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劳动的性质--基于劳动价值论的视角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服务业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大。正确认识服务劳动的性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划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不应以是否是物质生产为标准,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服务劳动也是生产劳动。服务产品是一种用来交换的非实物劳动产品,是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商品。服务产品的价值是由生产服务产品的服务劳动创造出来的。     

生态劳动与生态产品的关系逻辑

生态产品是由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产性劳动、管护性劳动共同作用所形成的维护生态安全、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的产品和服务。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离不开人类劳动的生态化。生态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物质变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出现裂缝,自然财富生产和人类财富生产走向分裂,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下降。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以生态劳动促进自然财富生产和人类财富生产的统一,提升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基于生态劳动的生态产品具有生产性、亲自然性和人民性特征。建构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机制,需要以人与自然为共同主体,以生态劳动为实践基础,以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的有效协同为基本路径。     

也谈谢榛卒年——兼与赵旭同志商榷

谢榛是明代后期著名诗人和诗论家.关于其卒年,学界长期以来沿袭潘之恒<亘史>之说,即谢氏卒于1575年.李庆立先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考证出谢榛生于1499年,最早卒于1599年.赵旭近来撰文对李庆立先生关于谢榛卒年的提法进行了辨析,对潘之恒<亘史>关于谢榛卒于1575年之说予以肯定,无论从材料的运用还是从具体论证本身来看,赵文都不足以推翻李庆立的研究结论.     

为文化批评申辩--兼与吴炫先生商榷

本文通过对吴炫先生《当前文化批评的五大问题》的商榷 ,提出了当前文化批评对文学独立之现代化走向的帮助 ,对中国当化文化精神问题之暴露 ,以及对文史哲合一的理论创新文化之建构的不同意见 ,并由此指出了文化批评是文学批评视角的转换 ,文本内涵、外延扩大的结果。文化批评不仅可以从更新更广泛的角度从事文学批评 ,而且对我国文艺创作的现实问题也多有帮助。     

论正确的感性认识也是真理──兼与来建础同志商榷

正确的感性认识是不是真理？这是哲学界正在争论的一个问题．深入地探究并搞清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理论探索》1994年第3期发表了来建础同志的文章，题月是《论正确的感性认识不是真理），其论据有三条：一、从真理的规定看正确的感性认识不是真理；二、从真理的特征看正确的感性认识不是真理；三、从真理的作用着正确的感性认识不是真理。对此观点笔者不能苟同。我认为，正确的感性认识也是真理。下面谈点粗思拙见．以就教于来建础同志和哲学界的其他同仁。一、从真理的规定看正确的感性认识应当是真理…     

也谈陶诗英译--兼与侯向群先生商榷

国内三种陶诗译本各有特点.方重先生首译陶诗,他的<陶渊明诗文选译>使英语读者知陶;谭时霖先生译本<陶渊明诗文英译>是陶诗忠实而灵活的译本和文化翻译的力作,使英语读者好陶;汪榕培先生的译作是韵译本,他的<英译陶诗>使英语读者乐陶.对陶诗中"道"有不同理解和译法乃是不同的学术观点.     

论花鼓灯的文化内涵——兼与潘丽同志商榷

花鼓灯艺术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在长期的文化涵化、濡化过程中,花鼓灯已成为一种相互融合、以和为贵、自娱又娱人的开放性和共荣性很强的文化载体。花鼓灯文化充分体现了中华农耕文明的稻作文化和粟作文化在淮河流域的有机融合,其中粟作文化占有明显的优势。因此,花鼓灯艺术具有兼容南北文化之优长、而以北方文化为主的根本特质。     

浅议儒家伦理与市场伦理--兼与章建刚同志商榷

儒家伦理作为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能否纳入当下的伦理体系?笔者不赞成那种把儒家伦理与市场伦理对立起来的观点.诸如"恕道"精神、商业伦理、"中和"哲学等儒家伦理中的某些重要思想非但不与市场伦理相悖,而且恰恰是市场伦理所必需的.中国当代市场伦理的建立离不开儒家伦理这一民族特色,但不能以儒家伦理为其本位和核心.     

也谈“邓小平理论”的英译——与唐义均同志商榷

文化词语的翻译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中外翻译史表明,为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文化词语的翻译必须采用"异化"策略。文章从词语搭配和文化词语翻译的角度,分析讨论了"邓小平理论"的英译问题,并对唐义均文中的观点进行了商榷。文章强调翻译政治文化词语一要准确理解,二要依据英语语言规律,创新词语搭配,创造新词或词组。     

劳动使人成为审美的人——兼与汪济生同志商榷

人与动物的区别,最终表现为实践的自由及其生成的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也就是说,是自由自觉的劳动使得人脱离了动物界成为能够审美的人,审美的人越来越离开动物界,成为真正的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从这个根本点上来看,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人与动物界定问题上的区别不是本质性的。这种区别并不影响实践美学以实践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所作的美学建构及其体系。     

教育的产品就是服务

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看,教育属于第三产业,它的产品就是服务。教育服务是一种半公共产品,它既有公益性,又有产业性,因此教育服务产品的贸易是有局限性的。同时,教育规律和教育发展规律是不同的两个概念,适当引入市场经济的规律,可以促进教育的发展。     

也谈中国美学的发展之途--兼与朱立元先生商榷

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与追寻实体性“美”，都是中国美学存在的问题。后者对美学的影响更具有方向性、根本性。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影响了中国美学的发展，但不能由此全盘否定认识论的作用。抛弃寻找本体性“美”的思维方式，研究审美现象发生的原因、过程和规律，是中国美学的发展之途。     

南通大生纺织企业与金融资本的关系--兼与章开沅、田彤先生商榷

张謇是中国民族工业特别是轻纺工业的奠基人之一,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史上不可忘记的四位功勋之一。已有的论者一般认为大生集团在20世纪20年代初中期濒临破产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办企业”、外延扩张过快、盐垦各公司拖欠大生纺织企业资金过多、大生主要纱销市场被日本挤占、能源和交通等基础设施滞后、家族经营、经营管理人才缺乏、“有利全分”的“官利和余利”制度等等,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本文则认为大生集团由兴致衰的主要原因是大生企业在资金方面的短缺。     

道义逻辑不是坏逻辑——与金承光先生商榷

道义逻辑不是坏逻辑;道义逻辑不是因为实际应用而产生,它不能够即时的被法律逻辑所应用并不表明它毫无作用;即使是在应用领域同样可以有广阔的前景;在知识表达领域,在多智能主体系统领域都可以看到道义逻辑在发挥作用。     

道德法律化是"可能"和"必要"的吗?——与常建军先生商榷

面对当前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效率低下的严峻现实,常建军撰文提出,道德法律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但是,由于不完全义务的存在,道德与法律在核心内容上并不一致,道德法律化在逻辑上不够周延；道德共识不等于道德标准一元化,道德多元与道德共识可以、而且应该共存,道德法律化缺乏现实基础；道德强制与法律强制具有本质差异,道德法律化是非道德、不道德和危险的；解决道德知行断裂问题,增强道德教育效果,不应诉诸道德法律化,而应立足于道德情感的培养,建立“情感性道德教育范式”。     

陈其泰“红楼梦回目拟改”的得与失——兼与顾鸣塘先生商榷

清代《红楼梦》评点家陈其泰曾对《红楼梦》的回目加以拟改，但并未引起学者们的重视。顾鸣塘先生在《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陈其泰”词条中专门对其《红楼梦回目拟改》进行了评述，认为它“多为败笔”，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笔者却认为，虽然它对个别回目的拟改值得商榷，甚至是败笔，但对大多数回目的拟改还是有道理的，不仅丰富了《红楼梦》研究的内容，而且还体现了陈其泰对《红楼梦》研究的真知灼见，是对红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它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