠试图在其中保持一种张力,一方面是因为其对价值论证之吊诡的无奈,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他对人之复杂本性的深刻洞察。     

矫正正义观现代转向的法理学思考——以食品大规模侵权行为为背景

传统矫正正义观缺乏制度性的人文关怀,"无害于人"的消极行为标准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合理行为的伦理标准取代了行事风险自负的非道德标准,矫正正义更应注重实质正义。矫正正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抽象主体平等和主体互换性已然丧失,矫正正义应作为一种独立的正义形式,而非囿于过错被视为分配正义之延续,其仍应视为侵权法的价值基础。大规模食品侵权行为背景下矫正正义观的现代转向应偏重安全,对私法主体区别对待,对弱者进行制度性人文关怀,从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关心受害人的生活状态和质量变化,呵护人的内在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正义观研究状况的理论思考

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正义观,对于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启示.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正义观问题的研究,一方面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视阈,概括了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基本要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当代价值;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未能全面深入地解读马克思恩格斯文本著作的问题.     

走向"文明化"过程中的民族主义--休谟民族主义思想的探析

本文以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休谟为个案,来探讨后发展国家中所存在的"文明化"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张,以及这种紧张感的解决.休谟的民族主义迥乎不同于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具有一种反民族主义的独特面相,它试图通过对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解构和祛魅,来着手对先进文化的复制,用以实现"文明化".这种以发展为要务的民族主义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开放的文化心态,具有相当的历史启迪意义.     

文化精神的正义呼唤

文化精神的正义呼唤胡海波一、文化的本质与文化的正义任何真正的正义理论，都以丰富的人类文化内涵为底蕴。如果一种正义观放弃或忽略对文化的关注与理解，这种理论就无法避免人性的贫困与理想的狭隘，因为在人、文化与正义之间本然地存在着三位一体的联系。人是正义与文...     

90年代后日本的右倾民族主义

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右倾民族主义表现出体系化、大众化的特征。它可以被分解为三个层面:与新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相结合的民族主义政治观、文化教育领域的右倾民族主义思潮和大众层次上的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右倾化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反动、和平主义思潮在冷战结束后失去了社会基础、国民的世代交替等。因此,日本的右倾民族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争当政治大国,积极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扩张军事实力,修改宪法,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等。     

正义与和谐:宪法的价值基础

美国宪法将正义的理念冠于宪法之首,中国古代法文化以"和谐"为追求境界."正义"与"和谐"构成了现代立宪国家宪法的价值基础.宪法的价值的实现,景根本的是在立宪阶段构建起完整的正义观与大和谐观,然后在行宪和司完过程中实现正义,从而有力地推进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和谐、国际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宪法的现代性的实质是在对东、西方的法文化进行辩证否定,并在整合正义与和谐这两种价值的基础上,实现宪法的理性化和道德化.     

道德、政治化与抽象的世界主义 基于对涂尔干《社会分工论》及相关著作的解读

涂尔干是民族主义者还是世界主义者？对此问题的回答必须回到涂尔干有关道德论述的脉络当中去。涂尔干对于“道德始于群体成员资格”的论断,决定了在他的分析当中,不同的群体具有等级差异性,在道德形成的过程中,民族国家无疑被赋予了优先地位。如果我们必须回到民族国家来阐述道德的形成,这同时也意味着必须在民族国家内部实现世界主义,这是一种鲜明的自由民族主义的立场。     

在民主与民族之间:194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

民族主义主张以民族为人类群体生活的基本单位,自由主义则是以个体为本的意识形态。从政治哲学层面上看,民族主义是特殊主义的,而自由主义是普世主义的,两者之间虽有内在的矛盾和紧张,但都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自由民族主义则力图调和这两种充满矛盾与冲突的意识形态。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都是西方影响的产物,并且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与民族主义的目标纠缠不清。1940年代,主要是抗战胜利后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渴望建立一个以英美民主体制为榜样的社会,另一方面又极力维护民族利益不受侵害,从而表现出一种自由民族主义的思想倾向。这种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整合在当今世界也依然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现代性命题。     

世界都市导言

随着市场化的日益扩张和民族主义的应时而起，在全球化的最近这个阶段，人们对世界主义的兴趣又复苏了。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一术语提供了全球民主化的远景以及如下的希望：各个世界主义集团将站在确立种种不那么直接地嵌人在民族一国家型社会之中的价值、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前列。对另一些人来说，世界主义者是一种要被人诟骂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