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之"变"

中国新诗发轫于翻译诗歌已是学界的共识,且不说作为白话新诗第一人的胡适依靠译诗<关不住了>来宣告新诗成立的"新纪元",单是梁实秋"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1]一说,便足以道出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不同寻常的因缘.从异质文化语境中引入的翻译诗歌当然会引起中国诗歌的变化,但这种"变"同时也会促进甚至强化中国新诗精神和审美艺术的发展,成为其背离古典诗歌传统而自立审美范式的主要诱因.     

语词与结构:伊沙诗歌艺术初探

伊沙诗歌从语词探索和结构技术层面对口语诗艺作出了有益尝试,对日常口语的倾心与转化,将情景叙述中的人生体验纳入多样结构策略之中,拓宽了现代汉诗,特别是先锋诗歌的后现代美学视野,大大提升了口语诗的艺术品质。     

博客正成为新诗传播与接受的主要方式

电子网络传播是人类诗歌由口头声音传播转变为纸质书面传播后的一大飞跃.过去十多年网络诗的传播阵地经历了从新诗论坛到新诗网站,再到新诗博客三个阶段.新诗博客渐渐成为传播新诗作品和新诗理论的主要力量,吸引了大量受众.海内外约有一千多位诗人和一百多位新诗研究者在新浪、网易等门户网站建立了新诗博客.博客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通过博客研究新诗已经成为新诗研究者的常用方法.博客一般采用实名或比较固定的博客名,迫使作者重视博文及诗作的质量,极大地提高了网络诗的质量.由于发表的自由远远大于纸质媒体,也会出现一些低劣之作.过分炒作影响了新诗博客的质量,危害了一些诗人的诗歌前途.     

网络背景下华文新诗的文体边界

新世纪十余年来,新诗遭遇了网络的狂欢,使得本已错综复杂的华文新诗的文体边界问题更加朴素迷离。尤其是微博、手机媒体等与新诗的融合,更显出了新诗文体建设的急迫性。但不管如何,艺术发展总是有一定的规律制约着,新诗诗体建设也一样不是一蹴而就的。本文认为,要解决好华文新诗的文体问题,应从诗艺和诗意两方面入手,在把握诗歌本质的同时,倡导诗体规范与实验创新相结合,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华文新诗诗体。     

新诗现代性建设要处理好五大社会生态关系

新诗现代性建设的终极目标是把新诗建设成采用现代诗体抒发现代情感,直面现代生活唤醒现代意识的诗,现实任务是培养现代人和建设现代国家。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五大社会因素决定着新诗的“中国特色”,影响着百年新诗的现代性建设。新诗现代性建设是系统工程,要激进又保守地处理与时代的关系,介入又疏离地处理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热情又冷静地处理与文化科技的关系。要适度利用政治赋予新诗特有的批判精神来产生反现代性的力量,来加强对现代性的反思甚至批判。不能再让商业诗歌和艺术诗歌、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极端对抗。要弄清纸质诗歌和网络诗歌的差异,高度重视网络诗。新诗不能极端现代,现代主义诗歌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现实主义诗歌和浪漫主义诗歌的现代性转移而被中国化重构的境况之中,现实主义诗歌的保守带来的对现代性的“反动”是新诗现代性建设的动力。     

新诗自觉:晚清"新学诗"的诗史意义

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创作于1896至1897年间的"新学诗",原称"新诗",又名"新学之诗".他们不仅首次提出了"新诗"这一诗歌史上具有变革语言和解放诗体内涵的诗学概念,而且还进行了迥异于古典诗歌的"新诗"创作实践,成为诗体探索、新诗尝试的肇始和走出传统、面向世界的起点,并由此构成了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的第一阶段."新学诗"不等同于"诗界革命",它是"诗界革命"的先声,同时也对20世纪初年南社青年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从概念、理念到创作,"新学诗"的出现,都意味着新诗的自觉.     

沉醉与历险:“网络诗歌”文本艺术缺陷研究

自20世纪末以来,"网络诗歌"的存在事实业已形成,并对社会文化和诗歌写作本身产生了综合而广泛的影响.但"网络诗歌"文本又有着浮躁化、矫情化、随意化、虚脱化、平俗化等等不容忽视的艺术缺陷,这些缺陷的存在使得"网络诗歌"并未拥有独立、完整的诗美准则,反而对严肃诗歌写作形成了巨大冲击.网络环境的特点对"网络诗歌"文本艺术缺陷的形成有着本质关联,自娱自乐的"网络诗歌"文本在远离生存实在的同时也造成了对诗歌艺术本身的伤害.     

格律诗的"自律"与"共律"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1]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     

近现代诗歌变革中“非诗化”与“诗化”的矛盾

受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动影响,这一时期的诗歌观念越来越注重表情达意等及物性、实用性功能。为了抒写时代变动所产生的新情感、新经验、新内容,诗歌中出现了不符合中国古典诗歌诗体规范、审美规范的新语句、新意境、新文体等"非诗化"因素,产生了突破、反叛古典诗歌传统的趋势。然而在"非诗化"的同时,诗歌革新者们还要考虑其创作是否是"诗"的问题,因此不断地提出各种诗歌审美标准,对其创作进行"诗化"规约。晚清的"新学诗""新派诗""歌谣体诗"中"新学""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的矛盾,"五四"时期的"以文为诗""以白话为诗""诗体大解放"所受到的指责,以及1920年代新诗人对"白话诗"艺术缺失的"检讨",努力重新为新诗"立几条规则"等现象,无不是这一矛盾的体现。     

流派视角的新诗本体解读--评《新诗艺术论》

通过<新诗艺术论>流派视角的新艺术解读,提出新诗本体的核心诗学命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中外诗歌传统整合的意象艺术美选择;新诗传统整合的听觉艺术诗美本体价值取向;纯诗是新诗审美的最高境界.     

“迷人的抒情”与“泥土的根”——西南联大时期王佐良的诗歌实践

无论是译诗还是论诗，王佐良均表现出一种奇妙的现代敏感与语言才能，他并非一个纯粹的追究义理、考究辞章的学者。事实上，王佐良的语言才能与现代敏感正来自其诗人特性，通现西南联大校园诗歌实践，审察现代诗在20世纪40年代所面临的转型，就不能不注意到：在联大校园诗歌对于新的抒情道路的探寻中，王佐良的现代诗写作具有一种不同于他人的抒情风姿，他以“迷人的抒情”与“泥土的根”的交融展现了别一种抒情形态。     

"诗中有画"辨析

苏轼论王维诗画,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此语一出,自宋代以至于今,便以“诗中有画”作为诗歌美学的重要标准去评价诗歌艺术。以“诗中有画”概括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个性特征,这样的评价标准,存在谬误,缺少辨析,不足以立论,是不可取的。     

“声、像、动”全方位组合：台湾新兴的超文本网络诗歌

蓬勃发展的网络诗歌，出现了一种鲜为人知、特别倚重技术编程语言的新兴诗歌——超文本诗歌（在台湾称为“数位诗”）。主要以台湾前卫实验为例，讨论其中四种：新具体诗（视觉诗）、多向诗、多媒体诗、互动诗。既肯定诗歌这一“新空间美学的表达方式”，其“声、像、动”全方位组合的质素对新诗多元发展带来新形式的冲击与鼓舞，也对可能来临的数字化诗歌——技术完全进驻诗歌——表示一定的担忧。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

情志产生于人与自然分离的时刻 ,最初天真的歌、乐、舞表达素朴的情志。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 ,情志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表达情志的诗乐的本质也自然随之发生变化。“诗言志”说是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 ,是上古社会诗乐礼三位一体的必然结果。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个体意识和审美意识的觉醒 ,产生了“诗缘情”说。在“言志”说的基础上 ,“缘情”说强调个体审美情志、以情含志。两说相互辉映 ,对中国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白话诗"到"新诗"

本文讨论五四诗歌革新运动中从"白话诗"到"新诗"的演变过程。认为在"白话诗"时期,是在"大传统"和"小传统"中寻求突破,致力于"工具"的改革和形式的解放;到了"新诗"时期才改变自己的写作背景和思想艺术资源,在内容、诗体、修辞上全面接受西方的影响。     

当代诗的"传统"

当代诗的成长历程,可以说是拒绝"传统"的历程。"外国"、"西方"已经对当代诗人的文化记忆产生了不可抵挡的强烈暗示。这种暗示已经超出了写作本身,而成为当代文化中的一个核心部分。它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诗歌的一种"传统",像血一样,与当代诗歌化在了一起。     

知识之航与历史想象：重读吴兴华

吴兴华的诗在题材、意象、诗想、形式方面,有意与流行的自由体新诗拉开距离,大踏步向古典诗靠拢,用力之深,在1940年代诗界,堪称异数。1940年代后期,他把叙事性和戏剧性因素纳入诗歌写作,有意淡化抒情性的比重,拉开与主流诗坛的距离,因此为新诗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定义：诗歌不是外在的日常经验的艺术转化和再现而是一个诉诸于人的内在世界的“历史想象”,不再是个人情感和观念的自由表达而是一个要求具备学养的“知识之航”,它要求驱除诗歌艺术上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转向对修辞技艺和文本秩序的经营。我们可以在吴诗中辨识到“古典新诠”的特征。古典新诠的接力者遍布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马来西亚、北美,形成一条辉煌长远的“现代主义历史诗学”的光谱。     

意象派诗歌的文体源流及对新诗革命和新诗文体的影响

意象派诗歌是英语诗歌中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诗",但是只是对格律体英语诗歌作了并不极端的文体改良。由于意象派诗歌运动发生时先于中国的新诗革命,并在二十年代持续发展,对此期的中国新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新诗革命,还影响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新诗。意象派诗歌不仅促进了汉语诗歌的非格律化,特别是新诗革命时期中国的白话诗改革者出于政治及文化革命的需要,有意识地夸大了意象派诗歌对格律诗体的革命性,也从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新诗的过度口语化和诗体形式的过度散文化,对诗的排列的重视和意象的运用都使新诗更有诗性。     

试论杜甫的咏月诗

在杜甫诗歌中,写月亮的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仅标题中点出“月”的作品就有二十首之多。这些诗歌,杜甫一方面将“月”意象所包融的内涵予以继承和进一步发扬;另一方面,在诗歌的具体创作过程中,显示出许多天才的创新和开掘,使咏月诗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技巧上,都表现出了独特的魅力。     

关于中国新诗的两种"传统"

中国新诗具有两种"传统":其一是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其二是新诗自身的传统。一方面,新诗从情感、趣味到语言形态等全方位地与古典诗歌建立着联系,另一方面,新诗从坚实凝固的"传统"中突围而出,建立起自己新的艺术形态。新诗在创作主体、文本、形式等方面均已获得自由、独立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