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答沈元瀚同志

沈元瀚同志: 《学习与探索》编辑部转来你的来信,拜读之后,受益不少。我是学物理的,历史、经济纯属外行,只是由于业余研究科学史的兴趣所致,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的背景,对中国社会历史演变的机制提出了一些问题,并运用了自然科学中一些新的思想方法,来探讨中国社会演变的一个可能的经济模型。由于我既得不到第一手的历史资料,也不具备历史考证的功夫,只是利用前人总结的资料进行分析,故史实错误一定很多,切望历史、经济学界的同志们指正。你的问题提得很细,我想是否先回答具体问题,同时对其中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问题作一点探讨,以深入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你看如何? 下面的回答按你的意见的顺序排列,个别的稍加合并,以便讨论。 (1)西欧以牧为主的问题,这是大体而论。比如罗马共和国时期经济就以牧为主,后来才引入农业。中世纪的西欧庄园,有大量牧场和未垦草地、山林存在。     

人的本质与美的规律——就《手稿》的一段译文同程代熙同志商榷

先从译文谈起程代熙同志在《关于美的规律——马克思美学思想札记》①一文中引了《手稿》的一段话: “……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支配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     

论自然美的价值及其它——答李泽厚同志

我国美学界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曾经对美学上的一些基本问题——美学的哲学基础、美学的研究对象、现实美和艺术美的本质、美感和美的关系、社会美和自然美的区别与联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笔者也参加了当时的讨论。对于我当时的浅见,有的同志表示同意,有的同志(如李泽厚)则提出了质疑。这里仅就自然美问题做一答辩,以求共同提高。 1962年李泽厚同志在《美学三题议》①一文中对我在《自然事物的美学意义》②中所提出的自然美在于自然事物本身的看法提     

谈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兼答钱仍茂同志

经济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和民法的关系及其调整范围究竟如何划分?这是国内外法学界众说纷纭、尚无定论的问题。钱仍茂同志在《不能低估民法的作用》(载《浙江学刊》1981年3期)一文中,对拙文《经济立法体系与经济法学》(载上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中的一些看法提出了异议,他的意见是值得重视和欢迎的。为了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开展讨论,我想在这里再谈一点自己的意见。我在那篇文章中,并没有把经济法和民法对立起来,简单地抛弃民法,用经济法取而代之。这一点,可能是钱仍茂同志的误解。经济法是从民法中分化出来的。从世界近代史和现代史来看,各个国家首先是用民法来调整财产关系的,有的国家除民法外,还有独立的商法部门。但是随着各国经济事业的发展,社会经济关系的复杂化,原有的民法和商法已经不能满足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要求,于     

再谈犯罪中的因果关系——兼答王策来同志

王策来同志在《浙江学刊》1984年第1期《“或然的因果联系”质疑》一文(以下简称《质疑》)中,对我提出的犯罪中或然因果关系问题提出了质疑,认为:“偶然因果关系的提法不仅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中也是无法得到证明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偶然因果关系尚且不存,谈何或然的因果联系呢?”《质疑》的主要论据之一是:“司法实践中,都是在危害结果已经出现的情况下探讨因果关系的。在一个具体案件中如果已经查明,这种危害结果是由某人的行为所造成的,那就不能例退回去,说两者之间不是‘一定’的,‘必然’的联系。”《质疑》这种“倒过来”分析问题(即“在危害结果已经出现的情况下探讨因果关系”)的方法,是不科学的。我们研究犯罪中因果关系的问题,其核心是要解决行为人的行为本身是否担负刑事责任问题,因     

再谈平均主义的几个问题——答陈梧桐同志

陈梧桐同志《关于平均主义与封建主义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问题》一文(载《浙江学刊》1981年第2期),对拙稿《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提出同志式的批评意见。陈文内容比较丰富,论列的问题较多。有些问题我已在别的稿中谈过,不拟赘述。本文拟针对陈文再补述几点意见,欢迎陈梧桐同志和其他同志继续赐教。     

芝园“飞来峰”之谜——兼答林正秋同志

《浙江学刊》刊登的林正秋同志《南宋德寿宫范围与地址考索》一文,对拙稿关于德寿宫范围与地址的推断进一步加以考索,个人在此谨表谢意。笔者在五年前有机会看到很久之前就听说的芝园人工洞穴。这一人工岩洞,模仿石灰岩溶洞,体积庞大,洞顶不加横梁,采用拱券结构,作不规则天然溶洞地貌。在我国现存园林叠山中,除苏州环秀山庄采用较小跨距外,芝园人工岩洞是仅有的一处用拱券结构的大型岩洞了。当时承杭州钻机厂二同志持火把导观,由于火把燃点时间有限,未     

再谈法制概念的广义与狭义——答刘延余同志

《学习与探索》杂志一九八○年第三期发表了刘延余同志的《评法制概念的广狭二义说》一文,针对李步云在《什么是法制》(载《百科知识》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一文中的论点,提出法制只能作广义(即法律制度)一种理解,而不应该再有狭义上的法制概念。刘文提出的反驳意见,我们是不能同意的。刘文提出“不应该再有狭义上的法制”的第一条理由是:“狭义上的法制概念不是     

关于“一分为二”与“一分为三”争论的方方面面——兼答朱兰芝同志对“一分为三”的批评

1982年春,我在哲学上倡导“一分为三”(“三分法”)命题,之后学术界展开了争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更有之,持选择性意见者也有之。1991年5月,朱兰芝同志又发表了《“一分为二”的提出及其哲学内涵——兼与“一分为三”论者商榷》(《理论学刊》1991年第3期以下简称朱文,凡出自该文的引文只注明页码),对于“一分为三”论者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严厉的批评,可以说是集批评意见之大成。对此,我非常高兴,希望这场争论能在第二个十年中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关于“敦煌本唐集”、“怪圈”及其他——兼答徐俊同志

关于“敦煌本唐集”、“怪圈”及其他——兼答徐俊同志张锡厚一九九七年新春伊始、喜获荣新江教授惠赠其主编的《唐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版），翻阅之时，发现内载徐俊同志撰写的评论拙著《敦煌本唐集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一九九五年三月出版）...     

关于研究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体系的意见——给陈瑞铭同志的一封信

瑞铭同志: 接到来信,得知您和胜昌等同志正在编辑国内经济学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体系各种看法的文集。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工作。承嘱要我也写一篇,这倒叫我有些为难,因为我认为现在编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主客观条件都还没有成熟,很难谈到什么体系。所以,在目前,我是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体系的研究的“取消派”,我强调当前首先和重点应放在专题研究上。我也没有拜读各家关于“体系”的论战的大著。因此,应该说,我的发言权是很小的。您提到我曾经参加《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1964年再版。简称“上海本教材”)的编写工作,那倒是对的。当时参加“上海本教材”的有姚耐、雍文远、蒋学模等同志。我自从调到北京来以后,没有再从事编写教材的工作。他们确实作了更深入的研究,雍、蒋二位同志是各有“体系”的了。提起六十年代初编写政治经济学教材,首先我要自我批判。“文化大革命”前,我即使写了一些不象样的东西,独立思考也非常之差,离现在被称作“思考的一代”的青年相差甚远。写的东西往往是政策解     

邓小平同志关于香港回归的论述

“一国两制”理论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是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创造性构想。香港回归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光辉实践。在全国人民喜迎香港回归之际，我们摘录了邓小平同志关于香港回归的论述，以之纪念这位世纪伟人，重温这些重要理论，使我们可以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其作用的巨大和意义的深远     

记我所的一位好同志——曾保泉

记我所的一位好同志——曾保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１９９６年７月２８日，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同志深感悲伤的日子。这个所建立１８年，已有数位老同志退休，在职的平均年龄也不小了，几乎每个人都有大大小小的病，使大家感到宽慰的是，毕竟还好好地活着。...     

列夫·托尔斯泰的一则日记(译文)——对话

前记列夫·托尔斯泰在1898年7月28日的日记里,记叙了在28—29日深夜入睡前和妻子索菲亚·安得列耶芙娜·托尔斯泰娅的一场对话,内容涉及到妻子感情的“不忠”。除他们夫妇的感情冲突之外,还提到俄罗斯著名的作曲家、音乐家谢尔盖·伊凡诺维奇·塔涅耶夫及作家妻子的妹妹达妮亚·库兹明斯卡娅。事情的起因是索菲亚对塔涅耶夫的“迷恋”,而在1898年7月25日,索菲亚从基辅返回雅斯那雅·波里雅娜途中,去拜访了正在玛斯洛夫家作客的塔涅耶夫。与她同行的妹妹达妮亚把此事告诉了托尔斯泰,遂引起了这场深夜夫妻对话。托尔斯奉如实记录了对话的内容,且以对     

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兼答郑红亮、王耀盛、吕福新等同志

本刊发表朱土兴、王彪合写的《“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质疑》一文后,不少同志对该文提出商榷意见。为此,作者再次撰文,就“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的含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的客观依据作进一步的论证,重申“社会主义社会是商品生产最发达最普遍最后的阶段”的观点。我们准备就这个问题进一步开展学术争鸣,欢迎专家、学者踊跃来稿。     

关于辩证法十六要素的考证——与黄枬森同志商榷

《哲学笔记》中收有列宁写作辩证法十六要素的手稿一页。它为我们研究列宁提出十六要素时的构思过程即写作过程,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显然,这是《哲学笔记》中引人注目的一页。早在六十年代,黄枬森同志就写过《读列宁论辩证法十六要素》的文章, (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一九六四年第二期)最先根据列宁的手稿来研究十六要素的写作过程。《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年第六期发表了黄枬森同志的文章:《列宁的(哲学笔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其中第二部分“关于辩证法的体系”,主要是从十六要素来分析了列宁对辩证法体系的设想。黄枬森同志认为,“不能说十六条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但是,在十六条中却包含了辩证法体系的一个雏型,从中可以看出列宁关于辩证法体系的思想,这个雏型就是第一至七条”①。我的看法与此观点不完     

关于毛泽东同志的典型调查——读《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在全国人民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二大精神的时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出版了。它不但是一部重要的革命历史文献,也是一部有重要科学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著作,对于我们社会学的建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再论《紫箫记》未成与政治纠纷无关——答邓长风同志的批评

拙作《汤显祖年谱》附录丁《紫箫记考证》有一小节《紫箫记未成与政治纠纷无关》。今承邓长风同志提出商榷,我的看法仍和过去一样,见该书附录丙及丁,这里不再重复。我认为我和批评者的分歧主要来自《玉合记题词》中“部长吏”一词的解释。鄙意以为“部长吏”只能理解为“本部(指南京太常寺)的长官”,即该寺少卿王世懋。当时汤显祖任南京太常博士,是王的下级。那时张居正去世已久,“部长吏”之所以要“抑止(《紫箫     

关于劳动力商品或劳动商品的问题——答关柏春的“批判”

驳关柏春的再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可以成为商品,因而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而劳动不可能成为商品。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不容篡改和歪曲。     

关于劳动供求规律的两个问题——兼与宫希魁同志商榷

读了宫希魁《劳动供求规律初论》(载《学习与探索》1986年第1期,以下简称宫文)一文后,受到不少启发。但宫文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1、“劳动供求规律不是把劳动力作为商品来调节”,2、“调节劳动供求的杠杆已经不是劳动力的价格,而是劳动收入。”这两个观点却值得商榷。还联想到劳动供求规律和工资关系的有关问题,一并提出来就教于大家。一宫文的上述两个观点,首先牵涉到究竟如何理解劳动供求规律内涵的问题。宫文认为劳动供求规律仅仅“类似于商品供求规律”,而这两个规律“所不同的是,一个以商品为调节对象,一个以劳动为调节对象”。还认为“劳动力成为商品与劳动供求规律,没有必然联系”。这样理解劳动供求规律,有失马克思的原意。我认为,商品供求规律和劳动供求规律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劳动供求规律是个特殊的商品供求规律,特殊在它是以特殊的商品——劳动力商品为调节对象的。劳动力成为商品与劳动供求规律之间,不是“没有必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