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加恋爱”：一种文化消费符号

“革命加恋爱”小说在 2 0世纪 2 0、30年代普遍流行 ,从自身的主题模式看 ,恋爱有着强大的粘合性 ,革命是变量 ;它大多产生在上海这个 30年代的文化消费都市 ,“文化街”的繁荣为其流行与传播提供了一个重要媒质 ;30年代的作家置身于“文化街”与“亭子间”之间进行文学实践 ,这种文学生产方式将革命与恋爱相粘合产生出大量文本形态。主题模式、文化传播、作家的文学生产方式三者的结合使得“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成为 30年代上海独有的一种文化消费符号     

“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重窥

滥觞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有传统“才子佳人”小说模式的影子,又在其中注入了现代革命意识。大致来说,其主题形态可分为“革命战胜爱情”“革命与爱情交融”“革命衍生爱情”三类,其话语模式也有失度的革命话语建构、虚夸的浪漫主义表达、鲜明的“男权”中心话语等类别。“革命加恋爱”小说创作模式中的女性并未因革命而真正实现个人解放,其在“男权”话语中的弱势地位、失语状态或极端抗争方式等,仍在昭示着革命时代的女性解放任重而道远。     

"十七年文学"情爱叙事论

在"十七年文学"思想膨胀的叙事中,情爱作为一种价值形态,始终受到政治理念和阶级意识的牵引.工农兵文学谱系中的情爱叙事,要么被作家严严遮蔽了,要么被红色政治理性高高地供奉于理想天国,它是神圣而非世俗的,它是革命而非是个人的,它是纯洁而必须是禁欲的.情爱本身应具有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私密性,不仅没能得切实的再现或表达,更被作家自觉不自觉地格式为了"革命十恋爱"、"奖章十恋爱"的叙事模式.     

究竟是谁“冷血”——再论“新写实小说”的“情感零度介入”

"情感的零度介入"是新写实小说最显著的艺术特色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实际生活中这些新写实小说作家们就是不含感情的"冷血动物".从专业的文学艺术角度来说,"情感的零度介入"只是作家在创作文本时所采用的一种文学创作技巧,此时作为叙述者的作家和现实生活中的作家本人并不是完全等同的.     

激情与苦难：历史记忆的沧桑——王蒙“季节系列”小说论

历史记忆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历史反省与批判是王蒙创作"季节系列"的重要动机.在<恋爱的季节>中,王蒙通过钱文、赵林等人的恋爱与革命故事,具体呈现了共和国时期政治激情、青春心态、革命想象的高度同构;揭示了激情与苦难的共孕及转化,显示了作家反观历史、反思革命的智慧.     

恋爱与革命——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为例

革命是20世纪中国公共领域最大的事件,恋爱婚姻是个人私人领域能自主决定的最重要的事件。在20世纪这百年时间里,在不同的"革命"阶段,革命与恋爱先后呈现出合一、磨合、革命规范恋爱、革命禁锢恋爱、恋爱与革命相剥离以及革命消失后恋爱呈现出的身体性情形。革命与恋爱关系的变化,可以折射出20世纪中国社会变化的轨迹,映射出百年来人们不同的生存状态。     

中国古代作家的“长安情结“

"长安情结"是中国古代作家基于长安与政治的特殊关系而生成的心理印象丛.作为古都,长安所具有的巨大的政治功能直接影响着古代作家的人生实践;作为心理印象,"长安"在古代作家的创作中发挥了激活情感、寄托理想的作用.透过"长安情结",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作家群体超越个人得失的忧国忧民意识,以及他们出于个人生存、发展的需求而对政治权力的依附与追求.     

何处是归程--重读丁玲的"革命加恋爱"小说

丁玲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是契合左翼文坛主流话语的革命文学,但与男性写作者相比,仍然透射着女性的独特观察与体验.文章采取文本细读的方式,探察丁玲对女性身体和意识的体验以及对女性与政治关系的思考,追问中国女性主体生成过程中所遭遇的内外双重制约与阻抑.     

二三十年代"革命+恋爱"模式中的性别政治

在二三十年代流行的"革命+恋爱"的小说叙述模式中,存在着革命权力秩序与性别权力秩序相互纠缠的现象,本论文从二三十年代"革命+恋爱"模式中革命女性的形象书写入手,通过对情爱关系中的性别政治、革命女性的浪漫之爱对革命意识形态的美学实践的影响以及对革命女性的情爱心理中同情即爱的情爱特质的分析出发,试图呈现革命女性性别在政治权力秩序转化为情感秩序时的独特作用.     

论“五四”浪漫主义思潮下庐隐抒情小说的感伤基调

庐隐是"五四"时期以书写个人心路著称的女作家,她的大部分小说都具有浓厚的"自叙传"抒情色彩。感伤的情感基调则是庐隐主观抒情小说的主旋律。无论是庐隐笔下的自然环境,还是她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无不染上浓郁的悲哀色调,甚至作家本人还常常在小说中直接抒发苦闷的情绪,构成了文本中无处不在的哀感潜流。庐隐这般悲愁、哀婉风格的形成,是强调主观抒情的"五四"浪漫主义思潮与作家坎坷的人生际遇以及"五四"退潮以后苦闷、彷徨的时代背景遇合的产物。庐隐整个创作生涯,一直贯穿着"五四"的主题和感伤基调,在后期又呈现出一定的转型迹象。因此,从浪漫主义的角度切入文本,对理解庐隐抒情小说的感伤风格及其与时代构成的对话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十七年”小说的副文本研究

副文本是由封面画、插图等图像符号和内容提要、序言、引语、注释等语言符号构成的文本,＂十七年＂小说的副文本生成以及变迁建构出作家、绘画者、编者对时代、革命与文本的自我认同和价值诉求,促进了承载革命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小说的加速度传播,呈现出文艺大众化和文艺化大众的教育功能。     

介入——试论丁玲的女性写作姿态雷水莲

丁玲是一位政治化了的女性作家,她始终致力于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并表现出对男性中心世界的挑战。在女性文本中表现出对外部世界的直接介入,其女性书写也逐渐向政治文本倾斜。女性意识由"莎菲期"的个人化向"莎菲后"的社会化转型。她随时势变化而调整文学创作的趋向,革命越深入,个人意识越是向人的类意识趋近。从而将女性解放的主题与其他各种斗争形式融合在一起。她是中国特殊政治环境下的一个典型。     

介入-试论丁玲的女性写作姿态

丁玲是一位政治化了的女性作家,她始终致力于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并表现出对男性中心世界的挑战.在女性文本中表现出对外部世界的直接介入,其女性书写也逐渐向政治文本倾斜.女性意识由"莎菲期"的个人化向"莎菲后"的社会化转型.她随时势变化而调整文学创作的趋向,革命越深入,个人意识越是向人的类意识趋近.从而将女性解放的主题与其他各种斗争形式融合在一起.她是中国特殊政治环境下的一个典型.     

从“流浪汉”、“骑士”到“革命者”——论中国现代革命小说叙事理念的建构

革命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本文以革命小说中＂革命加恋爱＂这一叙事主题为出发点,在探究人物形象嬗变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革命小说中流浪汉形象、骑士形象以及革命者形象。伴随着浪漫主义等感性因素的不断削弱,创作主体的理性观念渐趋强化,革命小说的叙事理念最终得以构建。     

《红楼梦》“大旨谈情”说

"大旨谈情"说为《红楼梦》主题研究的观点之一,此说符合文本内容和作者的创作意图。"大旨谈情"说的产生一方面受"缘情"说与崇尚真情的文学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与批评者借助作品,宣泄其在现实中受到压抑的情感有关。"大旨谈情"说经久不衰,说明文学接受虽然具有个体差异性,但是差异之中又存在共性。同时,"大旨谈情"说,也存在流于浮泛的不足之处。     

建构与消解——革命历史叙事与作家身份转型

革命历史通过亲历者口述记录与工农兵作家书写等形式,试图形成强有力的"主流叙事"的建构。革命历史叙事在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已初具雏形,但在建构过程中却包含着作家身份的重塑与转型。此外革命历史叙事在当代得以"经典化"的进程中,历史的消解也随着文本的生成而逐步显现。革命历史叙事的样板性建构,以集体创作的思维模式呈现而消解了作家自我的个性,并在左翼思潮退潮后逐渐瓦解。历史消解的加剧与深化,在新历史主义小说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而作家身份焦虑与沉浮的过程,则映射出当代文学沉重而复杂的历史性局限。     

残雪的“灵魂城堡”

残雪是八十年代中国文坛颇具影响力的先锋派作家之一.残雪以其创作面貌及其个人精神气质的独特性,形成了所谓的"残雪之谜".探析残雪的小说文本,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残雪创作的深刻影响.本文着重分析残雪对卡夫卡作品的精神实质的理解,以及在她本人创作过程中的自觉接受.     

“革命文学”旗帜下的乡土小说创作

随着一九二八年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和“左联”的成立,“革命小说”(也即“革命的浪漫谛克”)风潮涌起,一些革命家在经历过浪漫谛克的革命斗争生活以后,用笔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这些小说多半是“革命十恋爱”的模式,即便是写革命斗争也充满着小资产阶级盲目的浪漫精神。在“革命十恋爱”的小说中,有一部分是反映乡村斗争生活的乡土作品,诸如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阳翰笙的长篇小说《地泉》的第一部分,丁玲的《田家冲》等等。     

丁玲早期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分析

分析论述了丁玲早期小说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第一部分以女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主要论述了"五四"时期丁玲小说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的矛盾与困惑,以及她们身上呈现出的病态的心理特征;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丁玲在遭受生活的打击而转向左翼文学之后,其小说中浪漫蒂克式的革命知识分子形象,这些人已经摆脱了个人生活的小天地而走向社会,但又产生了外向与内向,即社会改造行为与自我需求的选择问题,以及二者不可调合的结局,使小说陷入了"革命+恋爱"的流行体式中,显示出作家此时创作意识中政治功利性的增强,个体意识的淡化.     

《韦护》与丁玲创作思想

纵观丁玲小说研究的历史,我们发现,长篇小说《韦护》一向被研究界所忽略:单篇的研究论文至今没有出现,而散见于一些论文、著作中的零星论述还很值得商榷.《韦护》面世的时代,正值中国现代文学“革命加恋爱”创作模式鼎盛时期,而它叙述的正是一个革命者及其恋爱的故事,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评论界简单地把这部作品归于当时流行的“革命加恋爱”的创作;并进一步认为,由于丁玲“仅仅凭着一种期待和理想,就匆忙地涉入一个她并不真正了解的题材领域”而导致创作的“失败”.②重读《韦护》,我们发现,上述结论并不符合作品及作家创作思想的实际.本文力图从不同的角度,对《韦护》进行新的审视和评价.认为.这是丁玲从生活实感出发,以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