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叙事诗的史诗意义探讨

晋察冀的叙事诗产生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和政治场域,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丛奇葩"。它们忠实记录了晋察冀特殊的人情风貌以及众多诗人在战争中由知识分子向革命战士转变的心路历程,以多样的艺术风格记述"民族事业"、弘扬"民族精神",体现了很高的史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有着特殊意义上的"史诗性"。     

中国近代小说创作的三次高潮

近代通俗小说创作的三次高潮,标志着近代小说的繁荣。近代小说的发展走向,和近代社会的发展走向密切相关。初期的侠义公案小说,反映了广大民众对统治当局道义、能力上的怀疑,和对下层社会力量的认可;改良时期的谴责小说,对封建末世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辛亥革命前后的“鸳蝴派”小说,则从更内在的层面,反映了人们价值观念、人生格调的变异和对封建理念的叛离     

中国现代叙事诗写作的史诗化与现代化追寻

中国诗歌“抒情独大”,致使叙事诗不发达;但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急切期盼与实际行动中,中国现代诗人创作新型中华民族史诗的热望和尝试从未停歇。先后出现了晚清客观写实性的“时事诗”和“杂事诗”之类的“诗史”式写作,20世纪20年代以历史和神话为题材的长诗史诗化写作,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诗人和左翼诗人的呐喊型叙事诗写作、民族主义诗人的颓废型叙事诗写作和现代主义诗人的歌咏型叙事诗写作,以及40年代庄严的“民族革命的史诗”写作。其史诗化和现代化互为表里、彼此阐发,共同谱写出中国现代叙事诗多声部的华彩乐章,积淀了丰厚的中国现代叙事诗传统。     

当代话剧:三次高潮的表现形态与启示

中国当代话剧虽然历尽风雨，也曾面临困境，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在不断发展的，其成就不容低估。特别是在它的自身发展的历程中，还迎来了令人难忘的三次高潮，这是中国当代话剧工作者的光荣，它不仅为新中国的文学艺术赢得了声誉，而且还为下个世纪的话剧发展提供了亟待总结的宝贵经验。分析当代话剧高潮的特点，研究形成高潮的内、外部原因，深入比较几次高潮表现形态的异同，将对总结半个世纪以来话剧创作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发现影响、制约当代话剧繁荣的客观规律具有积极意义。中国当代话剧的第一次高潮指的是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我…     

难言的困惑与困惑的抉择——新时期作家创作心态描述

新时期作家处在二十世纪中国大变革、大动荡、大转折时期,处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冲撞的夹缝中,因此就不可避免地滋生出各种各样的现实矛盾,而正是这多种矛盾的交错才形成了新时期作家特有的心境:浮躁与惶惑,孤独与冷漠,悲愤与痛苦,困惑与抉择……而正是这种巨大的历史阵痛才孕育出新时期文学!     

当代心理学的困惑与争论

当代心理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科学观方面存在着诸多的困惑与争论。在研究对象方面,传统心理学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精神实体”,而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则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文化的建构;在研究方法方面,经验实证方法处在主流地位,但是方法多元论的呼声越来越高;在科学观方面,自然科学模型的心理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模型的心理学处于争论不休的状态。     

新高度的追求——吴晓的理论与创作

吴晓是当今诗歌界为数很少的既写诗又研究诗理论的一位。诗创作的丰富实践为他的理论研究提供了生动而又具体的材料和体验;理论研究成果又使他的诗在情感空间自由翱翔的时候具有了他人所缺少的理性的制约和提炼。从而使他的诗在灵动飘逸的想象中,拥有难得的一份凝重感。诗学建设的成就与相当丰富的创作体验的结合使吴晓具有某种独特性,这是讨论吴晓创作值得引起重视的基本出发点。     

童话幻想的哲理化与抒情化——兼谈当代童话创作的美学追求

在童话的发展过程中,童话的幻想作为一种反映生活的手段和方式,既古老悠久,又充满了年轻的现代气息。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开放,思想的进步,童话幻想在表情达意上不断深化,使童话趋于哲理化与抒情化,这已经成为当代童话创作中的一种倾向。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卓有成效地丰富了童话的思想容量和表达方式,而且充分地印证了儿童文学中童话观念的微妙变化与儿童读者审美趣味的提高。注意广泛地从各种能使儿童动心的体裁中汲取创作的营养,借鉴成功的技巧,以潜心结构内涵丰富的幻想,试图在作品有限的幻想中,包容与培育更加广阔、更加深刻、更加富有美学价值的意蕴,以理念的深邃、情意的真挚来强化童话的功能。于是,童话幻想的哲理化、抒情化,就成为当代童话创作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美学追求。     

全新视角下的史诗建构——评胡良桂先生的《史诗类型与当代形态》

胡良桂先生潜心研究长篇小说二十余年,一直非常关注长篇小说的史诗性及其发展变化,他的著作<史诗艺术与建构模式>和<史诗特性与审美观照>以极其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深厚的文学批评功底在学术界好评如潮.而他的新作<史诗类型与当代形态>(湖南教育出版社)更是采用全新的视角,高屋建瓴地把类型学与形态学引入对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深入研究,这在当下众多长篇小说的研究中异军突起,以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思维为今后长篇小说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     

描绘农民革命战争的壮丽史诗——谈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成就

老作家姚雪垠同志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二卷和第一卷修订本相继出版,是我国文学艺术界的一大喜事,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在文学创作方面的一个重要收获,填补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长篇历史小说的一大空白,谱写了一首描绘农民革命战争的壮丽史诗。     

超越后的困惑——论宗璞童话创作

当王蒙大声呼吁作家学者化的时候,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队伍则是以幼儿园阿姨和中小学教师作为自己的生力军,他们的作品洋溢着新鲜活泼的生活气息。然而,鲜明强烈的情感被教育者神圣的使命所左右,无法升华进入更高的艺术层次;把握了敏锐的现实素材却又透出思想底蕴的不足而流于表象的铺陈,这些令人遗憾的现象在儿童文学界比比皆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宗璞的童话创作显得那样与众不同。宗璞家学渊源很深,自幼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后又专攻欧美文学,中外文学兼融并蓄的文化素养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     

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的困惑与出路——访陈望衡

陈望衡,湖南人,湖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员,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理事,湖南美学学会副会长。笔者有感于目前国内美学界的清冷,特持疑而访。     

对理想生活的执着追求——张洁创作主题论之一

张洁是新时期一位重要作家.多年来,她以女性作家特有的敏感和执着表现出对理想生活、理想人生和理想社会的顽强追求,在追求的道路上有曲折,有反复,也有变奏,但其基本精神始终未变.这是张洁的创作理想,也是张洁创作的总主题.     

喜剧美——赵树理小说创作的美学追求

凡是有成就的作家艺术家都是有自己的美学追求的,他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艺术作品来探索、揭示、提炼生活中的美。所不向的是,由于生活经历、思想修养、艺术趣味等方面的差异,在表现不同的美的形态中往往反映出各自独特的美学追求。那么,赵树理的美学追求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这位“象农民一样纯朴”、“憨直而又机智诙谐”的人民作家,所刻     

人类的困惑:理性追求与现实选择的冲突

近代以来，人类理性的光辉在实践力量的基础上确立了商品经济的统治权威，摆脱了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人身依赖、权力依附关系，克服了人的自然关系的局限性，但无情的现实又置人类于物的抽象统治中：人的自然特性、个性差异、兴趣爱好都被淹没在冷漠的商品世界的普遍联系之中，人的思想、感情和活动都变成可替代、能度量的商品货币的对等物，人成了物质世界不断创造、不断消费的工具和手段，人在创造自我、满足自我丰富性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自我。人类在利用商品、经济克服了人类自然关系局限性的同时，却又深陷于人类创造的社会关系的矛盾之中…     

论吴梅村对元白长篇的创作接受——兼论梅村体与长庆体之异同

吴梅村是清代诗歌创作领域接受元白长篇而独具面目的第一人。梅村歌行与元白长篇存在若干异同。其同者:均为七言长诗,篇幅长大;均有相当比重的叙事笔墨,属于叙事诗的范围;都能围绕一个中心事件,铺衍展开,层层深入;都重视情感的抒发,富于动人心魄的力量。其异者:元白所写事件多属对历史的观照,梅村所写事件皆源自生活的现实,由此导致二者情感沉痛度的不同;元白虽叙事而夹杂大量抒情笔墨和想象之词,梅村则以叙事为主,为一代存史,由此导致二者历史信实度的不同;元白长篇多浅显直白,不掉书袋,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由此导致二者阅读难易度的不同。此外,梅村歌行在作品数量和创作时间、选材的集中度上,亦均超元白,由此见出梅村取法元白而倾力于七言歌行的创作自觉和诗史意识。分析梅村与元白两篇同名《琵琶行》,可以对此异同获得更深入的理解;而考察清代论者视野中的梅村体与长庆体的关联和区别,更可以了解梅村对元白长篇创作接受中的利弊得失。     

价值取向与文学自主性追求——先锋小说创作论

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先锋小说本质是追求文学自主性。把握先锋小说本质,必须考虑它对传统现实主义“内容”、“意义”的解构与颠覆,乃是借鉴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艺术形式走向的独立与自律。同时也必须考虑它所进行的形式实验与艺术探索,改变了人们对小说文本的感觉方式和阅读方式:文学绝不是对客观现实某种简单的复制品,而是具有自我呈现与超越的个性化写作。     

矛盾·困惑·出路——对当代中国农民文化心理的探析与思考

我国农村社会文化的转型和"全球化"对中国农村的文化影响,使中国农民的文化心理产生了巨大变化.当代中国农民的文化心理日趋复杂,呈现出种种矛盾、困惑、迷茫、焦虑、浮躁的文化心态.农民是中国农村文化的主体,客观地探析当代中国农民的文化心理,有助于增强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现实针对性.     

批判与困惑:当代中国的道德意识

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得东方这块举世瞩目的大地上的一切都发生着迅速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早已指出的那样,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也必然随之发生变革。的确,当前道德领域里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一方面,经济基础的变化不仅直接促使道德意识的变化和更新,而且,这种变化更新还交织缠绕在诸如政治、思想、艺术等观念的变化更新之中,显示出其错综复杂性;另一方面,道德意识的变革更新又成为变革时代从事变革的人们的主体性条件,直接影响着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